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钟正准备吃饭，大哥打来了电话，说四嫂走了，田钟慢慢放下手中的筷子楞在了那里，这个猝不及防的噩耗使他半天回不过神来，才六十出头呀，怎么可能呢？尽管天气天气炎热，热浪一股一股扑来，但他浑身直觉得发凉，心一阵一阵往下沉。他没有心思再吃饭，回到单位给主任请了假后，回到宿舍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火车站买票。票买好时已经六点多，离开车还有两个多小时，他才感觉有点饿，到车站附近买了泡面和矿泉水吃了一点，等到二十点三十分，坐上从上海发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出发了。
　　 由于心情过于沉重，一路上他除了抽烟喝水什么也不想吃，买的盒饭吃不上几口又倒掉了。觉也睡不踏实，刚睡着便惊醒了，总是觉得四嫂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
　　 田钟的堂哥四牛，大名田耕读。因为从小人们叫惯了四牛，叫田耕读觉得拗口，除了开会偶尔提到一下，平常没有人叫他的大名。六岁那年害了一场小儿麻痹，不但身材没有长够标准，一只胳膊也弯不过来，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请媒人带他到处相亲，可是没有哪家姑娘看上他，比他小五、六岁的人都结婚生子了，他还是单身汉。
　　 四牛干不了犁地割麦子这样需要双手才能干的活计，便让他给生产队放牛喂马，既是牛倌也是饲养员，除了早晚回家吃饭，一年四季住在饲养场里。因为那时候狼多，尤其是一到冬天，接连下上几场厚雪，狼在山里找不到食的时候，就会串进村子里来，狼最爱叼的就是猪和羊，所以饲养员是不能离开饲养场的，尤其是晚上。就在四牛二十八岁的那一年，快到秋收的时候，邻县下了一场冰雹，庄稼绝收了，到了冬天讨饭的人特别多，村子里的狗一整天跟着讨饭的人吠叫。刚开始人们还给讨饭的人给一块馍馍几颗洋芋，一个月后只要一听见狗吠，家家就赶紧把大门闭上了。讨饭的见讨不到东西，不是边走边骂，就是狠狠地将狗抽一顿棍，不时还和村里人发生口角。
　　 除夕这天，四牛一家正要吃年夜饭，来了一对讨饭的母女。母亲有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发白了，女儿只有十七八岁，她俩穿的都很单薄，大冬天还穿着一条单裤，娘俩的棉衣都破的掉棉花。四牛父母见这对母女实在可怜，就赶紧让到炕上，给一人下了一碗面条，看样子母女俩都是老实人，各吃了一碗就不好意思再吃了，吃过饭天也黑了，就只好让她们住下来。晚上四牛和父亲睡在饲养场里，让这对母女和他母亲睡在了家里。这对讨饭的母女因为四牛一家的善良而感动，得知四牛还是单身，第二天早上讨饭的母亲便主动提出愿意把女儿嫁给四牛当媳妇，连彩礼也不要，只要给他们一百斤粮食就行了，这可把四牛一家乐坏了，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便满口答应下来。
　　 四牛的媳妇名叫郭秀云，因为营养不良，身材既矮又瘦，脸色黑而略黄。刚满二十岁的她，已经给别人当过八个月媳妇又离婚了。因为娘家里穷，她又性子直不会甜言蜜语恭维人，婆家人看不起她，婆婆自己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拿她出气，她不顶嘴还好，如果顶嘴就教唆丈夫打她，挨了打还不让她吃饭。她要离婚但固执的父亲怎么也不让她离，说年轻人吵吵闹闹是正常事，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和你妈打架。春天的时候，一只母鸡不知怎么没了，是被黄鼠狼拉走了还是在外面啄食的时候被别人打死了，整个村庄找了一遍了连一根鸡毛也没见，婆婆一口咬定说她偷着拿给了娘家，于是娘俩拿住她狠狠打了一顿，于是她才下定决心离婚，父亲也不再说不让她离婚的话了，前不久才办理了离婚证。离婚后她就跟母亲出来讨饭了。
　　 秀云嫁给四牛后不到一年便变了个样儿，身材长高了长胖了，脸色也红润起来，她走起路来脚步轻盈，腰身柔软，加上两条乌黑发亮大辫子左右摆动，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媳妇。只是说话吐字不清，把为人民服务说成是为（银们）服务，但哪有什么关系呢？在庄稼汉眼里，女人只要会生娃会做饭洗衣服就行了，谁还在乎她说话不好听呢，并且她还比本地的女人多会一样——念过书会算账。
