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梅坪村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山坡上错落稀疏的宅院里，偶尔传出一两声鸡鸣狗吠。然后，又归于寂静。
　　 明晃晃的烈日下，60岁的古槐基安静地坐在教室门口，四周高山连绵，头顶的天空瓦蓝瓦蓝。对面山坡上就是他家的老宅。
　　 七月里，他已经填了退休表，但没有人愿到这个偏远大山里来，秋季一开学，他又回到了山里。他说：“没人来，我走了，还有两个孩子，年龄那么小，到哪里去上学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37年里，古槐基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他一次次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是无奈，还是担当？如果退伍那年不接那个茬，咬咬牙走出大山，古槐基现在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
　　 都说山路十八弯，但进梅坪的盘山路远远不止18道弯。山路崎岖狭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车子在路上颠上颠下，忽左忽右，摇晃颠簸得人心直往嗓子眼里蹦，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陪同我的惠东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永茂说：“以前进出山是一条不足1米宽的黄泥小路，遇到暴雨天，时常发生山体滑坡，道路泥泞，村里人有时几个月都无法出山，这条水泥路还是在古槐基的带领下修的，2009年7月才通车。”
　　 抵达安墩镇水美小学梅坪教学点已是正午。传说中的“草根英雄”“广东好人”――古槐基，站在教室门口，背微驼，鬓发微霜，一身迷彩服，透着军人气。
　　 梅坪是个自然村，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安墩镇最北部，这里海拔1186米，层峦叠嶂，近处是山，远处还是山。村里孩子到山下最近的水美小学上学，要走7公里崎岖山路，村民想买点日常用品，也要早出晚归，跑到山下11公里外的安墩镇洋潭村去。
　　 古槐基一脸开心地介绍：“看，这是梅坪的第三代教室，去年县上专门拨了30万元，年初刚落成！”
　　 烈日当空，白墙灰瓦的新教室显得非常孤独、耀眼，教室里5张铁课桌，是山外一个慈善组织捐赠的，斑驳破旧的小讲桌，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会计用过的。
　　 从教室里出来，他抬眼望着寂静的村子说：“上学期有五个学生，三个升三年级的，开学去了水美小学，现在只剩两个一年级的学生。”
　　 门前不远处，有一块不大的水泥平地，是村民的打谷场，也是学生的操场。一副崭新的篮球架，是古槐基去年专门跑到县体育局要来的。
　　 水美村支部书记张职良领着我们爬上山坡，走进一家空旷老旧的宅院，“这是老村长古兆权家，他这段时间从县城回山里避暑。”
　　 77岁的古兆权一见古槐基，满脸慈祥，笑着拉住古槐基的手往堂屋里的上座上让，俩人像多日不见的兄弟。
　　 “他有文化，如果当时不接那个茬，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生活。”聊起37年前的往事，古兆权语气里透着沉重、感动和钦佩，他看着古槐基轻轻地说：“但谁能想到，这担子你一下子挑了37年！”
　　 1970年冬天，18岁的古槐基差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但他向往军营生活，怀着梦想走进了军营。当兵第三年，他当上了班长，入了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5年后，古槐基光荣退伍，揣着一摞荣誉证书又回到了大山，但他的梦想和追求在山外。他打算在家里陪几天父母，就到县城去联系工作。
　　 一天傍晚，古兆权摸黑来到古槐基家的老宅，几句寒暄过后，就没了言语。随后，来了10多个村民，都一声不吭，闷头坐在天井边抽烟。沉默了一阵，几次欲言又止的古兆权说：“代课的老师又走了，20多个孩子没学上，村里数你文化程度最高，又当过兵，见过世面，能不能帮忙顶一顶？”
　　 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屋子的人都沉默着，静静地等着古槐基的回答。贫穷、偏远、闭塞，使得这个客家山寨家家户户穷得连煤油灯都点不起，村里几乎没有几个读书识字的人，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只能从山外聘请老师。请来的老师时间长的一个学期，短的个把月就走了，来来去去请了20多个，走马灯似的，总也留不住。
