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个世纪我们的故乡，勃兴一支支土匪武装。他们的兴起和衰亡，就是一篇篇值得记忆书写的故事。
　　
　　 一、“南大荒”土匪的消灭
　　
　　 辽河三角洲曾经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和芦苇塘，被称为东北的“南大荒”，这片南大荒，就包括了我的故乡，位于北镇县与盘山县、台安县交汇处的柳家地区。
　　 早在上个世纪初，南大荒是关外有名的匪县。特别是1945年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北镇、盘山境内仍然遍处是土匪（也称“胡子”），多达千余人。他们打家劫舍、烧杀绑架，使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中。土匪们还依仗国民党的支持，和当地地主武装结盟，经常攻打农会，袭击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杀害了不少土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其中，中共盘山县工委副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张永利也是被他们杀害的。他们破坏了人民民主政权和解放事业，抢走了胜利果实，企图颠覆新生政权。
　　 为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3月至7月，盘山县公安部队出动干警300余人，多是翻身青年，配合解放军309团进行剿匪。当时执行的是“打击主要，争取次要，投降宽大，立功受奖”的政策。斗争中，在首战即击毙土匪101人，后共俘获土匪296人，送辽南公安处集训，为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到了辽沈战役之后，全国解放曙光在望时，盘山境内又有零星土匪开始活动。为了彻底清除匪患，迎接全国解放，保护胜利果实。县委指示公安部门再一次对土匪进行彻底的清除。
　　 1949年1月，刚组建不久的盘山县公安局（1948年7月组建）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对抓获和招降来的316个土匪进行教育改造。第一期集中76人，第二期集中160人，第三期集中80人，当时称“改造训练班”。并抽调三名干警具体负责此事。其中从治安股抽调了颜世洪，从审讯股抽调了王守业，从政保股抽调了娄凤义。“改造训练班”设在县公安局东侧富商杨阁忱开的大车店（今双台子区东风农贸市场附近）。
　　 这316个土匪如狼似虎，杀人如麻。随时可能组织暴动、组织抢枪杀人，颜世洪等同志感到责任重大。但他们面对这群土匪，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对他们对症下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他们不厌其烦的讲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我党如何推翻三座大山，如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讲土匪横行对老百姓的危害。颜世洪和同志们在办班期间，对土匪的饮食、睡觉、学习、劳动等方面都安排得极为周到，还经常找一些思想有顾虑的土匪谈心，费尽心机。他们长期忙在那里不回家，工作上废寝忘食，每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点都不敢疏忽。
　　 很多土匪都是穷苦出身，多是因境内水患频发、苛捐杂税严重，更受不了官府威逼、地主恶霸的欺诈，才被迫当的土匪。他们被颜世洪等人的教育所感化了，感到政府把他们当人看了，奇迹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土匪都主动坦白罪行，决定痛改前非，还积极检举揭发他人。通过这些，颜世洪等人已查清境内土匪准确情况。解放前，全县有土匪101股（也称“绺子”），千余人，他们组织严密，行动诡秘。其中，“大拦把”有57人，他们即匪首，也称“大掌柜”、“大当家”，多是心狠手辣、心智出众、枪法超群之人。其中，臭名昭着的有“大本字”（王德本）、“天胜”（李旭东）、“老二哥”（李百川）、“合山”、“东洋”（王岳东）、“双全”（王铁林）；“二拦把”有49人，他们是匪首的助手、接班人；“炮头”有41人，他们是带领土匪冲锋或断后的，枪法极好，多是亡命徒，是匪股中的“三把手”；“水箱”有26人，这些人是念过几年书但却落魄的文人，负责管理财务、文秘；“秧子房当家的”有32人，他们负责看守人质的，多是精明却又愚忠之人。还查明，有“匪窝”24家，“棒子手”29人，“匿匪”39人，“反动突击队”……土匪们还纷纷交出了从老百姓家中抢走的粮食、大车、咸盐、衣服、苇席等物资，同时还交出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部分从农会处抢走的。这些土匪在改造期间，没有一个和颜世洪他们对抗的，也没有脱逃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被戴手铐脚镣的。通过教育改造后，这些土匪均被释放回家种地，很多人后来还娶了媳妇。
