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宝庆路两端生发出常熟路（向北，至静安寺）、衡山路（向南，至徐家汇），与淮海路或者说民国时期的霞飞路相交叉，形成上海的一个十字街头。
　　 宝庆路三号处于此地，由五座德式建筑风格的小楼、六千平方米的草坪构成的私人庭院，名震上海滩——早年，仆人来开门，需要骑自行车从小楼方向迤逦而至。后来，庭院的栖息者、水粉画家、音乐鉴赏家、文学爱好者、老克勒、本文主人公徐元章，在没有仆人的年代里，亲自骑自行车来开门，迎接另一个老克勒或者年轻女子，喝咖啡、跳舞、画画、听唱片、闲话、调情、私语、发呆……
　　 在街头，我偶尔会想起上海明星影业公司一九三七年出品的黑白电影《十字街头》。赵丹、白杨主演。如果是春天，百花香，太阳暖和地照着我不算破的旧衣裳，就更容易想起这一电影中的插曲。每个时代都在追问着每个人的选择，在露天与内心双重的十字街头，红灯问罢绿灯亮，也不一定能遇到一个好姑娘。
　　 我多次穿过一系列十字街头，访问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宝庆路三号。大门黑色，紧闭。院子内偶尔有犬吠。沿街一侧被竹编篱笆细密封锁，某个角落处曾经有旧漏洞被新竹子填补——一个同事、朋友，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庭院内某一小楼改建成的小学校里读书三年，屡屡从这一漏洞中进出，感觉像在语文作业中的一个括号内填词、改病句。“小学旁边两栋楼被改成派出所，警察进进出出。小学、派出所之外，还剩下两栋楼，被一道纱网隔出去，成为徐家人生活的小天地。没有从前阔气了，但能有这样一个安闲的角落，在那样的年代，也稀少啊。我们同学常常趴在纱网上，偷偷看徐元章和他女朋友在草地上读书、喝茶——那场景，真像一幅俄罗斯油画。”
　　 早年，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门一侧曾经有两个信箱，分别写着“周”“徐”二字。
　　 “周”，指这一院落的主人周宗良：宁波人，牧师的儿子，由学徒开始在上海滩闯荡，最终成为了德国染料业在华的总买办，所建立的商业分支机构遍及内陆各大城市，并进入染料业以外的投资领域：地产业、金融业、轮船业、纺织业……曾经担任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等职。一九四八年去香港定居，所携财富装满两架飞机，在香港富豪排行榜上居于第二位。一九五七年病逝。
　　 “徐”，指周宗良的女婿徐兴业：初为家庭教师，后成为四小姐周润琴的夫婿。周宗良出走香港后，这一庭院的主人成为徐兴业。一九五七年，周润琴赴香港参加父亲葬礼后，赴法国游历一去不归，初有信件往来，后无消息，失踪，导致其儿子、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在多年后与其他周氏子孙发生房产继承权纠纷中失势。徐兴业后来任职于某出版社，业余写作，长篇小说《金瓯缺》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一九九○年去世，避开了儿子将要去面对的遗产纷争。
　　 现在，门侧的信箱一个也没有了。徐元章也在二○○七年周家子孙产权纠纷发生后不久、法院勒令其搬出宝庆路三号以后，没了音讯，直到二○一四年去世，在媒体中重新成为一个短暂话题，让上海滩最后一批老克勒伤感、念叨一阵。目前价值数亿元的这一庭院，已经有了身份不明的新主人。院子内有犬吠，已经不是徐元章的宠物在呼叫了。
　　 “忘记某人就像忘记关掉院子里的灯，/于是它整天亮着：但那也意味着回忆/——因为那光。”（阿米亥）宝庆路三号庭院里的光，用灯泡形状的头颅，在回忆？
　　
　　 二
　　 刘先生一直住在宝庆路附近弄堂里，请我去他家旁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聊起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徐元章。
　　 “他长相一般，有女孩子味，眼神湿漉漉的。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在我们弄堂工厂里糊纸盒，和我哥是工友——一個少爷，纸盒也糊不好，就给大家讲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三个火枪手》《三国演义》……讲得生动，像说书人，到关键情节处就卖卖关子、吊吊胃口。大姐大妈们替他糊纸盒，还带吃的、喝的，宠着他。他家藏着不少书，我去借书，他犹豫半天，怕书丢了、被人告发了，最后决定让我坐在他家窗台下看书，看一个下午。天暗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家。第二天再去他家接着读。那半面墙的书柜啊，竟然一直没有散失，真是奇迹。我读小说，徐元章一边听降低了音量的贝多芬啊、肖邦啊，一边画水粉画。偶尔抬眼问我：看到姑妈出现的那一段落了吗？注意那一段啊……”
