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有一次回家，饭后去老台门里串门，见到两个月不见的三伯，不禁大吃了一惊：三伯看上去像是换了一个人了！乍一看到时，我几乎都不敢叫他。
　　 三伯与我父亲虽是本族里的堂兄弟，但不是同一个爷爷名下的，朝上算，应该已经过了两三代了，所以血缘是有点远的。按照我们这个老台门里的齿序，父亲那一辈的叔伯们从上排到下，最后的那一位据说要叫他“廿一叔”。这二十一个叔伯之间的关系，除出各自家中有一两个谪亲兄弟之外，其余的都与父亲和三伯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但在我们下一辈人的嘴里，却依旧“伯”、“叔”地叫得很亲热。而对于我来说，与三伯似乎要格外地亲近一些，因为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跟三伯的母亲是最要好的“老妯娌”，两个人亲得就跟姐妹一样，所以三伯的母亲在世时，我向来是叫他“亲奶奶”的，这在二十一个叔伯们的母亲当中，只有她老人家拥有这样的称呼。
　　 三伯已经七十九岁了，正月里刚刚做过八十大寿，寿酒是没有办，只是拜了拜菩萨，连炮仗都没有放。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乡村里现在有了一种新的风气，说是老年人上了七十以后，做寿不能放炮仗，一放炮仗，会把阎罗大王的瞌睡给吓醒的，吓醒后一翻生死薄，对做寿的那个人就很不利。这可不是空口白说的胡话，乡里人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据说邻近村坊里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原本十分健朗的老人，一经祝寿放炮仗以后，都过不了多少时日就纷纷莫名其妙地去世了，也不见他们生什么病，一个个都死得很突然，不过也很利索。类似情况发生得多了，后来经聪明人综合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老人的阳寿其实早就已经到期了，之所以一直那么健朗地活着，是因为阎罗大王在打瞌睡，或者事情比较忙，记性又不太好，因此把他们暂时给忘记了。而祝寿时一放炮仗，阎罗大王不是从瞌睡中醒过来，就是从百忙中又记起了这个事，于是赶紧拿起判官笔来，把那个已经过期的名字给一笔勾销了。因此也有人说，“一笔勾销”这句话就是从阎罗大王这支笔上来的，当然这个无从考证。
　　 正是出于对这种“一笔勾销”的顾虑，所以三伯做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没有放炮仗。至于办不办酒，他的女儿冬梅姐姐倒是事先问过他的。三伯说：“酒就不要办了，你把办酒的钱给我，我自己收头上，往后慢慢买酒吃。”
　　 三伯很早的时候就跟他老婆离婚了，我打很小起就没有见过这位传说中的三伯母。听父母说，曾经的三伯母跟三伯离婚后就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三伯有一个女儿，名字叫作冬梅，比我大七岁。小的时候，我一直叫她冬梅姐姐。大约是我八岁的时候，反正我已经上学读一年级了，有一天，我到三伯家里去串门。三伯出工去了，家里就冬梅姐姐和亲奶奶两个人，我先叫了亲奶奶，接着才叫冬梅姐姐。没想到冬梅姐姐板着脸对我说：“以后，叫冬梅就不要叫姐姐，叫姐姐就不要叫冬梅，反正名字和称呼里面只能叫一个。”
　　 这个话实在突兀得很，我听了后很有点愕然，正当看着她发愣时，亲奶奶从猪圈边上走过来对我说：“以后就把名字拿掉，叫姐姐吧。”从那以后，我就直接叫冬梅姐姐为“姐姐”了。
　　 冬梅姐姐后来嫁在离家十五里路的一个村子里。再后来，当亲奶奶老两口先后过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三伯一个人了。三伯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七十多年下来，没有别的爱好，仿佛连吃饭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只有三件事情看得比性命还要重。一件是抽烟，早先时烟瘾也很大，一天一包绝对是不够的。第二件是喝茶，没事的时候，几乎茶杯不离手。他有一个很大的搪瓷茶杯，用了好多年了，听他自己说，这只茶杯跟我年纪差不多大，这么算起来，应该有四十多年了。一只茶杯用四十多年，真让人不太好想象。第三件便是吃酒。三伯平常只喝黄酒，酒量很大，一天喝两顿，中午两斤半，晚上两斤半，加起来是五斤。听我父亲说，三伯母之所以跟三伯离婚，嫌他太能抽烟喝酒也是一个大原因。
　　 三伯为什么每顿喝两斤半而不是两斤或三斤，大致的原因是我们乡村里传统的汤碗倒满了刚好是半斤，三伯每吃一顿酒正好五汤碗。他有一只专门用来买酒的塑料小皮壶，装满了是五斤酒，不多不少，恰好是一天的量。如果按照他的酒量放开了喝，每顿喝三斤也是决计不会醉的，但三伯只喝两斤半。