　　 但到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辽西省公安厅据此召开了公安局长会议，对“镇反”工作进行了紧急部署，决定于当年6月2日统一行动。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厅会议精神，盘山县委抽调干部到一些地方开始调查摸底，公安部门也组织力量搜集情况。4月初，对血债累累的土匪头目王德本等人进行了密捕。6月2日零时前的统一行动中，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7月4日，县城召开了公审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会上当场将民愤极大的王德本、王铁林等人枪决。大洼、田家、沙岭、胡家等地也召开了公审大会……大刀阔斧的“镇反”工作令人民群众言情激昂，奔走相告，“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的歌谣也马上传遍全县，后来“镇反”工作继续进行，全县匪患基本消除，南大荒人民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二父亲口述
　　
　　 父亲李洪臣，对辽西柳家地区的胡子，进行过全景式的追忆，讲述了九件土匪的往事。
　　 第一件事，小胡子刘老三和刘老八。
　　 小赵家屯的老刘家族，是开创小屯的老户之一。老刘家子弟，很少向外定居，基本都住在小屯里。可以说，刘家是屯里的一个大户。刘家的兄弟排行，是亲兄弟和叔伯兄弟一起排。但是刘家老二和老四，小屯人从未见过。父亲说，自从他记事起，就是刘老大、刘老三、刘老五、刘老六、刘老七、刘老八。刘老大生子刘福荣，刘老三生子刘福有，刘老五生子刘福贵，刘老六生子刘福德、刘福山、刘福成，刘老七生子刘福琴。其中老五与其他兄弟是叔伯兄弟，其他兄弟都是亲兄弟。在旧社会，一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象我的祖父辈的岁数，一般情况下当胡子的都不少。那个时期的辽西一带，各地当胡子的都不少，干胡子是普遍现象。那时哪个家族都差不多有人干。有时气的被别的胡子欺负了，就说咱也干去。有时也就是跟着胡子溜达两天，最后解放后都有了污点。有时还有危险。
　　 刘老三大名叫刘会文，给地主扛过活。由于生活困难，也随黑道当上了一段时间胡子，那个时期他也就是个普通土匪，连枪都没有，就跟大土匪溜达，虚张声势。因为他没有出名，也没人告他抢劫，解放后政府就没有追究他。大家知道他历史有点问题，但他也不干啥，也没干啥坏事。
　　 解放后刘老三种上了自己的土地，由于生活节俭，家中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刘福有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他十岁上的小学，学习成绩好，中学毕业后考入黑山县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全柳家乡也只有他一个大学生，是当时家乡的第一个佼佼者，给他们刘家增了光，全村的人也为之祝贺。刘福有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在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大学后农村生活稍有好转。但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一年到头在生产队挣工分也分不到多少钱。两位老人就靠养猪养鸡卖些钱来供儿子读书，一家人靠勤俭持家，兢兢业业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那时候刘会文老两口和儿媳崔秀芬在一起生活是很和睦的。为了刘福有读大学，虽说生活暂时有些困难，他们全家人也感到很幸福。”
　　 刘会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用时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我的儿子读上大学。”在那个时期，全柳家乡只有他的儿子读上大学，所以他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到荣幸。
　　 小胡子刘老八是个大个子，擅长踩高跷。有一次过春节，他整了一个特别高的大高跷子。高高地坐在老赵家下屋的小平房上绑高跷。结果，他绑的不结实，走几步“咵”一声折断了，摔了个大跟头。1948年，接近解放了，刘老八跟柳家土匪王振东到通辽去，被人打死在那里，才二十来岁，还没有结婚。
　　 第二件事，房刘氏脱身记。