　　 在弄堂工厂里没干多久，徐元章就回了家，不上班了，全心全意在门前草地上谈恋爱——表演俄罗斯油画一般的异国情调。门外，宝庆路附近的十字街头，的确有俄罗斯侨民们在二十世纪初流浪上海后建立的东正教教堂、普希金雕像。淮海路上反复走过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但徐元章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爱情，除非爱情不再关心他。最终，他娶了那个有德国血统的美女。若干年后，这女子像徐元章母亲一样带着孩子出国，同样渺无音讯。一个异常美丽的庭院，让其中的亲情和爱都显得异常——触目的美，必然带来惊心的痛？
　　 “那女子很贵气，一看就不是徐元章能驾驭的人。旧公子，有情调，收藏了很多老唱片，没钱。他靠卖画、做美术教师有一些收入，但要花大价钱养护这园子。到电台讲过古典音乐。朋友们也给他一些接济。他没有什么新衣，总是穿着从前的衣服，吊带裤、尖头皮鞋，皮鞋上有裂纹。徐元章啊，只适合与那些浪漫主义小姑娘谈谈艺术，悄悄亲热亲热。”
　　 “你说的，谈谈和悄悄，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吧？”我这样调侃，刘先生嘿嘿地笑。
　　
　　 三
　　 徐元章只画上海滩异国情调的各种建筑，这自然与宝庆路三号内的生活遭际有关。
　　 像桃花源一样可以避世，德式风格，用的是从法国进口的美国材料——外公周宗良对宝庆路三号的构思与建设，历时七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这一庭院异常醒目，被觊觎——日伪时期上海汉奸行动队队长吴世宝，屡屡以“私通重庆”罪名相逼，并筹谋绑票，以图获得这一院落。
　　 周宗良每每外出，都由四五个保镖左右观察、前后卫护，小心翼翼推开那扇黑色大门。他的手杖，其实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剑。即便如此，其妻仍旧被夺门而入的蒙面者绑架，后以巨款赎回。周宗良，不是魏晋人士，也不是陶渊明，他知道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急和紧迫。
　　 一个颜料商人的后代，用颜料、色彩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吧——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徐元章在上海画界逐渐成名。
　　 那个年代，一个画建筑的人，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关联——淮海路、汾阳路、岳阳路上，几幅领袖像的绘制者当中，有徐元章、陈丹青等等当时上海画坛的青年才俊。“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整面墙。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是最难的一笔——全画最亮的一点，用白颜料，要点得精准，就必须在一米外仔细端详，然后啪一声，点上去，顿然生辉。”多年后，他在某部纪录片里回忆这一往事，表情有些失神、走神。
　　 纪录片拍于二○○七年的遗产纠纷案发生之际。徐元章想通过这部片子影响舆论，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他大概也想通过这一片子，让失踪于异国的母亲和妻子，看到一个进入晚景的儿子、丈夫的无助与孤独？否则，他不会让记者、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一类外界事物，侵入宝庆路三号这一高尚的院落。
　　
　　 四
　　 五个独立的两层别墅分布于花园四周，最初分别为：主人起居室、会客室及餐厅，子女、家庭教师及来宾起居室、仆人起居室及配电室——把功能分解于有距离的不同别墅，确保不同层级人物的私密性。“文革”后，弄堂小学和派出所搬出，宝庆路三号完全回归徐家或者说周家。
　　 “我小舅舅骑着马，在草坪上练习盛装舞步，周围是一群名犬。女子们围着看的时候，他在马背上的样子显得更高傲、更英俊。你看，当年他们烧烤的铁架子还在。生锈了。我一个人是不会在草地上烧烤的，显得滑稽啊。我爸爸當年进入这个院子当家庭教师，就在那一座楼里给我妈妈讲课，妈妈当时是高中生，师生恋呵呵。”徐元章在纪录片中笑了，面对镜头，像面对一个虚无的母亲和爱人，眼神有些羞涩、自得和惆怅。镜头移动，他身旁门框上似乎有白蚁蠢蠢欲动。
　　 一群老克勒每周日下午三点，在“会客室及餐厅”所在的那一座楼里聚会。所谓“克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class”——阶级、阶层、台阶；另一种是“colour”——花朵、花花公子。一种有花花公子气质、花朵气质的旧贵族人士，年龄跨度在五十余岁到八十岁之间。其中，有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子、船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外孙、火柴大王的侄孙、晚清重臣的后人……这样的聚会，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一条索引、一个脚注。