　　 一顿两斤半是三伯在自己家里喝的酒量。我有好几回在村里人家办酒席的时候，曾经跟三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村里人都知道三伯喜欢喝酒，因此在酒桌上免不得都会向他劝酒。但是，在那种场合里，三伯每一次最多喝一斤黄酒。一斤黄酒喝下肚后，任凭人家再怎么劝他、敬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喝了。在家门以外，一斤黄酒是三伯给自己定下的上限，不能逾越。我私下里问过三伯为什么守得那么死，一点都不肯多喝，三伯笑一笑，谦虚而真诚地对我说：“喝别人家的酒，尤其要本份一点，在自己家里喝，哪怕喝醉了也没事，大不了是个睡觉。在别人那里要是喝过头，除出自己当场要出丑，万一被嘴巴刻薄的人说你乘机穷吃，那就一点脸面也没有了。在外面，越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越是要适可而止。”
　　 每天吃过晚饭后，三伯就提着那个小皮壶到村中小店里去打老酒去了，顺带着串门、吹牛皮。一圈吹下来，回到家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顾自睡着了，电视机就白白地开在那里给空空荡荡的屋子看。据三伯自己说，他家的电视机常常要放到他半夜里醒来尿尿时才关掉，因此，他每个月的电费也大多都浪费在这个上面了，并且庆幸隔壁人家的老屋早已不住人了，要不然，肯定会因为吵到人家而闹意见的。
　　 三伯独自在家里喝酒基本不用菜，他一个人的伙食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通常只有一个菜，而且还做得很粗糙。比方说豆腐干吧，他连炒也不情愿炒一下，总是整块整块地堆在一只蓝边大碗里，到饭锅里蒸一蒸，然后蘸着细盐就下酒了。他每顿喝下五汤碗黄酒，最多只需两块这样的豆腐干。
　　 以前，在香烟还没有戒掉的时候，三伯抽的都是一块钱一包的低级烟。吃晚饭的时候，他常常就着香烟喝老酒，喝一口酒，吸几口烟，一顿酒喝下来，脚底下的香烟屁股至少得有七八个。我在家的时候，晚饭前后有时候也会到他那老屋里去坐一会。三伯很喜欢吃酒时有个人陪着说说话，于是就接连不断地递香烟给我抽，不抽肯定不行的，非要抽到我喉咙难受，恶心了，他才很开心似地指着我说：“哈哈哈，真没用，两三根香烟就把你呛成这个鬼样子了！”
　　 因为香烟抽得太多的缘故，三伯也老是咳嗽，一咳起来，本来就被酒精染红了的脸就涨得更红了，几乎成了紫黑色。有一次，甚至咳出了血，到医院里一检查，医生说不能再抽烟了。冬梅姐姐于是下了死命令，不许三伯再抽烟，说：“爹，你不能再抽烟了，不然的话，你活不长了，抽烟的钱我也不叫你省下来，你给我买菜吃。”
　　 三伯怕死，果真就不再抽烟了，戒了，这是六七年前的事情。戒烟的那一阵，三伯也曾瘦过一大圈，但没过多少天数，却又慢慢胖回来了，到后来居然比原先时还要胖。许多人都说，但凡戒了烟的人，都是要长胖的。
　　 但戒了烟的三伯并没有把省下来的烟钱买菜吃，他抽也只抽一二块钱一包的烟，省下来的那点钱能吃点什么菜呢？所以他的伙食依旧那么简单，那么粗糙，他还是用整块的豆腐干蘸着细盐下老酒，要不就是自己种的青菜、豆角、茄子、南瓜……并且也是蒸的时候多，他赖得炒菜。不过三伯的香烟是真的戒成功了，戒得很彻底。他把烟戒掉后不久，咳嗽也好了，所以他再不想抽烟了。我回去时要是碰到他，提一根香烟给他抽，他摇摇手，不要，态度坚决得很！
　　 我于是也取笑他：“只一根香烟就把你这老烟鬼给吓坏了？”
　　 他正色说：“香烟可不是好东西，你以后也少抽点。”
　　 每次喝下两斤半老酒后，三伯喜欢跟人开玩笑，一开起玩笑来简直是个老顽童，常常高谈阔论，把前朝后代的陈年旧事不厌其烦地翻炒个遍，连说带笑，眉飞色舞，有时候甚至手舞足蹈，以至于村子里有人在背地里叫他为“癫佬”。
　　 三伯虽然七十九了，却还种着自己的那点田地，粮食不光可以自足，还常常叫冬梅姐姐来拉去喂鸡鸭。他喝下老酒后，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斤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大半条性命就是靠酒活下来的。不过，“靠酒活下来”的三伯活得还算健康，看上去一点毛病没有，甚至还有点老当益壮的意味哩。
　　 可是，那一次见到三伯时，他的境况真是大不如前了，样貌的改变简直令人大吃一惊，打个不大恰当的比方，那副样子仿佛有点象祥林嫂。原先那个精神饱满，满脸红光，一开口就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一句话未出口就已哈哈大笑的三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满脸消瘦，精神萎靡，无精打睬，甚至愁眉苦脸的三伯。因为消瘦，他脸上的皱纹也变得格外的细密，甚至连眼色都显出一丝昏黄的迹象来了。
　　 “三伯——”看着这样一个陌生的三伯，我不无惊讶地叫了他一声，“你这是怎么了？”
　　 三伯苦着一张脸，像一副画像似地把自己摆在他的老屋的门框里边，桌上放着那只用了四十年的大茶杯。他无声地朝我招招手，叫我进去坐，看那意思象是有要紧的话要跟我说。