　　 “让我想想，过两天给你回话。”送走村长，古槐基一夜辗转难眠。
　　 他试着征求父母意见，话没说完，父亲就骂开了：“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为了啥？你吃尽苦头读书又图个啥，不就是为了让你能走出大山闯个好前程吗……”
　　 “我也知道山里生活难挨，折磨人，为了走出大山，我翻山越岭求学，吃得那些苦一辈子都不敢忘。”他不敢看父亲铁青的脸色，“山里人没文化，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辈子都飞不出大山。我走了，改变的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在心里苦苦挣扎了3天，古槐基答应村长，并一再叮嘱：“我先顶一段时间，最长只干3年，等请到了老师，我就走！”
　　
　　 二
　　 当年，简陋的教室是生产队的一间粮仓，上边存放谷物，孩子在下边上课，20多个学生，是一、二、三年级复式教学。课堂上，古槐基同时上三个年级的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他一肩挑。
　　 生产队给他的代课费是，每月18块钱，50斤稻谷，记30个劳动日的工分。
　　 山里人的生活要说多难就有多难，许多孩子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即便两三块钱的学费，都东挪西借凑不齐。开学了，看到谁家孩子没来上学，古槐基就一家一家去劝：“再穷，也要让孩子念书。没钱，我垫着，先让孩子来上课。”
　　 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像村里的无名河，不舍昼夜，流去不再回头。老村长一趟趟去山外请教师，每次都失望而归。古槐基也一年接一年，用军人的忠诚与山里人的坚韧守望着老师的岗位。
　　 大山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1976年初春，古槐基去山外赶集。在泥泞的山道上，碰见邻村一个赶集的姑娘挑着两筐猪崽走得吃力，他主动把她的担子接过来挑在了肩上。从此，俩人相识相爱。年底，他与这个叫唐月娥的姑娘走进了洞房。
　　 一晃3年过去。他们在大山里有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3岁，小女儿刚满百天。妻子敬老爱小，勤劳善良，古槐基没黑没白，一心为学生忙碌着，尽管日子贫穷而艰辛，但一家人感到很幸福。
　　 然而，1980年，苦难突然而至。
　　 一天，妻子从田里回来，感到身体不舒服，古槐基扶她躺下，拔腿就往山下跑。山路崎岖，他跌跌撞撞一路狂奔，平时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不到半小时就冲到了山下。
　　 “医生给她打上针，还没顾上喝口水，人呼吸就停止了。”说着，他抬起头，满脸泪水，“她才25岁，连患了啥病都没来得及搞清楚，命运为什么那么残酷？”
　　 我们愣愣地坐在他对面，不知如何接他的话。
　　 痛苦像一把钢刀，撕碎了古槐基的心，上有60多岁的父母和80岁的奶奶，下是一双年幼的女儿，他该怎么办？
　　 “大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停地生病，我一趟趟背着她去山外求医，走在山路上，女儿哭，我也哭，但哭能解决啥问题，心撕碎了，拼起来，日子还得往前过。”说着，他别过头去，静静地望着窗外，“大女儿的心脏病一直拖着，没钱看，2000年临产时，那病还是要了她的命，死的时候只有23岁。”
　　 “那时，日子太苦了，但岳母对我非常好，每年端午节前后，家里揭不开锅，我就去她家挑一点红薯回来。”他脸上的表情慢慢地亮堂起来。
　　 他的痛苦和艰难，村长古兆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81年，古兆权当“红娘”，让古槐基与邻村一个姓戴的姑娘又组成了新的家庭。但贫穷像一座山，仍压得他喘不过气。
　　 每天天不亮，古槐基就与妻子摸黑上山，把林业工人采集的山货，赶在孩子上课前先挑到家里，下午五点孩子放学了，夫妻俩安顿好一家老小，再接着把山货往山下挑。崎岖泥泞的山路上，俩人挑着上百斤重的山货高一脚低一脚往山下赶。货送到水美村，回到家常常已是深夜。而夫妻俩起早摸黑跑15公里山路送一趟货，还挣不上2块钱。
　　 有时是一担松脂，有时是两捆锄头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跋涉在坎坷的山路上，身材瘦小的古槐基心跳如鼓，气喘如牛，肩膀红肿，扁担一碰就痛得钻心。一次，他在山路上滑倒，又被挑着的锄头柄重重地砸到了头上，当场昏死过去。看着躺在泥泞中的丈夫，束手无策的妻子用树叶接来山泉，一滴一滴喂进他嘴里，他竟慢慢地醒过来。
