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社是水乡绍兴的普通村落，更是人文荟萃的百科全书。
　　 我是四岁那年随父母迁居阮社的，五十余载悠悠岁月，耳濡目染许多关于阮社的传说，但要说对这方水土的认知，感觉只是翻过这部名著的扉页，字里行间传承的典故，序跋题记诠释的哲理，是乡风民俗的好教材，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一
　　 阮社原名竹村，据说是魏晋文人阮籍叔侄南渡后的隐居之地。史载：阮籍，三国魏陈留尉氏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历官散骑待郎，补始平太守，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据传，当年阮氏叔侄与嵇康、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等在一个秀竹茂林的山村里结社盟誓，人称“竹林七贤”。
　　 一声渔笛忆中郎，几处村酤祭两阮。阮籍的爱酒，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传，司马昭一心想拉笼阮籍，有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司马昭觉得此计不错，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为媳。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他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于是，便使出自己的绝招，每天拼命喝酒，每天酩酊大醉，前来提亲的根本没法向他开口，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古时的阮社，是鉴湖水系的一座岛屿，进出必先渡河。阮氏叔侄系中原人，据说当年是闻着酒香泅渡进村的。农历三月的天气，落水后的身体经凉风一吹，冻得脸色发紫手脚僵硬，是村里的爨筒热老酒，才让他们缓过气来的。叔侄俩与文友在阮社的活动，历史上传颂不已，阮社人亦以此为荣。村人除了成立前阮会、晋阮会等社团逢年过节安排祭祀，还将他们尊为这方土地之神。阮社民谚所述“二庙五祠堂”中的二庙，指的就是祭祀阮氏叔侄的前庙和后庙。后庙庙堂所供阮籍塑像，至今的脸色仍然发紫，据说他们当年进村时，就是这副模样。
　　 一方土地，二位社神，这在别处是不多见的，但阮社人却乐于玉成其事。
　　
　　 二
　　 阮社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条叫陈家溇的小河。
　　 所谓溇者，《说文·水部》的注释是“溇，雨溇溇也”，也就是雨水不绝的意思。而明代藏书家陆容则认为：亦方言如“溇”字，本雨不绝貌，今南方以为沟渠之名。旧时的绍兴，大户人家为方便出行，便将江河的水流引到自家门口，作为家人出行或者运载货物的码头。绍兴人俗称这些水路为溇，是某村落或某家族的专用水道。溇为断头河，一端堵塞，另一端则与外河连通。
　　 陈家溇两岸是清一色石砌河坎，每百步建一组踏道，以方便居民淘米、洗菜、洗衣所用，东岸若建有马面踏道的话，西岸则以元宝踏道相配，溇口不大，两条船进出的话，船舷挨着船舷，勉强可以通行。若往溇底方向行五十步，西岸竟突兀出一个平台，将本来不宽的河道，挤得只容一条船通过。陈家溇西岸当时属阮社七村，东岸是八村，两岸间的河道虽然宽仅丈余，但村民若到对岸走亲访友办事体，必须得从溇底绕行，日长戌久，对村民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
　　 对此，阮社人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从靠在岸边的运酒船上找块木跳板，往两岸之间一架，一座便桥就落成了。为保证行人航船两不误，当地乡绅决定聘请专人管理，无船时架起跳板供人行走，过船时撤掉跳板以利航行，功能尤如现代交通的红绿灯，阮社人从此称这处平台为“跳板头”。
　　 我家住在“跳板头”旁一间临河小楼，门前狭窄的石板小路，是当年阮社人出行的要道。伫立小楼朝东的窗前，隔岸可观绍兴第四医院宿舍区的绿树红花。第四医院原为浙江省军区第一疗养院二所，1951年6月由诸暨迁至阮社，次年更名为浙江省第二康复医院，职责是救治朝鲜战场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员，因此汇聚了不少医术高超的医生，其中肺科、肝科的医疗水平闻名全省。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后，遂改名为绍兴第四医院。绍兴第四医院当年的房屋建筑，除了新建一幢工字型平房供门诊科室使用，其余房屋均为章东明濬记酒坊的旧宅。
