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句话的结尾处，传来砍伐樱桃树的斧声和火车的汽笛声。
　　 话剧《樱桃园》初次进入中国舞台，是在二○一六年，徐晓钟、林兆华先后导演，濮存昕等演员演出。熟悉外国文学的徐元章，是否读过《樱桃园》这一剧本？估计他不会喜欢契诃夫的主题：我们都是要告别樱桃园和旧生活的人，不论是根深叶茂的贵族，还是草间求活的平民——车站已经修到了门前、胸前，一个人必须接受新世界的进入与拷问。就像必须接受宝庆路三号黑色铁门外种种的人物与事件，突然进入并拷问。而我们，如何守住内心深处的樱桃树与灯火？
　　 二○○七年，周宗良居于海内外的二十三位子孙，就宝庆路三号产权起诉徐元章，要求分割遗产。法院鉴于徐元章母亲下落不明，继承链条中断，故判决“徐元章与本遗产分割案”无关，勒令其搬出花园。徐元章为这一诉讼而改变高冷风格，频频出现于电视台“心灵花园”一类痛说悲诉、暴露隐私的娱乐节目，为自己申辩——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无奈、无效。
　　 一个水粉画家在宝庆路三号消失，最终在人间也消失了。新贵们在拍卖场举牌，赢得这一花园中的草地和玉兰。
　　
　　 六
　　 契诃夫对商人罗伯兴并非简单鄙视，而是充满同情与理解。
　　 其实，他对笔下人物都带着同情与理解，像作为“契诃夫诊所”的主治医生面对病人那样，全身心地感受着他们的剧痛和隐痛——小说史就是疾病史。
　　 契诃夫最喜欢的人物，应该是那一个总也没有毕业、被樱桃园女主人柳苞芙讥讽“得了洁癖、怪人、连恋爱滋味都没有品尝过”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在一群商人、贵族、奴仆中间，需要一个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观察者和预言者，自尊、悲悯而又开阔。契诃夫大概把自己的形象转移到这一人物身上，甚至连特罗菲耶夫父亲的身份，都被写成了“药剂师”。
　　 宝庆路附近有上海戏剧学院，我在学院剧场中看过日本现代舞《樱之园》，依据契诃夫的《樱桃园》而改编：
　　 一座老房子面临拆迁，庭院中的樱花树怎么办？房主，一个不成器的人，对于樱花树感情淡漠，为避免缴纳高额遗产税而催促拆迁公司速速行动。但，护绿会的一个姑娘却誓死保护樱花树。女演员在舞台上激烈跑动，围绕一棵产权与自己无关的樱花树，跑动着，呼吁着。最终，护绿会姑娘，女演员，在渐渐黯淡的追光灯中安静下来，樱花树倒了下去。她说着自己的故乡和丧失，充满哀愁。帷幕后，隐隐响起了日本自卫队战机的轰鸣声，呼应于俄罗斯的斧声、火车汽笛声。
　　 俄罗斯的樱桃树，就是日本的樱花树、上海的玉兰树，在充满了被丧失、被斫伐的危险预感中，楚楚动人——
　　 “靠近亭子的地方，有一棵白颜色的树，树干弯了，像个女人。”
　　 “亲爱的、尊贵的书柜，我向你致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你一直为善良和正义而服务。”
　　 “你需要的不是看戏，而是看自己，你活得多没有味道，你说了多少废话。”
　　 “生命好像完结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
　　 “大自然，神奇的大自然，闪耀永恒的光，那么美丽、超脱，你，我们称之为大自然母亲，包容生死，你给予生命，也能将它毁灭。”……
　　 《樱桃园》中的这些台词，充满了诗意和感染力，完全像宝庆路三号内的老克勒们在独白或者对白——必须有能力触动灵魂和记忆，一个句子、一棵树，才能够活下去。
　　
　　 七
　　 小说家汪曾祺把明代作家归有光比作“中国的契诃夫”——那么，我可以把契诃夫比作“俄国的归有光”？两人的共同点都是：留白，爱闲笔，抒情，对讲故事没有大兴趣——这其实就是诗人气质，《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的气质——“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一重负既卸不下，也担不动”，纳博科夫如此评论契诃夫笔下的这一人物。
　　 高尔基同样敬重契诃夫，说，他好像是站在路边微笑着对走过的人们呼吁：“你们可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但在宝庆路三号、在上海、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这一呼吁。没有听见，或者假装没有听见，才能心安理得地过一种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走肉如行尸。
