我插队的地方是平坝，做饭的烧柴非常稀缺，农闲时农民常到青衣江对岸的山上捡柴。队里的年轻人常三五成群结伴而去，一次我要求同去时遭到半开玩笑似的拒绝，说我们可以帮你捡柴，捆柴，但帮你挑不回来，你要跟不上我们，天黑了野兽把你吃了咋办？我说不一定，试一下再说。山上干柴很多，没人看管，同伴们麻利地将捡来的树枝砍断捆好，也给我捆了两捆小一点的，插在扁担两端，准备休息一下就挑柴回家。这时突然出现两个本地的农民，说我们偷了他们山上的柴，要全部没收，把路拦着不让走。情急之下，我站出来说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平坝上没有柴，饭都煮不来吃了，帮帮忙让我们走吧，还讲了一通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两个农民听说我是知青，也说不出反驳的理由，便把路让开。回家的路上，几个年轻人打趣说：“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算白忙了”。下山后大家加快脚步赶路，不久我就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有些吃力，但想到他们先前说过的话，便产生想和他们比试的想法。于是鼓了鼓劲，加快脚步，很快把他们甩在后边。我把柴放在路边，折回去换下其中一人的担子。当我换第三个人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了。这件事的代价是我的双肩都被磨破皮，好几天不敢触碰，两只腿也痛了几天。但这事传开后，从此没人敢小瞧我。后来生产队出工，队里的男男女女特别是年轻人大都喜欢和我一起干活，因为我从不偷懒，还能边干活边给他们讲故事，这在当时农村缺少娱乐活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有时下雨天不出工，生产队长便把上面发的文件交给我，我便挨家挨户给他们宣讲文件精神。我和社员的关系也相处得比较融洽，谁家自留地收棉花或麦子我去帮忙，队里分的红苕我也送给农民喂猪，因此生产队里有人杀猪吃肉都会请我去打牙祭，我的那块自留地，一般都是队里的年青人帮我种的，不仅有红萝卜、白萝卜、豌豆尖、红油菜苔、蒜苗，还栽了两垅甘蔗。记得离开生产队的那年春节，平时对我很照顾的叫张绍全的夫妇，帮我把甘蔗砍了榨汁，熬了满满一脸盆的红糖，我没费一点力，就吃到了香甜的红糖。因为和农民相处融洽，在评工分上也给了我很大的照顾。那时评工分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全劳一个工分是9至10分，妇劳是6至8分，半劳主要是还未成年的小孩，只有5分。社员们评工分时极认真，因这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评到我时，心想最多能评6分，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评了8分，理由是我干活认真，一社员还举例说点胡豆时故意在一窝里多丢了十多颗，见我把多余的一颗一颗捡起来。由于工分评得高，平时也很少请假耽搁，居然年终分配时，扣除全年分的粮食外，第一年进钱一元几角，第二年就进钱40多元，成为队里为数不多的进钱户之一，并被评为公社的“五好知青”。那个被大家称呼为“王乡长”的公社女干部带着人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了我外婆家。
　　 四、“毛刷风波”与“死人事件”
　　 下乡插队时，阶级斗争、路线教育在农村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姓陈的50多岁的大娘，被划成“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平时很少听见她说话，待人和气，偶尔笑时，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儿，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皮肤白净，眉眼清秀，长得很漂亮。因母亲的缘故，平时也不爱说话，和队里几个年轻女孩和小伙子关系处的不错。但一遇抓阶级斗争，生产队民兵连长就把这个“坏分子”抓到保管室开社员批斗大会。第二天出工时，这个“坏分子”脸上就阴云密布，那女孩的眼睛也必定像桃子般红肿着。有时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会，也会让她到场。那位姓陈的大娘也许经历得多了，往往很配合，上台便头低着，腰弯着，叫下台便快快离去，眉眼中竟有些无所谓的神情。会开完后社员们就排队吃队长早准备好的红萝卜缨兑玉米糊糊——忆苦饭。其他社员边吃边打趣，而那位大娘的女儿却默然无声。散会后，社员和那个“坏分子”又开始招呼说话，全然看不出有什么“阶级矛盾”。那时我心里很同情她，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要是没有这么个“坏分子”母亲该多好呀。也不避嫌，有时还陪她说说话，有一次生产队几个与我耍得好的回乡知青和女青年到县城照相馆合影留念，我也把她叫上，至今这张照片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但后来听说，她的母亲那个“坏分子”因不堪历次运动的折磨，曾跳水自杀幸被人救起。