　　
　　 三
　　 绍兴是黄酒的传统产地，都说绍兴黄酒鉴湖水，其实鉴湖三十六源之水，是分成三曲的。第一曲经古城口至湖塘；第二曲经型塘口至阮社；第三曲经漓渚口至东浦，这三曲地带都是水乡，气候温和湿润，是良好的酿酒区域。清朝道光年间主政江苏八年的梁章钜先生对绍兴酒有过详尽的研究，认为绍兴酒之所以能通行海内独领风骚，原因在于“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鉴湖南岸是绍兴酒集中产地，东浦酿酒作坊最多，产量以阮社、湖塘为先。据《中国实业志》（1933年版）载，当时有年产300缸以上的酒坊68户，湖塘章万润、叶万源，阮社茅大升分别为2910缸、2300缸、2570缸。民国廿三年（1934），绍兴城乡有酿酒作坊2246户。其中东浦576户，阮社435户，柯桥414户……可见东浦、阮社、湖塘是绍兴著名的“酒乡”。
　　 阮社人善酿酒，而且不乏好酒，章东明、高长兴、善元泰、茅万茂等名誉京沪的绍兴黄酒品牌，做得最大的是章东明酒坊，清道光廿二年（1842）五口通商时，每年酿酒六千多缸，每缸六百余斤。六年后，章东明酒坊先在上海开设二家酒行，后在天津设立全城明记酒庄。全城是章氏家族的堂号，全城明记不搞零售，专搞批发，作为向北方运销产品的窗口，客户遍布华北，直至东北各省，生意兴隆之时，年销“京庄”一万多坛。
　　 所谓京庄，就是专销北方的绍兴酒。按当时绍兴酒坊行业的约定，对销往各地的绍兴酒有不同的包装方法，每坛十斤装的称“小京庄”，五十斤的叫“大京庄”，“京庄”主要销往北方。江浙沪一带也有每坛五十斤的在销售，但其名称是改成“申庄”的。销往闽粤桂等地区的统称“建庄”，其中每坛十八斤的是“放样”，三十二斤的叫“行使”。全城明记开业后，与北京同仁堂药店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特地为其定制要陈藏三年才能出仓的“石八六桶”，专供同仁堂泡制地道药材。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年，章东明酒坊因子孙后代对酿酒事业的继承拓展，先后衍生信记、浚记、正记等作坊，号称“三东明”，随后又衍生介记、芳记、伯记等酒坊，均为绍兴著名的酿酒商号。这时，原有场地不敷使用，便陆续迁往阮社东江对岸的章家汇头置地扩建，仅留濬记酒坊在陈家溇底。濬记掌门章寿昌为绍兴县参议员，曾任开泰乡乡长，管辖阮社及附近村落，时任省长陈仪曾为其台门题写匾额。章寿昌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喜追潮流，爱赶时髦，且有配枪，带勤务兵，阮社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
　　
　　 四
　　 阮社许多大户人家，多数靠经营酒作坊起家致富。中国人的传统是“在外闯荡赚钱，回乡购地建宅”，绍兴人自然也不例外，房屋建得多了，户与户之间就形成了弄堂。阮社池湾的酒弄堂，就是绍兴黄酒鼎盛时期留下的烙印。
　　 据传，酒弄堂旧名沟弄堂，原是周边百亩农田的泄水沟，两边房屋建成后，泄水沟被盖上青石板，成为人们行走的通道。这条弄堂长不到百米，宽不足六尺，两边都是石萧墙，南侧是三板萧墙，北侧是两板萧墙，但两板的萧墙做得比三板的还高。曾听人说，古代石萧墙拼板多少，并非取决于主家贫富，而源于地位高低。三板萧墙是做官人家的，二板比三板做得高，是因为富贵不仕，做得高过比邻，有斗气的味道。
　　 据当地相传的口碑资料，此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弄堂两旁院落的主人，是一对亲兄弟，系章东明三弟章渭山的后代，章鸿记酒坊创始人章文鸿的传人。兄弟俩年少时在上海善元泰酒店学徒，民国廿年（1931），循“树大分枝,人大分家”之律，兄弟分炊自立，兄长楚南膝下儿女众多，分得弄堂北侧住宅为业，弄堂南侧酒坊则归弟弟荣生所有。兄弟分家时，楚南已改习儒业，不再专注酒坊业务，为兄的将酒坊让给弟弟经营，多少有点谦让的意思。但话说回来，为弟者的确很争气，时届而立的章荣生接过善元泰酒坊大旗，亲自掌控酿酒工艺环节，将酒坊做到年产千缸以上的规模后，由酒弄堂迁往与章东明酒坊隔岸相望的百罗井，并在上海抛球场开设善元泰绍酒栈。
　　 抛球，就是现在的高尔夫，上海自开辟租界之后，洋人便在这地方建造高尔夫球场，大家看到高尔夫球在空中飞来飞去，有如抛绣球一般，就把这地方称为抛球场。善元泰选择在高尔夫球场附近开酒店，可见住在租界的洋人，也是喜欢绍兴酒的。
　　
　　 五
