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徽州民居，人们常常以“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飞花”来形容。中国传统民居最主要的形式是木架构庭院式建筑，而徽州“四水归堂”式的住宅，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堂”指阶前，所谓“四水归堂”，即是将住宅屋面的雨水，聚集于天井之中。这当然首先是古代“干阑式”建筑的遗制，《旧唐书•南蛮传》载：“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秦汉以后，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带去了北方的建筑文化，四合院式建筑与当地原有的干阑式建筑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民居样式，这就是“四水归堂”式的徽派建筑。除了这些，“四水归堂”还表达了一种“暗室生财”的风水观念。从风水学的角度说，徽州四面皆山，如环如卫，如拱如揖，状类盆地，天井是仿照徽州山川形式而设计，取“可见天日”之意。而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设天井，使天降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他人他处——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四水归堂”与人丁兴旺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概念，与之相关的表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从审美的角度，则以为天井的设置把天宇与人心连接起来，此即中国古代生命观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天井把大自然融入了院落，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将日月星辰，尽收于眼底和心中。
　　 曾经有一天，我站在了西递著名的“敬爱堂”天井前。是个下雨的日子，那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一刻也不停，后来不久，就出现了传说中“四水归堂”的情景。“敬爱堂”原是壬派胡氏十四世祖仕亨公的宅子，因子孙繁衍，日趋昌盛，遂为族祠。这是一座面积为1800平方米的建筑，天井十分阔大。程庭在他的《春帆纪程》里，用陌生而讶异的眼光所描绘的徽派建筑所独有的鳞鳞鸳瓦，在雨中渐渐变成墨黑，那一刻我想，李约瑟于他的煌煌巨制《中国科技史》中所赞美的中国旧宅的雨，就是从这样的屋檐下滴落的吧？
　　 然而在徽州，“敬爱堂”还不算什么，据说建于清嘉庆初年的棠樾“保爱堂”，初建成时有36个天井，108间房屋，那该是怎样巨大的宅院啊！
　　 徽州的建筑，多是以天井为中心的内向封闭式组合，四面高墙围护，唯以天井通风与采光，和外界相通连。记得一次，陪上海一位年轻而著名的评论家一同参观徽州民居，众人正在慨叹，他却以否定的语气说，压抑，压抑，太压抑了！他是人性的角度，理性的角度，文化批判的角度，一般人可没有这样的感受，一般人只是欣赏。许多人走上楼去，坐上它的“美人靠”，抚摩着上面的雕花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该有多奢侈啊！这是指天井一圈的栏板上的雕花，而在栏板之下，是一袭鹅颈扶手式长椅，俗称“美人靠”，精巧极了，玲珑极了。这使得整个天井成为一个花篮，真是花团锦簇，枝蔓纷纷啊，所以徽州人又称楼厅为“花篮厅”。可以想象进入这样的厅堂后所获得的华美感受，还有一点复杂而寥落的情绪。徽州的房屋很少向外开窗，即便开窗，也是在层楼高处开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孔，在出太阳的日子，透进一束强光。这主要是出于防盗的考虑，古徽州男人多外出经商，留守家园的多是妇人、老人和孩子，安全成为第一需要。这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建筑体系，山区的夜，尤其是冬夜，住在这样高墙深院里的妇人和孩子，一定会感到夜很长，很黑，很无依无靠。
　　 从外面看，这些高大住宅方方正正的素白粉墙上，有一些雕花的门罩和窗楣，这大约就是多年以前，平原的人们所传说的花墙了。它们其实并不花，相反，它们大多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却又并不单调，特别给人以轮廓鲜明，简净朴素的美感，和平原一带乡村的五色彩绘，从审美上说，表现了不同的民俗趣味。这些雕在砖上或是石上的花纹和图案，尽管历经了数百年风雨，素白粉墙早已黯淡成了古旧的老黄，青蝶小瓦也呈现出复杂的灰色，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复杂沉重的色调，给这些徽州老房子，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也有一种奢侈的感觉。
　　 作为民宅，它实在是太过华美了。