　　 秀云的娘家是一个靠近公路的百十户人家的村子，相对于只有几十户人的田家旮旯已经是大地方了。秀云一共只上了四年半学，五年级的那年和前夫订婚后父亲就不让她再念书了，那一年她十五岁，因为还不够劳动年龄，生产队不要她，只好在家里管弟弟和妹妹，喂猪养鸡做饭，在家呆了一年，第二年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队长见她小，把她派给老牛倌协助放牛看马。虽然是个姑娘家，但她有点像男孩子的性格，竟然喜欢骑马，生产队共有六匹马，没有哪一匹她没骑过，其中有一匹枣红色的儿马，那年才两岁口，还没有套笼，她也敢骑，为了骑那匹枣红色儿马，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最终还被是她驯服了。于是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马倌。人们给她起马倌这个绰号，不仅仅因为她敢骑马，而是在牛马交配的时候，她也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脸一红就跑开，而是像男人们一样大大咧咧的盯着看。所以人们觉得她傻，所以也包含着轻蔑她的意思。
　　 秀云年轻的时候，力气很大，一百多斤的东西不需要人扶就扛起来了。那时候的人们喜欢开玩笑恶作剧，尤其是不论谁家媳妇生了头一胎孩子，满月的那天要摆酒席，婆家和娘家两面的亲戚都会来恭喜，两面的亲戚到齐后就要举行一个仪式，小孩子的爷爷奶奶及同辈的男女，只要是本家族的人，都要被外姓人，主要是同村人，用墨水把脸摸黑，如果是孩子的太爷爷太奶奶，就要把脸涂成红的。爷爷奶奶们反过来也可以涂抹对方，直至闹到筋疲力尽。秀云喜欢热闹，一见村里谁家生了头胎孩子，就打听哪一天的满月。打听好后，就早早准备好了摸脸用的墨水。因为她力气大，手脚利索，常常是赢家。村里几个“坏”小伙子，经常在秀云跟前占不到便宜，觉得很没有面子，便商量好等秀云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从背后突然上去摔倒，另一个去涂抹她的脸，结果他们几个又一次败给了秀云。普通的满月仪式，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摔跤。不是被小伙子把她压在下面，就是她把小伙子压在下面。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要触碰到身体的敏感部位，往往小伙子被弄得面红耳赤，她却不大在乎。于是有个姓魏的人便想入非非，以为秀云是那种风骚女人，一次四牛不在家的时候，晚上去敲她的窗子，想她的占便宜，结果吃了闭门羹，闹得满村子人都知道了，不但被队里开会批判，没过多久老婆也离婚了，从此本村的男人谁也再不敢打秀云的歪主意。
　　 四牛结婚后，两口子仍然住在饲养场里，连富贵也是出生在饲养场里的，小时候人们都叫他牛犊。自从有了富贵，秀云不再像以前那么去和小伙子们“疯”了，但嘴上的荤话却不少，不论什么正经事，经她嘴里说出来就就显得不正经了，能把人笑得背过气去。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笑声。秀云不喜欢打扮，或许不会打扮。她的针线活本来就不好，缝的衣服不是一只袖筒长一只袖筒短，就是前襟和后襟不一样长，常常闹出很多笑话。因为不喜欢做针线活，很少穿过布鞋，一年四季，除了大冬天便不穿袜子，光脚片上穿一双黄色的球鞋，而且鞋帮上全是干牛屎和泥巴的残痕。
　　 七十年代初期，农村开始普及计划生育了，为了给女人们放节育环打针方便，每个大队要求培养一名女医生，因为秀云识字成了培训对象。到县上培训了半年之后便安排到大队保健站做医生，那时候叫赤脚医生。保健站一共三个人，赵医生已经五十岁了，他学的是中医，解放前他给一家药店做过学徒，他对中草药的炮制和加工非常内行，也认识很多本地的中草药。另一个三十多岁的刘医生是六十年代当兵的时候在部队里学了一些医术，退伍后又被公社派到卫校学习过一年，他擅长外伤处理，是保健站的站长兼取药的。
　　 自从成了医生后秀云比平时忙多了，除了全大队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要她做，社员们有个感冒痢疾肠炎之类的病要她看，尤其是妇女们，不方便给男医生看的病，更要来找她治疗。也就是她成为赤脚医生的那一年，大队正在办合作医疗，做医生的不但要看病，还要抽时间上山采草药。因为那时候她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干什么都不怕，大清早起来跟着赵医生上山去采药，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也不觉得累，晚饭后等两个孩子睡着了，她才将白天采来的草药整理好，等到有时间了再加工炮制。一年下来她不但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中草药，并且也记住了很多许多中草药的药性和配方。病人多的时候使她常常顾不上做饭，四牛要给牛羊添草拌料也没时间做，做饭的任务落到了富贵和富兰的头上。那时候富贵还不到十岁，富兰才七岁。田钟家和富贵家一墙之隔，田钟奶奶见两个孩子做的饭不是没煮熟就是做糊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让田钟去帮忙，那一年田钟十三岁，正上小学四年级，比起富贵已经懂事多了。秀云也把田钟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论是去县里学习还是公社开会，秀云总要买点糖果回来给他们三个平分，有什么可口的饭菜不忘给田钟留一份。不常来的病人，往往把田钟错当成秀云的孩子，为了讨好医生便夸赞说，你看人家的这三个孩子多听话、多聪明，这时候秀云便会故意开玩笑问，你看这三个孩子哪个像我，病人如果猜错了的话，秀云就会哈哈大笑，把病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这才告诉说，那一个是小叔子，或者说大的那个是孩子的叔叔。
