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
　　 在许多篇文章里都写过父亲，但那是我精神意义上的父亲。
　　 我父亲其实是一介书生，一个郎中，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有一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第一次作父亲的时候，母亲坐月子要吃鸡，这只能由丈夫动手。可笑的是，我父亲把鸡抓到手里去拿菜刀时，尽管把舌尖咬得发紫，手却打摆子般颤抖不已，结果是把刀拿到手中，鸡早逃之夭夭了。那一年，我父亲22岁。从此，他被终生剥夺了杀鸡权。
　　 但父亲毕竟去当兵了。那是我有了姐姐和哥哥的1948年。那时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父亲参加的是地方武装兵团，叫做：“湘中剿匪纵队”。在纵队里当医务兵。一年时间过去，全国解放了。不久，父亲的部队又扩充进抗美援朝的正规军。在朝鲜战场上父亲还立过二等功，被提拔为上士班长。当然是卫生班，没有扛枪打过仗的。也幸亏是卫生班，如果上前沿握枪打杖，那双连杀鸡也发抖的手不知握枪会是什么样子。好在父亲从来就不喜欢炫耀自己的当年勇。或许是就根本无勇可言吧。包括他在朝鲜的那段经历也一直没有向我们提及过。
　　 我未出生时，父亲就已转业到了地方，是1955年转业的，第二年底，母亲就有身孕了，第三年9月，我们这个已有四口人的家庭中，又多了一个叫做“静仁”的成员。父亲是转业到地方卫生院的，听说最初是在羊角塘乡镇卫生院，再后来也就是1961年，父亲才到了江南区卫生院，并且担任院长。这算是小小的一件喜事，我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官”，也就是当到这个区卫生院院长止。虽然他的医术在地方上算得上是出类拔萃，而且精于诗词，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悲不已的事——我那担任国家教师的母亲，在没有任何症兆的情况下，居然抛家弃子走上了黄泉路。
　　 大凡一个家庭，多是靠做母亲的撑起来的。母亲死了，就等于家庭残缺不全了。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很沉重是无须言说的，不能仅仅用一句“中年丧妻，痛不欲生”的俗话所概括得了。且不说别的，单说生活负荷，就已经全部落到了我父亲一个人肩上。那年月，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买一个鸡蛋也要一二块钱。住在江南小镇上吃国家粮的我们哥兄姐弟（弟弟才岁半）四人，再也无法度日子了。出于无奈，父亲只好把我们送到了在乡下的老家井湾里。老家的主要亲人，就我祖母一个孤寡老妇。好在我祖母身体还算过得去，把房前屋后的空地全种了南瓜、芋头、扁豆什么的，也能够弥补粮食的不足。
　　 父亲当然没有把我们一送了事。每每在星期天，父亲就会为我们送一些食物来。江南小镇离我们老家有15里路程，父亲总是肩背手提的。他常在外面出诊，自己那份口粮就省下背了回来；手里提的是个小木桶，木桶里盛着米豆腐。也只有米豆腐最廉价，两块来钱可买得满满的一小桶，和汤和水，填肚子可饱食好几餐。那时，我姐姐已15岁了，哥哥也有了13岁。每每在星期日的那一天，姐姐和哥哥就会到村口去接父亲。可惜那时的我年纪太小，无法感受父亲是何心境。现在想来，若是换了我是父母那时的境地，一定会觉得活着不如死了来得痛快。当然，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看法，如果父亲真的死了，又还会有我们这些后来者么？还是不说那些伤心事吧。
　　 记得父亲是不会做农活的。尽管不会做，但眼看着祖母一个白发老妇挖菜园地，父亲就忍不下心，只好抢过锄来。分明看着他是咬着舌尖使劲挖下去的，可锄头一接触到地面，就不见有什么力度了。因此，就总是要在一个旧锄头眼里挖好几次，才能翻得动一小块泥土。老半天下来，地是翻了一小片，但弄得一身汗渍渍的，眉梢嘴角鼻尖上尽是泥土，一双手掌满是血泡，转身一看，所翻过的一小块地又尽是数不清的脚板印，比没有翻过的地松散不了多少。父亲就苦笑着摇了摇头，并且还会游丝般地叹息一声。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胆小怕事的父亲，何以会有那么顽强的生活勇气呢？尽管父亲什么农活也不会干，却又什么农活也难不倒他。比如烧火土灰吧，那是农活中难度最大的。之所以难度大，因为那需要技术。在往年，祖母施南瓜、芋头之类农作物的火土灰，全都是请邻居家有经验的老农来掌管烧的，父亲、哥哥和姐姐只帮一帮忙，当一当下手。不过父亲对此很感兴趣，总是默默看人家怎样起堆，怎样铺茅柴，怎样盖草皮……但是那一年的一天，当然是星期天，父亲却突奇想，说要自己亲手掌管着烧火土灰。他把由哥哥姐姐平日挖来的树蔸一个个嘴对嘴合着起好堆，又到后院的屋檐下去把茅柴一捆一捆扛过来解开，再一层一层地铺在起好的堆上。