　　 明代著名戏曲家汪道昆曾说：“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汪道昆是与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有诗剑之谊的歙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占我横屿岛，企图以此为跳板，攻陷我沿海城堡，整个福建都受到很大威胁。汪道昆与戚继光一起招募“义乌兵”，编练新军，大败入侵倭寇，为解除东南倭患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嘉靖、隆庆年间，汪道昆还以诗辞古文和戏曲创作闻名于世，因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王士贞为同科进士，又都在兵部任职，时人称之为“南北两司马”。他的诗“尽刷铅华，独在天骨，雄深浑朴，壁立嘉隆（嘉靖、隆庆）诸子间，自成一家。”这是胡应麟在他的诗学著作《诗薮》中所作的评价。他后来受他的另一位同年、嘉靖朝名相张居正的排挤，49岁辞官，隐居于黄山脚下。我常常想，汪道昆的归田，对于徽州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而现在，现在我就站在汪道昆所说“世家居室多务壮丽”的西递“履福堂”前，欣赏它门上的砖雕。“履福堂”是清道光年间著名收藏家胡积堂的旧居，一走进去，就能看见它高大宽敞的厅堂里，挂着一副木制泥金楹联：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
　　 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这些古训，很能体现徽州人的处世哲学。太师壁前的长条案上，也是按照徽州世代相延的习俗，东面一尊古瓶，西面一方古镜，俗称“东瓶西镜”，取“平静”的吉言，是徽商人家必不可少的陈设。
　　 也不知当年商海的惊涛骇浪，淹没了多少徽州家庭？
　　 “履福堂”天井两旁的十二扇木门上，雕满了鲜花香草，飞禽走兽，在这些繁花锦雕之间，各雕一则孝义故事，合起来，恰是一幅完整的“二十四孝图”。
　　 在西递，这样高大精美的住宅比比皆是，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西递完好地保存下了这一大片明清时代的古民居，被认为是一大奇迹。它们是如何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呢？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这些由木雕、砖雕和石雕艺术所渲染出的华美风格，使它们看起来不像民居，它们几乎和宫殿一样富丽堂皇了。这让我想起平原上那些低矮简陋的乡村老屋，感到一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经济的悬殊。
　　 很想和屋子的主人聊聊，于是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正应着那句“千年屋，百家主”的老话，居住在这些富丽老屋里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富商大贾的后代，他们所操的，也不再是背井离乡求利于天下的商业，而是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在村子外面的土地上耕作。虽然因为近年来旅游业的兴起，这里成为徽州一带旅游的中心，西递直横两街上的男人们，差不多人人都在自家门前摆起了古董摊子，做外地游客的生意，但他们看上去明显的唯利是图，缺少先辈们“儒商”的风度。一街筒子的古董，看上去琳琅满目，古色古香，其实可能没有一件是从祖宗手里传下来的真东西，都是一些工业化生产的假货，经过复杂的“做旧”工艺，向游客们兜售。
　　 他们看上去十分精明，已经完全不像农民了。
　　 听说周边村子里的小青年，有主动来做倒插门女婿的，因为西递的旅游经济，姑娘们已经不愿意嫁出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西递徽商的后代，不用跋山涉水，就坐在自家的雕花门楼下经商，不远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怒放，开得灿烂而夺目。
　　 徽州民居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门楼、门罩、柱础、梁架、窗棂、栏杆等部位，都饰以各类雕刻。这是与汉画像砖同样伟大的艺术，是中国民间手工艺人的杰作。所谓“徽州三雕”艺术，就集中体现于这些地方。徽州所特有的八字门楼，多以浑厚、沉固的青石为门坊，门坊两侧砌以水磨青砖墙。门楼上层是砖砌瓦覆的雨檐，一层层挑出，两角翘起，顶端则为特制的雕花瓦当和滴水，形成一排整齐的雁齿。门楼是砖雕大显身手的地方，一般都雕刻有各式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戏文传说的图案，总体上以民俗和戏文为主。门楼分“罩”和“楼”两部分，三层五层不等。曾在徽州很多人家的门楼砖雕上，看到过渔樵耕读图、游春行乐图、三国故事图等，一般都有七八个层次，最多高达九层，就非常的华美繁复了。
　　 徽州的大门是漆黑的颜色，饰以铁制门环或铜兽头。
