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看到那个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去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据说现在叫子辰的人全国有三千多个。
　　 我和姐姐还专门在电话中感叹过，别说是两个恋爱中的人，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也不能够啊。姐姐还说，下次见了子辰，一定提醒他，今后谈恋爱，别动不动就往桥上跑，水边是最出鬼气的地方。
　　 直到派出所的人找到姐姐，出示了身份证、照片，以及其他一切能证明那个子辰就是姐姐的独生儿子李子辰的时候，我才感到，多年前那种黑云压顶的感觉终于又逼上来了。
　　 当年，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弟弟、我们家族的希望之星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地升起过一股不祥之感，越过众多膜拜的头顶，我隐约看到远方飘来一片不懷好意的黑云。它有明确的目标，它就是冲我们家来的，但我没敢说出来，因为光是这一闪念，就已经很不吉利了。我从小就被教导，人的嘴上有一把锁，不要轻易打开，打开可能放出魔鬼。我还分析自己，我大概天生就是那种凡事先往坏处想的悲观者可怜虫，等结果出来时，要么喜出望外，要么早有心理预设，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子辰比我的儿子小博只大一岁多，各方面条件都决定了他们应该格外亲密，宛如亲兄弟，实则不然。有一年，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子辰来我家做客，跟一年级的小博一起玩游戏，玩到酣处，突然一把掀翻小博，抱起游戏机，一个人霸着玩。小博不服，照他腿上踢了一脚，他抓起小博的衣领，把小博逼到墙上，抡起拳头就往脸上砸，害得小博去医院缝了五针。我非常为难，我想我应该向姐姐举报子辰的暴力行为，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是自己照管不力所致，我应该把事情控制在他打人之前，想来想去，我没有将这事告诉姐姐。自从那年爸爸出事以后，身为第二梯队家长的姐姐，迅速跃居一线，颇有撇开我们的无能妈妈大权独揽之势。新官上任三把火，包括妈妈在内，我们几乎天天看她脸色，后来我们慢慢都长大了，她还是没能卸掉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呕心沥血地维持着她在这个家的一把手威严，对我们几个长大成人的兄妹，动辄吼叫呵斥，对自己年幼的儿子更是坚信“说的风吹过，打的铁膏药”，老师点名了，回家要打；留校了，更是要打；哪次考砸了，除了打，还要撕本子撕书；有一次他扯断了女同学的书包带子，姐姐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擀面杖追着打，直到把子辰的屁股捶得像两颗咸鸭蛋才住手，边打还边骂他是个小流氓。因为我的不举报，子辰和我的关系从此有了某种默契，他妈妈说什么他未必听得进去，我要是说了什么，他多半没有异议。至于小博，他跟子辰再也亲密不起来了。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消息时，心里其实是咯噔过一下的：不会真的是他吧？
　　 出了这事我们才知道，原来子辰已经有了个女朋友，都同居两年多了，目前女孩子似乎正有移情他处的迹象。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肯定要给他打预防针的，多大点事啊，谁一生只谈一次恋爱呀。恐惧和焦虑完全控制了姐姐，她大睁着两眼，连流泪这事都想不起来了。
　　 姐姐开始无头无脑地收拾东西，无论如何，她要迅速赶过去，看看子辰，见见人家女孩子的父母，给人家下跪，让人家泄愤，谁让她生出了这种儿子呢？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怎么说得出口。