说也奇怪，那时还是春头上，可茅柴底下却发现有两条蛇扭在一块，像少女织成的长辫子。父亲当然无奈，他是个连鸡也不敢杀的人，打蛇就更不敢动手了。不知是觉得奇怪呢，还是被吓得呆了，他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连粗气也不敢出。直到后来，那两条孽障怕是感觉到了早春的寒冷，才分离开来，悄无声息地溜之大吉了。这件事父亲从来未跟我们晚辈提及过。是若干年后才偶然告诉我们的。祖母还说，春头上看见蛇“相夫”是很不吉利的事。果然，那年父亲被调到龙塘乡卫生院，先是被免去院长职务，尔后又下放到该乡一个偏远的茶场改造，既吊牌子，又戴高帽子，还敲打着破罐子游行……罪名是走资派，是反革命医术权威。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那场运动终于过去了。父亲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平反，只是平反了的父亲并未见得有什么喜悦之色。他已是老态龙钟的一副模样了，错过了喜形于色的年龄。
　　 也应该是呀，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父亲是有理由把许多事物看得很淡的，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吧，父亲坚决拒绝了落实政策给他的院长职务。他只管治病，一心一意地给患者治病。
　　 那已经是1977年了。准确地说，是1977年农历二月的一天。
　　 那时，我已经算得上是全劳力了。在乡办企业的基建队做泥工。
　　 那一日，阳光真的很好，很灿烂，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无边的空旷使人目眩。我正躬着身子在砌墙，耳边却突然响起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静仁！静仁！”一抬头，是我的父亲来到了我的面前，他那天并不见得有什么异样，同样是一脸慈祥，见我望着他，就说：“我想买一件绒衣，跟我去试一试吧，今后你也好穿哩！”前面就是供销社，同父亲一起下了脚手架，七十余步就走到商店的柜台前了。父亲要过一件蓝色的绒衣，自己先穿上，尔后又脱下来再递给我说：“你看合身不？”果然合身。父亲是骑自行车去龙塘卫生院的，看着他吃力地骑上车，那老态龙钟的瘦削背影便渐渐地消逝在远方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禁一酸，想：我虽然是近20岁的人了，但真正地与父亲相团聚的日子其实又并不是很多的，就是偶尔相聚在一起，父子间也很少谈些什么。儿子在父亲的眼里，也许还是个小孩吧。
　　 现在想起来，父亲是有了某种预感的。
　　 他走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噩耗果然就传来了。我还正在脚手架上边砌砖墙边哼着小调，乡中学的一位总务老师就满头大汗地闯进了工地：“哪一位是廖医生的崽呀？”这急切的呼喊声，当然就使我大吃一惊，忙答应：“是我，有么子事吗？”天呐！真是大不幸的事从天而降。他告诉我，你父亲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坡段上出了车祸。幸亏一辆长途客车路过，已把父亲抬上车，径直送往县人民医院去了。那位总务老师刚好就是出差乘客班车回学校来，他是认得我父亲的，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他我所在的工地，便头一拐昏了过去……
　　 我知道事情很是不妙，待我以最快的速度骑车赶到县人民医院时，父亲已上了手术台。他的头部隆肿，一头枯槁发丝已被削去，鼻孔里伸出来一根长长的氧气管……我机械地走近手术台，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这也算是父子间的一种交流吧。突然就记起父亲说过的关于死亡的话来：“人总是免不了会死的。活着时，抓紧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尽量做到不欠人家的就行。”这是前不久父亲与一位老者道闲谈时说过的。当时，双方的神情都显得宁静。父亲此时也很平静。
　　 可以这么说，母亲是父亲亲自送上山去的，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他该给这个世界的，这世界已经得到了。父亲没有欠人家什么了。
　　 医生走了过来，把一份卡片递给了我，叫我签字：“你父亲是脑震荡，头部血管破裂，只有打开颅骨做最后的争取了。”他当然是从我的举止中得知了我的身份，对我说话时，是一种无力回天的语气。
　　 父亲终于没有被救活。
　　 傍晚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有晚霞如火一般燃烧，但那是在遥远的别处，静静地落在床头的斜阳，给死者的脸上添了一些红润。一只白色的老鼠在手术台下窜来窜去，自由自在的样子，无忧无虑的样子。
