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安是我父辈的祖籍，进贤是我出生的城市。童年时光虽然很短，可我却有足够的时间去漂移。因了父亲那份动荡不安的工作，我一次次在祖籍与出生地漂移，一次次在城镇与乡村边缘辗转。漂移，是我童年成长路上一串串难以滞留的脚步；辗转，是父亲工作途中一次次无法掌控的颠簸。漂移于我来说，是一段快乐与忧虑交织的时光；辗转于父亲来讲，是一段艰难与辛酸的跋涉。
　　 我父亲1950年在樟树中学念书。高中尚未毕业，父亲就被政府动员提前参加了工作，分配到进贤粮食局工作。那天上午八点，父亲走在去单位报到的路上，阳光是那么明媚，湖水是那么碧绿，云朵是那么洁白。然而，白云悠悠的下面，被晓风沐浴的父亲也感到几许凉意。
　　 父亲走上工作岗位后，可谓前程似锦，履职一年就担任了粮食局购销股股长。任职期间，承蒙进贤县长的厚爱与信任，时常会把一些文字材料交给父亲撰写。父亲说，有时任务重、时间紧，字迹写得潦草，潦草到连自己写的什么字都不认识。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县里的领导干部要父亲综合“大鸣”、“大放”中的群众意见，写成大会畅所欲言的发言稿。这本是一项实话实说的群众性活动，却被成了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罪父亲的可抓把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之后不久的日子里，父亲因为发言中一些所谓的“不妥”言辞而受到牵连，被定为“中右”分子。政治风暴中刮过的中右帽子，戴在父亲头上，其能量不轻，它轻而易举便让父亲的工作场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因为中右，1958年父亲被贬去基层进贤梅庄乡石灰厂当厂长。当时我五岁，我经常在心中默默无语地想：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弄到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工作？但我不敢跟我大弟讲，不想让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不快的思绪。虽然，大弟比我小两岁，但他懂事不会比我差。
　　 记得父亲送完我和大弟去了进贤县城保育院之后，在我们一阵啼哭声中，父亲毅然去了梅庄。泪眼中，我看见保育院所处的位置是背面靠山，区域面积很大，让我一时想着怎么这里是这么大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不知是深夜什么时候，突然听到一只什么动物发出的嚎叫声，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划破孤寂的夜空。我很害怕，想起刚离开的父亲距我又那么远，我更是毛骨悚然。第二天，有小朋友说，是狼叼走了小猪。
　　 启蒙路上，可怕的一幕尽管给了我当头一“棒”，但保育院生活的温馨小手很快擦干了我可怕而又忧郁的泪水，我很快忘记了一切，全身投入了到保育院的集体生活中。
　　 进贤保育院的条件非常好，每个小朋友有一张小床，一床挨着一床。每个寝室有四排床，长长的宽宽的寝室上面安装有很多竹子编织成的篾搭子，用篾搭子做成的风扇，每隔一段设置一块，一块连着一块，每块系着一根长长的拉线，夏天由保姆拿拉着扇风，给我们快速进入梦乡带来舒适的凉爽。
　　 吃饭的时候，不用担心填不饱肚子，只要举手就可以继续盛饭。饭和粥都是用大桶装着，应有尽有。到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食堂还会加餐，一人可以吃上一个鸡蛋。保育院的室外，有好多好玩的运动设施：儿童滑梯、跷跷板、秋千、石马，用木板围成圆形的向上爬的漆成绿颜色的木栏，在当时真的好奢华。
　　 那个保育院是上了级别的，只有县领导的孩子才能进去。父亲自然不够资格，但我和大弟没有人照看，妈妈又不管我们，父亲只好去哀求保育院的领导，有两三次，父亲都是求得泪流满面，望着父亲七尺男子居然流泪，我深深感觉到了父亲的不易与艰难。
　　 到了星期六，我们小朋友就站在保育院大门口，等着父母接我们回家。我母亲在进贤县城工作，一天到晚忙得都不见人影。父亲在梅庄乡镇，离县城比较远。每次都是小朋友全部领走回家了，只有我和大弟跟着老师回保育院，好在我们姐弟俩形影不离。
　　 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因事出差错过了回家的车，我和大弟竟然在保育院过了一个年。那天下好大的雪，老师带着我和大弟去菜地里把菜剁回来炒着吃。
　　
　　 二