　　 那时的农村，运动也是一个接一个，一会是“路线教育”，一会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时大队还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在搞运动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忠有时也发挥知青的作用让我参与，其中经历的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毛刷风波”，另一件是“学习班有人自杀”。当时在农村，副业收入是农民除工分外挣钱的另一途径，但如果由集体搞副业比如办制作挂面的作坊、养猪养牛等是合法的，收入的钱算集体经济，而农民个人制作出售商品就是违法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天下午，天纷纷扬扬下着小雨，没有出工，大队书记周明忠和另一个姓干的大队干部叫上我，来到3队的一户人家。走进这家时，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坐在天井的阶沿上，面前两根板凳上搁着一块门板，门板上放着许多棕丝和竹板，正在全神贯注地制作毛刷，旁边放着一个背篼，里面放着做好的大半篼成品。看见我们时，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停下手中的活，站了起来。周明忠书记对那人说：“上边有规定，做毛刷卖是不允许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这毛刷要没收哦，以后也不能悄悄做了，被发现了要进学习班的”。那男人听说要没收毛刷，立刻急了，双手紧紧抓住背篼，说：“周书记，我娃儿病了，喂的鸡又得鸡瘟死了，没钱给娃儿看病，连屋头买盐巴的钱都没得，我做几个毛刷去换点钱，你就不要找我麻烦嘛”。另一大队干部说“我们也没法，上头喊查的，不执行我们要遭得嘛”。边说边去拿那背篼，那男人紧拽着不松手。正相持时，那男人的女人突然从屋里出来说：“做把毛刷你们都要管，我娃儿病了没钱看病你们咋不管呢？”说完往地上一坐，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大队书记见状，皱皱眉头，对那俩夫妇说：“今天就算了，二天不准做了，要是下一次再逮到就说不脱了哦！”回去的路上，大队书记的脸色阴沉着，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农民硬是造孽哦！”
　　 又有一次，大概是冬天农闲季节，大队在我们生产队地界上的蚕茧站办学习班，把有各种问题比如地、富、反、坏、右份子、历史上有问题及偷窃、男女偷情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各人带上被褥碗筷，统一吃住。明说是办学习班，实际上是互相检举揭发。白天交代问题，晚上就集体睡地铺。一天早晨五点左右，天刚麻麻亮，守夜的大队干部突然发现睡在地铺上的一个人不见了，打着电筒四处寻找也不见人影。后来在他睡的地铺上发现一遗书，大意是说再也丢不起人，对不起他的妻子儿女，跳水死了算了。学习班一个人自杀身亡，这事立刻惊动了公社，赶紧派人调查得知，这个50岁左右的农民，爱上本队一有夫之妇，被人检举进了学习班，因拒绝承认与那女的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始终过不了关，便走上绝路，投河自尽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因这男的至死都没承认和那女的有关系，也没对那女的怎样。后来我见过那女的，有40来岁，瓜子脸，皮肤有点黑，身材不胖不瘦，很干净利索，但眉宇间有股忧郁之气。就想那男的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否则这女的咋在世上活？可那男的一家就惨了，丧失一个全劳力不说，还被人指责笑话，从此子孙都难做人了。
　　 五、参加公社宣传队
　　 下乡插队不久，公社就组建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由下乡知青李国蓉、陈锦霞、我和回乡知青李淑琴、韩敏华、干宇光等十来个人组成，还有几个工农大队的年轻农民，因会弹奏乐器而被吸收进来，其中的“毛二胡”、“周笛子”据说在夹江县都小有名气。我们白天在公社排练节目，晚上就到各大队演出，虽然辛苦，但不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地干农活，还记工分，因此积极性都非常高。排练的节目有歌舞，有独唱，有舞剧，还有器乐合奏，都是自己编排节目，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被充分调动起来。记得当时排练了一个“收租院”的节目，取材于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的一组雕塑“收租院”。这个节目没有说唱，只用形体动作表演，背景音乐是二胡曲《江河水》。我的角色是扮演一个小女孩，因生活所迫要被瞎眼的爷爷卖掉。在排练中我突发奇想，觉得如果我大喊一声：“爷爷，你别卖我！”，会将悲情推向高潮，效果可能更好，于是将想法说了出来，得到大家认可。结果在演出时，我那奶声奶气悲痛欲绝的一声呼喊，再配以悲凉凄切、如泣如诉的音乐，台下便听得到唏嘘之声，而我也泪流满面。从此便收获了一个别名：“袁奶气”。虽然那时实际上是沿袭“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演出形式，内容也大多是宣扬“三忠于”、“四无限”，但因农村文化生活极端缺乏，我们的演出还是受到农民欢迎。后来因有个叫杨云义的知青的到来，宣传队编排的节目上到一个新的档次。杨云义原就读于乐山一中，是高67级的，除学业优秀外，人很开朗活泼，拉得一手小提琴，还会作曲，在“知青”中算得上“才子”。云呤公社宣传队在他的指导下，逐渐在县里有了些名气，其他公社都争相邀请我们去演出，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记得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马村公社演出，突然传来中共中央召开“九大”的消息，云呤公社谢书记叫了辆货车，连夜把我们从马村拉到县城，连妆都未卸，就汇入狂热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群众游行队伍。
　　 六、前途茫然，却怀着莫名的希冀