　　 青年時代，我与同事常常在办公室值夜班、看电视剧。一个晚上，某领导走进来：“什么电视剧？”同事恭敬地站起来回答：“《不知其名》。”领导看了同事一眼，走了。五分钟后，同事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满脸通红，问我：“领导误会我了吧？”我不解：“怎么了？”同事嘀咕：“领导问我什么电视剧，我说《不知其名》，他看了我一眼——可能以为我在用书面语，不知其名搪塞他吧？真邪门啊，这个破电视剧的名字……”
　　 遂想起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当然，我的这一个同事没有死，后来混成了某一级别的官员，开始让后辈小职员来揣摩、不安。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完成了对天真的背叛，庸俗地活下来了。
　　 写完《樱桃园》不久，契诃夫活不下去了，在德国疗养地去世，像被死神伐倒的一棵樱桃树。运回俄国的棺材，竟然装在一节写着巨大“牡蛎”字样的货运车厢里，被心痛气急的亲人们找了半天才找到——契诃夫想变成一只牡蛎？火车站台上，一支假装悲伤的乐队在节奏缓慢地演奏催泪曲，但与契诃夫无关——那哀乐，献给同一列车运回的某个俄国将军的遗体。
　　 如此荒诞的场景，像契诃夫虚构出来被演出的最后一台戏，以火车作为舞台背景。
　　 上海也是舞台。人间无处不舞台，但道具中已经出现了高铁、地铁、磁悬浮列车、飞机。我应该尽量避免成为种种舞台上一个可笑、可悲的角色，即便身份再微乎其微、台词再有限，也应该站在那一个似乎永远无法毕业的俄罗斯大学生身边，站在樱桃树、樱花树和玉兰树一边。
　　 归有光在《项脊轩记》里，对一棵树念念不忘：“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需要一棵自己的树来寄托身与心。但即便能找到这样一棵树，也难以摆脱可怜、可叹息的境地？
　　
　　 八
　　 徐元章书房的吊灯上，三条链子中的一条已经断了，灯光暂时没有倾斜。
　　 维护这样一个院落，耗资巨大。徐元章请花匠隔日来打理一次花园。把各色灯泡换成乏味的节能灯。冬夏时节独自在家，也少开或不开空调。
　　 徐元章在纪录片中展示了父亲徐兴业的长篇小说《金瓯缺》。还有一沓信札，是父亲早年写给母亲周润琴的情书。书和信札，残存着父母日益抽象、稀薄的心跳和手温。
　　 《金甌缺》起笔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以南宋时期抗金斗争为背景，塑造了民间义军领袖马扩的英雄形象，显然是对抗日战争这一当时社会主题的回应。徐兴业在完成前三卷后，中断写作二十余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匆忙完成第四卷，收束全书。我想探究这一前后绵延四十年的写作，究竟出现了哪些动力与障碍？是否与其爱情的发端与了结有关？书中是否出现了个人私密情感的投影？从上海图书馆借来《金瓯缺》，读毕，似乎印证了一些猜测。
　　 无锡国文专科学校毕业生徐兴业，被周宗良请来，为中学生周润琴讲授历史和古诗词。一个其貌不扬、家境困窘的青年教师，遇见了一位好姑娘——跳芭蕾、画油画、向往革命、尝试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个大家闺秀爱上寒门书生，这是发生在宝庆路三号的真实故事，而非言情小说中的陈俗虚构。周宗良自然反对将这一“言情小说”写下去。周润琴决然出走，与徐兴业在租住的公寓里结婚，生下徐元章。一九四八年，周宗良迁居香港，徐兴业与周润琴才带着七岁的徐元章搬进宝庆路三号。
　　 《金瓯缺》，也许是徐兴业与周润琴恋爱的副产品。两个人爱着、商量着，推进纸上情节的叙述。前三卷，语调缓慢、沉着，对情节的走向、人物的结局充满底气。第四卷就草率匆促了，像一个故事大纲，写作的倦意难以遮掩——此时，周润琴在徐兴业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多年。贯穿全书的主人公马扩与其妻赵亸娘的爱情，显然寄托了徐兴业对周润琴的眷恋，热烈得近于夸张，也就愈加失真、可疑。
　　 周润琴自香港去了法国，偶有信件被骑着绿色永久牌自行车的上海邮差，投入宝庆路三号门口的邮箱。后来，她像失联的飞机，连一个机翼碎片都没有留下来以供猜测和追寻。
　　 《樱桃园》中家庭教师夏尔洛塔的有些台词，完全像徐兴业的自言自语：“我什么也不知道，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找不到了……”
　　
　　 九