　　 不论家庭条件较好的，还是困难户，爱讲卫生，穿戴整齐的，还是邋遢窝囊的，在她眼里一律平等，都是病人，更不会厚此薄彼。那时候药品特缺乏，每个医生只配了一支氯霉素，上面规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有个绰号叫“驴客”的人，是全大队有名的特困户，和秀云又不是同一个村子的，“驴客”和四牛二哥同时患上了伤寒病，只是“驴客”的病情更加严重一些，秀云把仅有的一支氯霉素注射给了“驴客”，挽救了“驴客”的生命。四牛二哥的病虽然也好了，但对秀云非常不满，好几年和秀云不搭话。
　　 秀云热爱她的工作，不论天阴下雨，白天还是夜里，只要有人来找她看病，从来不会推脱，有时候半夜里看病刚回来睡下，又有人来找她，她只好起来穿上衣服去出诊，尤其一听孩子病了，并且病情严重时，她更不敢耽误片刻，立即起来背上药箱就走。每年冬天农建开始，她也和社员们一起到十里之外的地方边修梯田边看病，直到放工后回到家时已经半夜了，第二早上天不亮又走了，富贵和富兰兄妹俩十天半月看不见一回妈妈。
　　 尽管忙，但心里充实、踏实、自信，她的这份工作让很多人羡慕。当人们亲切地叫她郭大夫的时候，除了心里感到被人认可与尊重的满足外，还能给家庭带来实际好处，每月五元的补贴，两元交给生产队记工分，剩余的三元买油盐酱醋，火柴煤油等日用品绰绰有余。
　　 就在毛主席老人家去世后的那年正月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由于队里缺少耕牛，到甘南买来了一批牦牛，那些牦牛是在草原上长大的，野性十足，一看猪狗及穿红衣服的人便撑起四蹄，瞪圆眼睛做出俯冲的姿势，听见驴子叫也会吃惊地竖起耳朵，一旦受惊就挣脱缰绳狂奔起来。四牛就是在拦阻受惊了的牦牛的时候摔断了腿。虽然队里派人把他送进县医院做了接骨手术，但由于村里到县城一百多里路，那一天晚上正好下着鹅毛大雪，路上湿滑，两个人轮换着用架子车把他推到医院里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伤口已经生了冻疮。尽管医生们全力以赴为他做了手术，结果还是不理想，半年后才能拄着拐杖勉强走路。他再也干不了喂养牲口的活了，不是整天坐在大门口看村里几个老头子打扑克，就是在菜园子里侍弄半日，还动不动就发起脾气来，不是打骂孩子便是冲着秀云发火。从此再也听不到秀云的荤话了。年底分口粮的时候生产队的干部为难了，按人口计算的粮食分过后，才分按公分计算的粮食，全队二十多户人，就四牛家的公分最少，这样下来一家四口人的口粮根本不够吃，他们只好去请示大队领导给予四牛家一点照顾，大队支书批示后，才分够了全年的口粮。
　　 第二年大队干部便把四牛安排到苗圃里，苗圃的活计很轻松，除了给树苗喷洒杀虫药，除草浇水外就是看管着不要让牲口和小孩子们糟踏树苗，一天只有七分工，乍一看比干其它活计少三成，但天阴下雨也不扣分，全年下来和其他社员差不多。秀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又有了笑容，又开始说些荤话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就包产到户了。
　　 冬天，一年的庄稼结束后，粮食装进了柜子里，人们正准备要拾柴火杀年猪的时候，县上派来了的工作组召集社员们开会，向社员们宣布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社员们一听要把集体的土地和牛羊牛要分给大家，由社员们自己单干了，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喜悦。在分地分牛羊的时候，一些人为了分到好地和好的牲口，互相争吵的面红耳赤，分不下去的时候，便采取抓阄，还有为争一块好地或一头好牛不惜动手的，那些天村子里气氛紧张而热烈。不论屋里屋外，大街小巷，人们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到晚上入睡前，总是离不开分地分牛羊的话题，但也有极少数的人对单干表现的比较冷淡，对分到好地和牛羊与否不放在心上。一部分人是自以为看透了政策，认为前半年分开是让社员们好好劳动，到年底又会合起来的，所以不当回事，也有把自己的利益不太看重的人，秀云一家人是后者，对分地分牛羊并不热心，在讨论分地分牛羊的时候，便打发富贵去开会。秀云家四口人包括自留地，一共分了八亩地，除了三亩水浇地，另外五亩旱地不但土质差，还是全队最远的地，遇上干旱的年成，连本钱都收不回，分的一头黄牛是“随草干”，这种牛随着山里的野草干枯了牛也就瘦了，分的最好的是羊，六只羊中只有一只是老羊，其它的几只正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