　　 1961年，我在进贤民和小学读一年级。一年级结束后，继续念书的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跟随解甲归田的父亲北上。1962年父亲因之前的政治运动问题而丢了工作，不久母亲又与父亲离婚。离婚后，父亲带着我和大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吉安老家。
　　 我的二、三年级是在老家小学念的。记得三年级学“珠算”课，我叫大弟回家里帮我拿父亲的算盘学珠算，可我祖母死活不肯把算盘给我，说我会弄丢。这也不能怪祖母吝啬，那个年代乡村贫困，算盘被视为贵重物品，而且仅有的一个算盘也是父亲从进贤带回来的。当时父亲去百加赶集，若父亲在家是不可能不给我的。
　　 有的时候，历史总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变化是拔乱反正，还是鸣冤剧情的补偏救弊？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1964年，父亲带着我和大弟又从老家回到进贤粮食部门做临时工。
　　 记得父亲当初进贤工作离职时，父亲就想着日后恢复正式职工的那一天，故1962年离职时领取的四百元安家费压在箱子底下一直没动过一分钱。二弟不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年，父亲把二弟从母亲身边接回老家以后（二弟和三弟判给了我母亲，三弟一直寄养进贤朱龙口保姆家）一直都留在老家农村。直到现在，我还为二弟没有我和大弟在进贤渡过一段快乐时光而深感遗憾。
　　 父亲带着我和大弟回进贤后，他只身去了进贤七里镇粮管所当粮食保管员。不久，父亲与母亲复婚了，我和大弟在我妈妈工作所在地念书，地点是张王庙，校名是“牛溪小学”。在牛溪小学上四年级，班主任老师姓张，教我们的语文课，张老师改作文时，都是把学生叫到他面前当面批改，并且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还白纸黑字把学生的作文抄好贴在黑板上，叫同学们集体修改，谁改得好就采纳谁的意见。张老师还教导我们业余时间要多看书，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随时搜集与写作有关的素材。由于他的启蒙与敬业，我的作文进步很快。
　　 四年级时，我学会了写“伏笔”。正文中要写到的内容，会在开头轻描淡写地带上一笔，打一笔“埋伏”。写作文的时间通常是一百分钟内完成，我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写开头。开头写好以后，往往就想到了结尾要怎么写，因为开头和结尾相呼应，于是赶紧写下来，否则就怕瞬间遗忘了。
　　 我的作文的正文一般是在最后写，一旦进入正文写作后我就泉思如涌，手中的笔写得再快，也追赶不上如岩浆迸发的思绪。由于写得快，刚刚写好的作文，誊写时就不记得是什么字了。我几乎不用七十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作文写完，然后修改，工整抄好。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班上念。
　　 我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喜欢看书。每次去别人家作客，我都是一去到客人家就去找书看，因为儿时家里穷，没钱买书。有一次，我在温家圳外婆家里玩，找到了一本我喜欢看的小儿书，可没看上几页，我的那本图书便从床头上不翼而飞了，我怀疑是我舅舅的儿子“毛几”偷走了，只有他是最大的“嫌疑犯”。外婆家里没有别人，再说他也喜欢看书。那天丢书后，搞得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我几次起来找书，总希望每次寻找中能出现奇迹，然而，奇迹并不是慈善家，从头至尾就没有同情过我的努力。在没有找到书的分分秒秒里，失书像一道难以摆脱的阴影纠缠了我一夜的睡眠，折磨了我一晚不爽的心情。
　　 在进贤牛溪小学期间，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我的乒乓球打得很好，班上没有几个人能打过我，我善于“拉球”。牛溪初中有一个体育老师训练我们打乒乓球，他的技术特好，是我膜拜的偶象。为此，我特别向往上初中，希望继续接受他训练我打乒乓球。
　　
　　 三
　　 然而好景不长，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中学校停止了招生，晋升初中的学习之舟就这样搁浅了，我的休息时间突然多起来了。
　　 我居住在张王庙，空闲的日子里，我和大弟经常坐一站火车到温家圳外婆家玩。每次去售票口买火车票时，我都会蹲下身子，手里拿着散钱高举，递到售票窗口前，嘴巴不停地说“阿姨买半票”，“阿姨帮我买……买……买半票。”售票员看不见我的头，只能看见我伸上来的颤抖着的小手，就收我们半票的钱，其实我的个头早就超过了半票的高度。我的初心是想做一个城实的孩子，我的善良是不希望我的乘车出行有丝毫的欺骗，但想起父亲的不易，想起去外婆家玩的半票也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时候，我的初心还是没能占据上风，我的善良还是没能战胜“邪恶”。