　　 日子一天天过去，激情一天天消褪，生活越来越平淡乏味，寂寞和空虚的感觉便常在夜间作怪，有时搅得彻夜无眠。一段时间，在知青中悄然流行一些曲调低沉，倾述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抒发知青迷茫情绪的歌曲。当我第一次听到同队知青翟庆平背着人给我唱改编的“知青之歌”时，竟泪湿眼眶，被深深打动，因为这首歌中弥漫的悲伤、无助的情绪正好切合我当时的心境。一日在田间偶遇教我们初中语文的戴德华老师，穿一件褪色打补丁的蓝布衣服，两只裤腿卷着，赤脚挑一担秧苗晃悠悠地走在田间小路上，这与他平时衣着讲究、穿戴整齐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因读书时戴老师常在班上评讲我写的作文，也常对我进行辅导，我很尊敬和感激他，便急忙喊了声：“戴老师，咋个你也在农村劳动呢？”戴老师对我笑了笑，也没回答便往前走了。这事让我很纳闷也很惊讶，想到连老师都下放农村劳动了，莫非我们真的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心里便有些惶惑。那段时间，更不时传来某某男知青和当地女青年结婚，或某某女知青嫁给了当地农民的消息。曾经以为是造谣，直到有一天，当我印证了插队落户到六队，大家都叫她“毛姑”的女知青真是嫁给了同队的一个青年农民时，我才理解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真正内涵。什么是理想？前途在哪里？我的最终结局难道也是像毛姑，像许许多多农村妇女那样，除了挣工分，就是生儿育女，围着锅台猪圈转？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只有农村才是“广阔天地”？当初怀着一腔激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好了难道不可以去干别的更重要的事？许多问题涌上心头，让我既无助惊恐，又疑惑丛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只能深藏不露。在痛苦与困惑中，便与书为伍，利用闲暇时间和晚上，用读书打发难熬的时光。先是看家里珍藏的书，后找要好的同学或知青借，再后来连父亲在单位“文革”初期查抄“封、资、修”书籍时，冒险为我悄悄保留捎回的禁书诸如“西厢记”、“叶尔紹夫兄弟”等也找出来看。那段时间也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封、资、修的，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只要有书就看，内容兼收并蓄。后来实在没书看了，以前的初中课本语文、代数、英语、历史、地理也让我翻了一遍。
　　 读书让我苦闷烦躁的心得到暂时安宁，不经意间，心中竟升起一丝莫名的希冀，瞑瞑中感觉我的人生会有所改变。一次，大队书记到生产队找我，谈了要我去云呤公社小学当代课老师的事，被我婉言谢绝了，说得出的理由是身材矮小，看起来都还像小孩，哪管得住学生？真实的想法则是当了代课老师，万一哪天有机会离开农村，脱不了身就惨了。我给大队书记说：“你们想让我教书，可我却想读书。要是以后有机会继续读书，你们可以让我去吗？”记得书记当时笑了笑，说：“不晓得，以后咋知道知青还能不能回城，还有没有可能上学哦。”这话又让我心底一片凄凉。
　　 就在惶惑与不安并生，希冀与无望交织中，时间走到了1970年底，这时传来要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全公社的知青集中到公社会议室，听干部传达中央文件。我当时就只记住了一个内容：知青的父母在矿山、井下、森工、少数民族等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可以优先招工回城。我的父亲在川西森工局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优先参加工作，从此告别农村。
　　 当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希望与憧憬，泪水与欢笑如同兴奋剂般让我在暗夜里独自歌唱。
　　 当繁花落尽，年华逝去，一切又归于平静时，回顾知青时的那段生活，竟也五味杂陈。有人说“青春无悔”，也有人说“不堪回首”，而我认为对“知青”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是不能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面对人生困厄和磨难时，因为这段经历，能以坚强的意志应对各种困难与考验。经过个人的努力，取得了大专文凭，获得了高级职称，所著述的论文和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得不少省部级甚至全国性的奖励，成为单位的骨干。但我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自卑和惶恐的感觉：怕水平和能力与承担的工作不符，因我信奉一个人必须“有七分的学养才能干三分的事”；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稍有懈怠而被社会抛弃，因为我那些靠自学而支离破碎拼凑的知识，随时都有捉襟见肘的可能，所以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种紧迫感和焦虑感常让我身心疲惫，直至退休仍得不到心灵上的放松，宛如一辆飞驰的列车，即便按下刹车也会因惯性作用而往前行驶。而这一切则源于缺乏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源于知识结构上的断裂与缺陷，——仅此一点，就足以让“自卑”如慢性毒药般浸蚀我的身心健康，让那些所谓光鲜的“成就”黯然失色，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悲剧——一个人、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