　　 村里年轻人一拨一拨走出大山，去广州、深圳寻找新生活，古槐基心里也起了涟漪，他一遍遍问自己：就这样当个代课教师，一辈子守在不通路不通电的大山里过生活？就这样一辈子接受贫穷与落后的抽打吗？他心里很矛盾，坚守，活在穷山里太受罪；走，又放不下孩子上学的事。父母和妻子一次次问他，你到底心里啥打算？他总是不说话，忍不住了，就吞吞吐吐地说：“再过一阵吧，孩子上学是大事，是山里人的希望。”
　　 那时，村民们散居在河沟两岸。河上没有桥，几块大石头上面垫几根木头或破木板就是桥了。一到雨水季节，山洪肆虐，桥没了踪影，河水齐腰。古槐基每天早早候在河边，将孩子一个一个背过来，接到教学点，放学，再一个个背过去，送回家。
　　 南方大山里，多雾又多雨，每到雨季，村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涨水的河里，身材瘦小的古槐基像一条小小的渡船，背着孩子一趟趟在河水里往返。
　　 1994年9月25日，古槐基正在上课，突然狂风暴雨呼啸而至，教室摇摇欲坠，他赶紧把孩子往安全的地方转移。孩子们刚刚跑完，简陋的教室瞬间被洪水冲走。
　　 “教室没了，就让孩子到家里上课。”他把家里的门厅变成了教室，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像温暖的炊烟，从他家的宅院里一阵一阵飘出来，在大山里回荡。
　　 半年过去了，教室仍没有着落，古槐基写了一份申请，拄着棍子翻山越岭，跑到县财政局要了1万元重建款，回到村里，又动员村民筹集了一点。但对大山深处的梅坪村来说，困难的不仅仅是钱，山高路远，沟深坡陡，钢筋水泥要运进山比筹钱还难。
　　 古槐基找村民们商议：“山里人过日子，靠的就是肩膀和腿，既然建筑材料运不进来，咱们就从山外往回挑。”每天下午放学，古槐基就跟着收工的村民一起从山外往回挑钢筋水泥，整整3个月，他和村民们硬是用肩膀为孩子挑回3间教室。
　　
　　 三
　　 坐在院子里聊天，我问古槐基：“你从山里送出去220多个学生，有5个考上了大学，10多个上了中专，自己的孩子却早早辍学了，你后悔过吗？”
　　 “没有，耽误了孩子，我心里很内疚，但有啥法子，顾了这头，就顾不上那头。”心直口快的古槐基忽然沉默了，他仰头望着蓝天，半天不说话。
　　 这时，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约摸七八岁的样子，浑身是土，小脸黑里透红，怯生生地看着我们。古槐基把两个孩子拽到怀里，给我介绍：“这是古银，这是古靓妮，都上一年级。”和学生在一起，他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瞬时灿烂起来。
　　 “叔叔从很远的路上来看咱们，给叔叔唱首歌。”他摸着两个孩子的头，“就唱前两天刚学会的《一分钱》吧！”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大山里一派寂然，两个孩子用清亮悦耳的童声唱起了《一分钱》儿歌，歌声像波浪一样，一层层荡开，在空旷的大山里回响。
　　 山里孩子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有层层叠叠的山峦、茂密的山林和田地里的辛苦劳作。尽管他们没出过山，也没见过警察叔叔，更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怎样的热闹与繁华，但这清亮亮的歌声，也许已悄然为他们幼小的心灵打开了梦想的翅膀。
　　 古槐基是这个偏远山寨唯一拿工资的人，工资从每个月的18元涨到20元、25元、30元……可是，一家老小八口人，两亩山坡薄田，产量很低，不仅全家人的生活都担在他的肩上，他还得为村里贫困家庭的孩子垫付学费、买一些学习用品。艰辛与贫穷给古槐基的折磨比村民们还多。
　　 1998年，古槐基从代课老师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他心里却痛得夜不能寐，默默坚守，让一个个山里孩子实现了读书的梦想，而他自己的孩子却辍学了，大儿子古瑞浩初中没念完，15岁就出门打工了。
　　 几个在地方当领导的战友给古槐基捎话：“山里日子太清苦，如果你愿意，我们几个战友帮忙把你调到县城来。”
　　 古槐基第一次打了工作调离报告。水美小学校长张立冲歉疚地说：“这些年你守在山里不容易，确实该换一个好点的环境了。”
　　 村民听说他要走了，傍晚都到他家里来坐着，不说话，挽留之情难以出口，但古槐基看在眼里。他在心里安慰自己：“一家人都在城里，自己患腰椎间盘突出，有时腰疼得厉害，躺不下，坐不住，不走咋办！”
　　 山里孩子朴实得像山野里的花朵，听说老师要走了，五六个小学生围在他身边，什么话都不说，光一个劲地哭。看着孩子们的眼神，古槐基心如刀绞。山村的夜晚很静，眼热心痛的古槐基心里很乱。他心里清楚，自己走了，没老师来，几个孩子没法去山外上学，就只能辍学。
　　 第二天，天不亮他就上路了，急匆匆地去了山下。老战友在电话里一听他变了主意，不愿往外调，立马就火了：“调不调你自己拿主意，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说完，电话咣的一声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