　　 到了温家圳下火车，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外婆家。有一次，经过一片稻田的时候，大弟发现了一只乌龟，跟着乌龟后面跑了几步，就把乌龟逮住了。虽然乌龟个头不是很大，但逮住活生生乌龟的那一刻，我们真的很开心。
　　 在进贤张王庙期间，大弟经常去水圳或稻田里抓鱼。进贤有个“军山湖”，湖中鱼利资源极为丰富。鱼喜欢结伴出游，尤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鱼们，为了寻觅裹腹的食物，以满足身体长膘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把“床位”铺在了湖边的浅水沟内，把“餐桌”摆在了有水的稻田里，大弟经常光顾那些“宿舍”和“餐厅”。有一次下雨，我俩放学回家，一条鱼从低处的一丘稻田逆水跳起老高，跳到我们跟前的稻田里，我们赶紧脱掉鞋子，迅速过去捕捉，大弟按住了鱼头，我配合控制住鱼尾巴，最终硬是把滑溜溜的鲶鱼抓到了手，将鱼高高举起的瞬间，姐弟俩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那种天真烂漫的欢笑童音，悠扬在绿色原野的周围，侵犯了禾苗安静栖息的领空，扰乱了水稻“天地人和”的生长环境。
　　 夏天，稻田里没水了，只要发现一个小水坑，我和大弟就会把里面的水泼干净，用手翻着沟内的泥巴，不用多久就能翻到一盆又一盆的泥鳅，收获一脸又一脸欣喜若狂的快乐。
　　 我在张王庙期间，父亲休假的时候，经常会从七里到张王庙看望我们。每次父亲来了，我们特别高兴。我住在一幢有着长廊的房屋里，每当我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我就知道父亲来了，这种唤醒我心灵感应的信息，每次捕捉都是那么的精准，从来不会出现丝毫的偏差。
　　 父亲总会跟我提起“石桥”，石桥就是父亲固守粮库的地方。每次从父亲口里说出“石桥”两字，我的情感波涛便会在内心汹涌：哇，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多么引我向往的地方。
　　 很快，飘渺的向往变成了我坚实的足迹。
　　 1966年我小学毕业，我和大弟去了七里石桥渡假。一到石桥，我简直惊呆了，啊，石桥村太美了，我惊诧为啥没见过这么美的村庄。
　　 石桥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坐落在一个地盘较大的矮矮的山坡上，房屋一律坐北朝南，村舍整齐划一，房屋井然有序。村庄后面为山林，村庄东、西面为农田，整个村庄被一条大写L形的自东向南宽约五米的小溪环绕，装饰着石桥村与众不同的自然风貌。春天，溪岸花红柳绿；夏天，小溪碧波粼粼；秋天，溪水清澈见底；冬天，溪流连绵不断。小溪南面叠满了厚厚的长条石块，村民们每天都在这里洗衣、洗菜，捕鱼的竹排每次都在对面的埠头靠岸。水溪左边离村庄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口水井，供全村人饮水。早上或傍晚，通往小溪与水井的大路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浣衣的喧哗声，挑水的脚步声，将这里的热闹气氛烘托到了极致。
　　 父亲保管的粮食仓库是一个地主家的房子，位于村庄农舍的东面，一共有五幢房子都储存了稻谷。每幢房子都有一个天井，五幢连接在一起的房子长度和村民一竖一竖的房子（包括院子）总长度一样长。村子里的人都姓“温”，没有杂姓。温氏人都喜欢到村中间大道相聚、休息。夏天，各家的西瓜、甜瓜（又叫梨瓜）拿到这里来品尝分享。节日的时候，村民在沟沟叉叉里网到的鱼，都在大道上分给各家各户。如果说，进贤“军山湖”身上的神经末梢是那些纵横分布的沟壑，那么它庞大分布的体系，丰盈了石桥村民的甜美生活，让石桥村成了江南独特的鱼米之乡。
　　 石桥村的村民，常年分为两个作业组。我从小就有恋土情结，我要求村里的妇女主任带着我去她那个作业组和村民们一起种麦子、棉花、豆子等农活。后来，另外一个作业组有意见，我就往两个作业组跑，今天到这个作业组干活，明天去那个作业组劳动。到了端午节、中秋节或春节的时候，村民们就会拿些蒸的年糕、米果、糍粑给我们吃。吃下去的是乡村民间小食，感受的却是村民浓浓的厚爱之情。
　　 童年，我与大弟相处的生活总体是欢快的，但快乐的岸上也偶遇过惩罚的登陆。我的大弟真是贪玩，有一天，我帮村民们把我家的洗米液拿去喂猪去了，大弟把大门上锁之后就去玩了，等我回来下起了大雨却进不了门，父亲出门把晒在院子里的棉被、席子淋得直滴水。父亲回来见状，二话不说就把姐弟俩关在门外，一个晚上不让我们睡觉，这个大弟把我也害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