　　 老克勒们穿紧身西服或燕尾服，头发精心染黑，发膏和尖头皮鞋在一个人身体的上下两端，闪闪发亮。即便在室内、在复杂造型的吊灯下，他们依旧戴着可变色的墨镜，以便掩盖眼角皱纹。喝手磨咖啡，品红酒，用英语或精致的沪语回忆往事。他们甚至不说“阿拉”，而说“吾伊”。显然，“我”“俺”一类普通话、土话，无法敲开这扇黑色大门。需要语言、妆容、服饰来加固某种尊严和存在感。
　　 在纪录片中，看到一个打扮成“猫王”形象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应该经历过三十年代。七十岁以下的老克勒，比如徐元章，更多是在追忆旧时代的光影气息——从父辈那里，从老照片、老电影里，从血液里。《胡桃夹子》的音乐响起，老人们拥着美艳女子翩翩起舞。地板有细微裂纹、墙纸陈旧剥落的巨大舞厅，顿然辉煌。徐元章很少跳舞，像一台戏剧的编剧、导演、制作人、剧务，站在墙角微笑、观察，随时为大家斟酒、续茶。从舞会这个角度，一个老人眺望着早年的美景良辰。
　　 或许由于怀抱中的女子过于诱人，那“猫王”滑倒在地了，顺势做出天鹅之死的动作来自嘲：“心爱的人啊，我为你而死。”哄堂大笑。
　　 出现在这一院落、这一舞厅里的女子，大都是上海艺术院校里的学生，被某一老克勒带进这圈子，也就有了关于上流社会的谈资。她们会拜徐元章为师，学水粉画，在大草坪上面对这五座别墅，表达幻想和心动。大部分时间，这些位于花园南侧的建筑处于逆光状态，画家就要学会辨别、呈现出阴影的层次和深意。纪录片中的场景：徐元章与一个女孩手拉手在暮色里站着，女孩几乎依偎在他怀抱里了，白玉兰树的影子在窗子上随风晃动……
　　 记者询问与女孩相处时的内心感受，徐元章回答：“我老了，对于她们的爱是干净的、安全的、可以信赖的。”还算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回答。
　　 对于越来越多的造访者，试图进入这一圈子的陌生人，徐元章在抗拒：“那个某某，真是拎不清，带来一个外地女孩——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再漂亮也不稀罕的。上海小姑娘嘛，自然是欢喜的、欢迎的啦。”这段话让我想到契诃夫，想到他最后一部作品、话剧《樱桃园》。
　　 宝庆路三号，像某个隐形的契诃夫写出来的一部戏剧，真实而又虚幻。
　　 不同的是，在这一戏剧里，俄罗斯的樱桃变成了上海的玉兰。
　　
　　 五
　　 《樱桃园》剧情梗概：
　　 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阶层崩溃，新兴资产阶级咄咄逼人，像长期寂静的樱桃园附近突然出现的火车站、火车那样，咄咄逼人。女主人公柳苞芙，在丈夫酗酒而死后，为新爱情而移居巴黎、耗尽财产，归来，不得不拍卖掉世代居住、寄予无限情感的樱桃园。而樱桃园的接手者居然是柳苞芙家族昔日奴隶之子罗伯兴。剧中，拍卖日的前夜，樱桃园里还在举行舞会，但舞者阵容已经不整齐了：商人、家庭教师、女仆、火车站站长。八十七岁的老仆人费尔斯，站在舞厅一角很不愉快地嘟囔：“早年间，我们这里跳舞的都是些将军啦，男爵啦，海军上将啦。现在却请来了邮局职员和火车司机。他们还摆好大的架子呢。”
　　 徐元章像《樱桃园》中的谁呢？像柳苞芙、柳苞芙的女儿安妮雅、费尔斯等等人物的混合体，尊贵与卑微、前欢与新愁的混合体——宝庆路三号，只有他一个人在演出。连宠物狗这一道具，也蜕化为一只普通家犬。他必须分饰各种角色，直到曲终人散，只剩下玉兰树兀自开开落落。但他显然不像剧中的商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罗伯兴，也不像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
　　 罗伯兴在感慨、愤懑：“和你们混在一起整天不干正经事，可把我害苦了。我不能没有事干，我不知道怎么来安顿这两只手；它们闲着晃动的时候，像别人的手。春天里我种了一千亩罂粟，现在净赚四万卢布。当我的罂粟开放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特罗菲耶夫，你为什么那么骄傲？”
　　 特罗菲耶夫在沉思、抒情：“你父亲是奴隶、庄稼汉，我父亲是药剂师，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就是给我二十万我也不要。我是个自由人。你们，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像是天空里的飞絮，对我产生不了影响。我有力量也很自豪。人类在走向崇高的真理，向可能存在的幸福进发，而我置身于这队伍的最前列——我能达到，我自己能达到，或是向别人指出达到目标的道路。诸位，上马车吧……是时候了！火车就要进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