　　 父亲生于1919年。享年58岁。
　　
　　 二、母亲
　　 母亲的形象在我印象中很模糊，尤其是她的死因更像一个谜团。
　　 还依稀记得1961年的一些片段。那年我四岁，好像是在初夏的夜晚，很深沉的夜，正是在梦中的我，突然被姐姐的抽泣声惊醒了。
　　 姐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哭泣呢？
　　 我无法忘记那一场梦。母亲一手抱着两岁的弟弟一手拉着我，从江南小镇的横渡码头一级一级矮下去。码头是青石条的，光滑可照人影。完全是和往常一样，哥哥和姐姐早已登上了渡船，拍着手招呼我们也快快上船。他俩都是少先队员了，江风掀起红领巾的一角，飘呀飘的，很美的一种境界。是姐姐接弟弟上船的。母亲空出了手来，将我抱起，轻轻一托，我和母亲相继登上了船舷。晃晃荡荡中，船开了。
　　 船开了，我的梦也断了。
　　 睁开惺忪的眼睛，满目是狼藉的景象。姐倚着床沿边抽泣边摇着母亲的双肩，哥哥也起床了，赤身裸体，在姐姐的身边直跺脚，只有不懂事的弟弟还趴在母亲的胸前，一双清澈见底的小眼睛东张西望。他哪会知道自己从此就再也没有母亲了呢？母亲的脸色惨白着，静静地躺在床上。我们上床时母亲还是好好的一个人，她安排我们姐弟先睡下，说她自己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四岁的我仿佛在骤然间猛长了几岁，脑海中就迸出“母亲死了”这一念头来。也就是念头刚闪现，我便跳了起来，推开弟弟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喊着母亲……
　　 母亲是真的死了，父亲没有在她身边。
　　 印象中，母亲那几日的神情有些恍惚。好几回菜里忘了放盐，是馋嘴哥哥最先发现的：“呃呀，菜里没放盐呐！”母亲二话没说，复又端菜去回了一次锅，可分明是该加盐的，不知怎么却把油罐拿在手中了。姐姐就忙去替代母亲，她将油罐放回原处，再把盐罐拿过来……
　　 母亲出自大户人家，又进过新学堂，原本是那种开朗的火爆性格。可能因为是长期与玩童打交道的缘故，也就造就了她凡事让几分的压抑心理。可近几日来母亲是有些反常的。老发闷脾气，有一回，哥哥的家庭作业没有完成好，母亲扬起手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们哥兄姐弟是父亲娇惯了的，尤其是哥哥的性格像牛一样的犟，拿他发泄，就忍不住这口气：“打吧，你打吧，就让你打死算了！”母亲又是两个耳光搧下来，结果是，犟牛一样的哥哥傻着眼没有哭，母亲自己却哭了。
　　 想想，是不是因为那几日父亲没有在家的缘故？
　　 可往日父亲也常常外出，母亲从来都是很淡定地对待这一切的。
　　 家里发生了大不幸的事。在县里开会的父亲闻讯赶了回来。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整整两天没有沾一点饭食茶水。是第三天早上吧，父亲强打着精神起床了。他把我们哥兄姐弟喊到一起，用商量的口气对我们说：“母亲已经走了。父亲撑起这个家是有难处的，送你们到老家祖母那里去，好吗？”姐姐含着泪率先点头，哥哥也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江南小镇，来到老家井湾里。
　　 但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形象又在我脑海里鲜活了。
　　 母亲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成员。和父亲是高中同学，我在写父亲的那篇文字中就记叙过，父亲很少言语，给人的印象无疑很诚实、很可靠，加上他会写诗填词，作得一手好文章，这就会很惹有眼力的女子注意了。他们是当时很少的自由恋爱中的一对。
　　 我们家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曾祖父是廖姓家族的族长。父母亲结婚办得很体面是情理中的事。可那一天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母亲从花轿中下来被接亲的人搀扶着走时，竟还时不时挣出手来掀起顶着的红纱巾头盖看外面。这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所指的意外是新郎新娘双双跪着拜天地公婆的时候。父母亲婚前就曾多次携着手到双方的家中走动过，与彼此家里的长辈及晚辈都有过接触，加上母亲又是一位性情开朗不拘小节的新型女子，对婚礼上的这一套虚假礼节从内心就感到可笑。双方正拜天地时，母亲居然咯咯笑出声来，并且没待新郎揭头盖，自己就把那遮住视野的红纱巾给摘下了。燃烧着红蜡烛的堂中顿时大哗。有人当面指责：“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呢？疯疯癫癫的，一点教养也没有。”把我那胆小怕事的父亲闹得一脸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