　　 曾为国共和谈密使的曹聚仁先生，是有着徐霞客般阅历的著名记者，其所著《万里行记》有专门的篇幅介绍绍兴酒。说到绍兴的酒坊时，曹聚仁先生写道“阮社村到处都是酿坊，满堤都是大肚子的酒坛，一眼看去，显得这是醉乡了”。酿酒致富是阮社人的传奇，反哺故乡是酒坊主的境界。章东明一脉世代行善，其家族每到除夕之夜，便派人走遍全村，若有人家黑灯瞎火，便从门缝里塞几块银元进去，让人家能过个安稳年。咸丰辛酉年（1861），太平天国来王陆顺德兵发绍兴地区，老一辈阮社人称做“长毛造反”，当时柯桥附近经常有饥民饿死逃难之途，远在宁波经营酒店的章文锦听说后，专程赶回阮社与乡亲共渡时艰，给冻者以衣被，使逝者得安葬，让饥饿者吃餐饱饭。
　　 阮社的古建筑多数是砖木串架结构建造的，用现代防火的眼光看，属于B3级防火材料，极易燃烧，且无任何阻燃效果，火灾危险性很大。当时绍兴农村三餐的柴火，是农田收割后的干稻草；夜里照明的，是没有防护的油灯盏；冬天取暖的，是盛有炭火的铜火熜。这些东西都是易燃之物，一旦引起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或几个救火组织，也就是阮社人俗称的“水龙局”。
　　 当今阮社人记得的“水龙局”有三家，一家在纸灰溇，由李氏家族发起，名字堂号暂无法考证；一家在池湾，发起人是章楚南、章荣生兄弟，取名永潜救火会；还有一家是东江的永安救火会，发起人叫章瑞年，人称“五店王”，也是开酒作坊的。当时的救火会是有严格组织的，有董事、理事、监事，有管理维修的专门人员，还有专职的账房先生。每条龙船除了龙兵，还配有泥水木匠，泥匠机灵，能上房控制水枪，木匠带斧，可破门而入救人。东江永安救火会配有两支水龙，一支是手动的揿杠龙，一支是德国进口的机器龙，是当时很罕见的进口货。
　　 阮社的“水龙局”常年值班人员，接到火警就亮起红灯，值班人员分头而行，敲锣向村里人报警。听到锣声或者见到红灯，龙兵和村民就会飞快赶来集合。每条龙船两旁有七八个人划桨，谁坐前艄，谁去后艄，位置都有明确的分工。赶到火场，机器龙出水压住火势，揿杠龙跟进专攻余火，看似分头灭火，其实规范严谨，“水龙局”可以说是个英雄群体，阮社这么多人家的房屋，历数百年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老老少少几代龙兵的功劳，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六
　　 201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历史地理学大师陈桥驿先生的自传《八十逆旅》，老先生在文章中深情回忆自己年轻时出任阮社小学校长的经历。他说，“这是一个富裕的大村，所以这个学校在当地的最后优势是经济宽裕，而教师的待遇也比较好。学生只收书籍费，不收其他费用，比当今义务教育制度下的小学收费要低。经费的来源是两项，最大头的是酒捐，因为这里是著名的酒乡，每制一缸酒除了正规的捐税外，附加一点很少的教育费。”
　　 陈桥驿先生是绍兴沦陷后被委派到阮社担任小学校长的，当时柯桥属敌占区，是绍兴农村乡镇唯一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员驻扎的地方。而鉴湖以南山区是国统区，国共双方均有队伍在这一带活动。阮社夹在两地之间，属于游击区，用老先生的话说，是喝“两口水”的地方。老先生所说的“两口水”，意思是游击区的学校既是伪县政府管理，但民国老县政府也管。校长是伪县政府任命的，老县政府照样发文到学校。陈桥驿先生当时的念想是通过喝“两口水”，与国民政府接上关系，借用当时的俗话，叫做“白皮红心”。年轻的陈校长在尽力抓好文化课的同时，不忘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上音乐课，不能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组织学生唱“满江红”。其实“满江红”是蛮鼓舞人心的，因为这首歌的主题是“还我河山”。
　　
　　 七
　　 说起抗战这件事，前些天刚巧看过一份有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资料，谓“民国十八年（1929），蒋介石宣布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令钱大钧为教育长赴任接办，共教育第七、第八两期学员”。第七期共有学兵1677人，其中，步兵科第二大队第四队学兵章振林，便是从池湾司马第走出去的阮社子弟。
　　 次年夏天，武汉分校第七期学兵毕业后，章振林等被分发到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三师见习。教导第三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可谓国民革命军之铁血劲旅，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均为蒋介石八大金刚之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