　　 徐元章的长相、气质酷似父亲徐兴业，连爱情故事也在复制父母之间情感的起、承、转、合，显得缺乏想象力。他与妻子黄亨义的爱，也发端于师生恋。黄亨义多才多艺，曾经是京剧演员言慧珠、歌剧演员温可铮的学生。她的美，被当时很多人求爱追从。最终，还是在一九七一年嫁入宝庆路三号——不知道这个庭院在黄亨义心中的分量，是否超过了徐元章。一九九二年，黄亨义带着女儿去了美国，渐渐也没有了消息。
　　 徐元章一生活动范围没有超出上海。他对自家篱笆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对十字路口次第变幻的时代潮流也充满惧意。但他必须迎接世界和时代的种种敲门声——温和的、试探的、淡漠的、咄咄逼人的。幼年学习画画，也都是母亲请人来宝庆路三号上门授课——教师就是后来声名赫赫的雕塑家、油画家张充仁和肖像画大师俞云阶。
　　 徐元章似乎把所有才华和力量，都用于追忆。“所有的艺术都是追忆。最好的艺术是对未来的追忆。”（查尔斯·赖特）所以，艺术家是非现实的人——被现实排斥越强烈，对未来越不安，就越杰出。除了老房子，徐元章什么都不画。名气渐渐大了，被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报道。不少外国人来宝庆路三号看画、买画。瑞典驻上海领事馆曾经在此举办过“瑞典之夜”的聚会，近两百位中外人士萃集于草坪，灯火辉煌，小乐队演奏着小夜曲……
　　 不久前，我在中华艺术宫看了徐元章遗作展：几十座别墅耽溺于水粉中，陈旧而又艳丽，像一群与上海人存在时差的异邦游客，像与现实存在隔膜的德式、法式、英式、美式的徐元章。
　　 中华艺术宫就是二○一○年世博会期间的中国馆。
　　
　　 十
　　 上海大约有五千余幢悬挂“历史保护建筑”字样铭牌的洋房花园，如思南公馆、哈同花园、丁香花园、沙逊别墅、马勒别墅、爱庐别墅、爱神花园、绿房子、望庐、宋家花园、荣公馆、白公馆、张公馆、犹太人总会、嘉道理住宅、华业大楼……密布于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华山路、湖南路、新华路、复兴西路、汾阳路、太原路等地段，繁华之中存大幽静。从事老洋房交易的一个律师朋友，曾对我分析其中规律：晚清至民国时期，官员大多居住于徐汇区，商人大多居住于静安区，文人、学者、专家大多居住于黄浦区。
　　 我探访过其中部分院落，似乎都种有玉兰树。五月，玉兰盛开，像一树树鸽子迎风翻飞。上海市花就是玉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些院落大部分归于国家，成为博物馆、少年宫、学校、餐馆、音乐学院琴房、作家协会办公地，等等。旧人已去春常在，玉兰兀自开。这些异国风格的院落，组合出上海混血的面貌。墙里秋千，可能早已拆掉。墙外单行道上车流汹涌，行人们匆匆奔向证券交易所、草地音乐会、大师赛、主席台、饭局、家长会、新概念作文比赛、机场、财务负债表、法庭、离婚协议、告别仪式……墙里旧照片中的民国佳人，隐隐笑。
　　 部分花园别墅成为各阶层市民混居的公寓。即便在特殊年代，这些建筑内的部分人物，面容与身影依然保持旧生活的夕照余晖：女子们悄悄去锦江饭店里做发型，穿自己改良之后的“列宁装”“布拉吉”，走在路上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引人注目；男士去照相馆，脱下千篇一律的蓝色工作服，从提包里掏出珍藏已久的西装，系上领带，坐对光芒；回家，在厨房里揣度西式糕点的配方，阅读包着红色书皮的西方文学名著……
　　 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上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好眼力、好笔力，也看不见、写不出的上海。
　　 建筑、环境就是命运——彩绘玻璃窗上一个天使图案的飞翔，仆人夜半走廊上的偷窥，室内楼梯或街头拐角处的身体碰擦，弄堂里的一次凝眸和落日，十字街头的一次转身和细雨……都可能引发出一个情节、一个事件，让生息其中的人拥有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高潮和结局。“一个以密切交织的人际关系为特征的生活世界，在里弄房屋内呈现出来。有时候，激情也会公然迸发，而欲望则流动于街道、小巷、菜场构成的无数迷宫之中。”李欧梵在对金宇澄小说《繁花》的评论中，谈到了上海地理与人性幽明之间的关系。
　　 显然，一个人对于所处空间的态度，就是世界观、价值观。服从它、眷恋它或者逃脱它，就是一部小史诗——杜甫的茅屋和身体，必然为秋风所破；归有光的项脊轩和枇杷树，必然归于苏州城外名为“项脊泾”的一片田野；徐元章的老洋房和玉兰，也只能被资本和时间有力主宰。
　　
　　 十一
　　 在徐元章的画笔下，我看见两个熟悉的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