　　 我跨进他家的石门坎，坐到那张旧八仙桌正面的长条凳上，用疑异的目光等着他开口。
　　 “你姐姐叫我把酒戒了。”三伯幽幽地说了一句，哀怜地看着我。
　　 “哦嚯——”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姐对你这么凶？”
　　 “倒也不是她凶。”三伯替冬梅姐姐分辨了一句。
　　 “那又是为什么呢？”
　　 三伯笨拙地把身子动了一动，说：“一个月以前，村里叫我们去体检，抽了血，医生说我脂肪肝，不能再喝酒了，你姐姐就命令我不准喝酒了，她不放心我，叫我住到她家去，我不去。你看，连那个小皮壶都给她收走了。”
　　 “那你就真的不喝了？”
　　 “哼哼，”三伯咂吧了一下嘴，有点害羞似地笑笑，“医生说，再喝就活不长了。”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就有点好笑了，便试探道：“这么说，你也心甘情愿的不喝了，就象上次戒香烟一样？”
　　 三伯做了一个古怪的表情，讷讷地说道：“我想，酒跟烟还是不一样的。”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想不好，今天正好你来了，所以想问问你，你对吃酒这个事有什么看法？”
　　 这样的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弄不好要是出点什么差错，冬梅姐姐要来找我算帐的，到那时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这倒真有点像祥林嫂那个“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问题了，既让人很“悚然”，背上也正如“遭了芒刺一般”，简直叫人坐立不安。
　　 我真想找个借口就此溜走，然而发觉三伯又似乎很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建议。看着他那副形销骨立的可怜样子，我不忍心就这样冷酷地拔身而起，把一份失望丢给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让他一个人独自发愣，于是便挖空心思地想找出一些论据来为自己做材料。
　　 见我不说话，只管顾自抿嘴咽口水，三伯以为我想要喝水，便站起身来，到里半间屋子里拿了一瓶可乐提给我，说：“这是你姐买来的，说倒在碗里看着跟老酒是一样的颜色，叫我当酒喝，解解瘾。”
　　 他把可乐塞到我手里，接着说：“你说说，喝酒的人有几个喜欢吃这种甜腻腻的东西？要我说，这东西比中药还要难喝。她买来有一个多月了，我只开过一瓶，喝了两口就不喝了，全扔在那里，动也不去动它。我喜欢喝茶，以前算个‘三好学生’，现在，哼哼，只剩下这一好了。”他把那只大茶杯提给我看看，里面的茶叶泡了很多，差不多涨满了半个杯子，“这茶叶也是冬梅带来的，她们那村子里出茶叶，我喝的茶叶全是她带来的，味道倒还真不错。”
　　 就在三伯起身去拿可乐的那个当儿，我想起了一个同事的父亲。同事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是患癌症死的。但同事后来跟我说，他觉得对他父亲很亏欠，因为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父亲最终很可能不单单是死于癌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烟瘾发作又不能消解而馋死的。他说：虽然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来说，抽烟可能确实会加重病症，加速死亡，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被疾病判了死刑的人来说，如期叫他长时间地烟瘾发作而馋死，还不如让他抽个过瘾，然后痛痛快快地死去，那样至少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同事还说，也许不抽烟果然可以让他父亲多活若干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样活着对于天天受着烟瘾折磨的终期癌症患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虽然多活了几天、几十天，却每一天都没有丝毫乐趣而痛苦地挣扎着，恐怕还不如早些死了来得痛快。
　　 同事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只有七十岁，而眼前的三伯已经做过八十大寿了，明显多活了近十年，于是我便打算冒险做个试探，看看三伯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打开可乐连着咕咕地喝了两大口，然后在气泡的刺激下问道：“三伯，你觉得人活多少岁数才算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