　　 辽西土匪以抢劫为主要生存手段，既然是抢就必然要动刀动枪，也必然要伤人杀人。土匪的抢劫往往是雁过拔毛式的，经常是一村一镇地抢，只要进了村，便挨家挨户抢。金银珠宝，猪马牛羊，粮食布料，针头线脑，见啥抢啥。土匪另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是绑票。土匪抓来肉票，便开始疯狂折磨，甚至割下肉票的鼻子耳朵，以威逼家人拿钱。被绑票的人家多被勒索得家破人亡。在土匪的抢劫过程中，妇女的境遇最悲惨。土匪们除了发泄兽欲外，还残忍地祸害妇女。但是，因为柳家地区土匪颇多，往来土匪忌惮报复，对本地的祸害稍轻一些。多年来，发生过一起绑票案，最后却出人意料地和平解决了。
　　 1925年的秋，从东南方盘锦大苇塘来了一伙土匪，有二十多个人。听说柳家小赵家屯有个房刘氏，年龄在二十二岁左右，丈夫因与老丈人闹翻出走，几年音信皆无，所以人们都称为房寡妇。这伙土匪的头子叫占山有，是个好色之徒，听说房刘氏长得非常好看，就带人把她抢了去，带到盘山县南的赵家村，要拜堂成亲，娶个压塞的夫人。
　　 到了赵家后，占山有就想和房刘氏拜堂成亲，房刘氏是个烈性的女人，说什么都不拜堂，而且是大骂占山有你不得好死。到了晚间，占山有就想和她一起住，她就抓住一把剪刀，对着自己的胸部，大声说：“你敢进到屋里，我就死给你看。”占山有虽说是土匪，但是也考虑到，为了女人，出了人命也不是好玩的，在黑道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打消了和她同住的念头，就找屯里的妇女给说和此事，房刘氏说什么都不答应。这样僵持了三天时间，占山有还是不能得手，就想到来硬的，强行和她同居。
　　 房刘氏被抢走后，家中就剩一个孩子，他的妹妹就把孩子抱到自己家中，妹夫陆春林是我外祖父的二哥，于心不忍。他早年曾入胡子，也有些黑道上的朋友，一打听，知道房刘氏被占山有一伙土匪抢到了盘山县南的赵家村，想拜堂成亲，房刘氏说什么也不答应。
　　 陆春林就冒险亲自出面找些绿林中的朋友，又找到占山有，把事说开。占山有一看，一是想成亲，房刘氏说什么都不干，二是又有绿林中人出面说和此事，到此就做个人情，借坡下驴，就把房刘氏放了回去。
　　 房刘氏回家后还是像原来一样过日子，为了自己的小儿子。那时家中住的是两间草房，还是靠织布和种地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房刘氏被解救回来后，她的老父亲刘老锢露也来了。看到女儿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很辛苦，还被土匪抢去过，想到原来对姑爷子说的一些话、做出的事是有些过火了，造成女婿离家出走了，现在已经三年多了还没有回来，到现在还是音信没有，生死不定。女儿年纪轻轻的就守活寡。想到此处，不由的心里也有些内疚。刘老锢露想给女儿再找一个好人家，有了男人的依靠，也好过些安定的日子。老父亲把此事就和女儿说了一遍，当时女儿气得不得了。由于是自己的老父亲，不能跟父亲吵架发火，停了一会说：“爹爹，虽然房广田走了，生死未卜，但我已嫁到房家，还有一个儿子，我是生是房家的人，死是房家的鬼，我决不改嫁，守着我的小儿子也要过下去。”老父亲一听女儿说的话，也不能再说下去了，当天就回家去了。
　　 房刘氏和小儿子继续过非常艰苦的日子。自己虽然是个独身女人带个儿子，屯里的人谁也不敢欺压她，而且是有很多人看到她们母子过日子的艰苦，经常帮助干些重活。这样，她们母子相依为命，靠种地和织布，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孩子长到八岁时，又送私塾读书，后来又到夏家的官办的小学读了几年书，取大名叫房廷柱，在当时农村的孩子中，也算是很有文化的人。儿子到了十八岁，母亲又为儿子定了媳妇，女方是台安县桑树林子东大岗子村常家的女儿，名叫常风珍。财礼如数过完后，当年秋后就结了婚。有了儿媳妇，日子过得更好起来。母亲还是织布，地里的活就由儿子和媳妇来干了，房刘氏这才觉得日子过的有了劲头。
　　 1948年，柳家解放，房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家有三垧土地，他们的日子在当地是中等以上的水平。不久在柳家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房廷柱有文化，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入了党。
　　 第三件事，柳家忠心塔。
　　 小时候我们柳家公社忠心塔为砖石结构，塔身各面镌刻语录。建塔名为群众自发向伟大领袖表忠献忠，实则是各地政府行为。及至文革结束，这些忠字塔绝大部份都被摧毁拆除，个别改作其他设施。忠心塔肇始于文革，全国各地都在交通要道等重要场地建立高大的碑塔，名曰忠字塔。我们偏僻的柳家，一个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四县交界的低洼农村，也毫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乡村的平静被打破。最明显的，就是在乡政府前的交通要道，说是交通要道，实际上是最原始的交通要道一一一条县道的正中间的一点，将完整的县道分为左右两道，过塔之后又合二为一。而它又决不是一些城市环岛中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实在是妨碍车流。自我记事起，这里就矗立着改装后的“忠心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