　　 如果说，砖雕大多用来装饰门罩、门楼、照壁、门额和八字门墙，石雕就多是用于装饰望柱、栏板、华板或柱础，而木雕呢，则主要是在梁架、窗户、楼梯等处大显身手。三雕艺术有别于绘画艺术的地方，在于以“刀”代笔，立足于一个“雕”字。因此工匠在立意构思时，要求对造型构图的方法、技巧以及视觉效果等等，有一个全盘考虑。徽雕艺人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技艺功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模式化”造型能力，对呼应、对称、疏密、虚实、明暗、刚柔以及立体感、空间感、节奏感、韵律感等技巧和形式美规律，都要有所权衡，然后才能分层次奏刀。所以从雕刻手法上看，三雕都有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以及镂空雕等等复杂的类型。由于徽商的财力越来越雄厚，他们在本土的生活也不免日趋浮靡，加上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艺术旨趣的浸染，徽州民居的建造最终成为徽商资本消耗的一个重要途径。越到后来，徽州民居的雕刻艺术越注重情节和构图，追求细腻和繁复，透雕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比如汪定贵“承志堂”的四根立柱上，就雕有渔、樵、耕、读四幅画面，而在四块斗拱上，雕的则是“三国演义”的戏文。都富有情节性，故事性，趣味性。更让人吃惊的，是中门上方的一幅“百子闹元宵”，极为繁复精致，雕的是一百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各各在耍花灯、玩狮子、踩旱船、放鞭炮。经岁月的淘洗，这幅大型木雕连同下面的板壁，都染上沉重的古铜色，看上去十分恢丽。“承志堂”的木雕，无不手法洗练、成熟，比如那幅“唐肃宗宴官图”，高一尺，宽六尺，在五、六十公分的厚度上，雕出了七、八个层次。其间的人物，各依琴、棋、书、画而构成画面，人物神情清雅萧闲，历历在目，是木雕中的神品。堪与“承志堂”木雕相媲美的，是歙县北岸吴氏宗祠天井壁上，那幅大理石长卷浮雕“百鹿图”。整幅画卷雕刻在七块并连的大理石上，奇松苍翠，怪石峥嵘，芳草萋萋，更兼山泉淙淙，烟云浮动，上百只大小不一的野鹿，奔跑跳跃其间，形态各异，妙趣横生。以密集型劳动为代价的三雕艺术，不仅展现了新安画派和徽州版画深厚的艺术根基，也展示了徽商在当时中国无与伦比的财力和物力。据说，当年一些富商巨贾在建造住宅时，常常把一些远近闻名的工匠，长时期圈雇在家中，让他们终年为自己工作。一些房屋从开工到落成，往往需要十数年的时间，仅那些石雕、木雕和砖雕，就需要工匠们经年的心血和劳作。
　　 三雕工艺是一种集体性工作，当年徽商在营建住宅时，为了获得最好的雕刻装饰，往往举行声势浩大的擂台赛，前来参加的工匠络绎不绝，有时甚至上演“百工竞技”的场面。据歙县《虬川黄氏宗谱》记载，歙县虬村黄氏、张氏，皆以雕刻著名，自明而清，代守其业，在家族内部，将三雕技艺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也形成了鲜明的家族风格。
　　 站在汪定贵于1855年前后建造起的私家住宅“承志堂”前，心情很复杂。黟县境内现存明清两代古民居近4000余幢，从规模宏大、布局合理、结构完美、设施齐全、制作精良等等方面综合考评，首推“承志堂”。这座私宅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内有7处层楼，9间天井，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而它最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的，是拥有数量众多精美绝伦的木雕。进入“承志堂”庭院以后，目光所触，尽是镂空的雕花门窗。而步入厅堂，举目环顾，上下左右，也尽是木雕。虽已经百多年光阴，“承志堂”的木雕却依然金碧辉煌。据村人们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彩，就是黄金百两。
　　 真是豪奢啊，很难想象。按照明初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了汪定贵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汪定贵在经商发财后，曾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虽然不是一个实缺，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跳出了原先所属的那个“商人”阶层，与他们有了本质的区别了。于是就在前厅大门的后面，增设了一道中门，作为“官家威仪”的象征。中门又称仪门，原为官府所设，但后来，一些官员将这种设置移于自家的私邸建设，在重大喜庆之日，或是贵客光临之时开启中门，显示一种气派或规格。汪定贵特为在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雕了一幅“宴官图”，描绘一群京城的高官显贵，在花园里诗酒燕乐的情景。画面上的人物，无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从中门步如大厅，抬头即见这幅“宴官图”，这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汪定贵的虚荣心。但尽管发了财，也捐了官，汪定贵仍然感到忿忿不平，因为经商在封建社会是“贱业”，被划归九流之外，为此他别出心裁，在中门两边的边门上方，雕刻了两个极大的“商”字图案，这使得任何从边门出入的人，都必须从“商”字下面经过，暗喻“低商人一等”。此举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极度自卑和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