　　 她要求我陪她去，这是自然，姐姐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在她之后，我们家连续夭折了两个，到我出生时，她已经可以为父母分点忧了，因此姐姐在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孩子，而是仅次于母亲的家长。是的，她比父亲还管用，父亲动不动就从家里失踪了，她则可以像母亲一样，常年坚守岗位。现在，姐姐老了，而我正值壮年，理应由我来当她的家长。除了这个因素，就个人素质而言，姐姐也不适合抛头露面，奔走呼号。姐姐唯一的工作经历就是在棉纺厂干过几年挡车工，子辰还没长大，工厂就倒闭了，她后来再没工作过，当然也没闲着，整天风风火火，咋咋呼呼，但认真说起来，竟没一个人说得清她到底在忙些什么。
　　 因为这事，子辰的学校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离家不远的二本，算是托子辰的福，狠狠出了一把名，现在这个学校正急猴猴地跳出来撇清，说子辰并非他们的学生，他已经毕业了，却以报考本校研究生为名，钻学校管理上的漏洞，未经学校同意，继续单方面逗留在校园里。鉴于这个原因，学校对李子辰的个人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来这几年我们一直活在欺骗里，我们以为子辰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白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上课的教室里，晚上混在某间学生宿舍里，整日不是苦读苦写，就是在校园的树荫里大声背诵英语。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单纯太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了，子辰大四开始就在外面租房，当然是跟某个女孩子住在一起。至于房租之类的经济问题，他进校第二年就开始做家教，基本实现了一半的财务自由，但他瞒着家里，说他只想专心学习，不想去做勤工俭学。家教帮他挣回了恋爱基金，家里则分文不少地为他缴纳学费和生活费，双线并行，相安无事。
　　 得知我要陪姐姐去，小博不高兴了，他说妈妈你不能去，大家都在说子辰哥哥是变态。
　　 瞎说八道！哪有那么多变态，人犯错往往就是一念之错，谁都有犯错的可能。
　　 人家已经重新打量我了，本来我们几个人计划周末去一个野营基地，现在有人突然退出了，不去了，我估计就是看了那个新闻的反应。
　　 问题严重了，我不能完全无视小博的意见，连老公也说：你不如让她带个律师去，反正少不了请个律师，人家是专业人员，我们都是外行，别莽里莽撞跑过去，搞得无法收拾。
　　 还能收拾个什么呀！我心想。
　　 我跟姐姐说了老公的意见，她本来已经收好了东西，听我一说，拎着包的手松了。
　　 还要找律师？你是说要想办法把他的杀人罪推掉吗？我觉得不可能，你替人家的父母想想，好好一个人……我是不打算请律师的，我也请不起，幸亏他法犯得真，否则我还真为难。
　　 姐姐突然照她的旅行包踢了一脚：让他去死！让他去抵命！人家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人家不该白死！
　　 我逃了出来，我可不想陪她一起骂子辰，或是抱头痛哭，此时此刻，我心里更多的是悲哀和恐惧，我们家到底是怎么了？隔几年就来一个惊天动地，隔几年就来一个无妄之灾，我们这个家族得病了吗？也许姐姐说得对，与其找律师，不如去找个神婆之类的人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病根子到底出在哪里。
　　 很晚了，姐姐找到我家来，一改风风火火婆婆妈妈的步态，脸色苍黄又坚毅。
　　 我决定了，不去了。她一屁股坐在我面前，两眼使劲瞪着地上。
　　 我去干什么呢？安慰他？鼓励他？打他？骂他？你走了没多久，不知哪里飞来一只乌鸦，落在窗外樟树上，望着我呱嗒呱嗒一通乱说，我从不知道乌鸦可以那样说话，说了有一两分钟才走，稀奇吧，这里从没来过乌鸦，乌鸦是不会进城来的。它的口音我听不懂，但我听懂它的意思了，你别笑，我真的听懂了，它一走，我突然就下定决心了，不去了，有什么好去的，去了也没用，什么都别指望了，这回全完了。
　　 乌鸦什么的你就别多想了，它肯定是饿了，闻到你厨房有肉味，你的厨房正好靠近窗户。
　　 姐姐不相信我的解释，我自己也不相信，能飞到城里来的鸟，胆敢让人看见的鸟，从来都只有麻雀。
　　 哪有脸去啊？感觉我自己也成杀人犯了。他是你看着长大的，你凭良心说，我打他打得少吗？打得不够狠吗？生怕他变坏，生怕他闯祸，真是越担心越出鬼。要不你代我去吧，你要是能见到他，就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他活一天，我也活一天，他哪天走，我也哪天走，生他一场，我能为他做的就只剩这么点了。
　　 姐姐把话说得这个份上，我还能怎么办？只能点头了。
　　 我受够了！从小到大，这个家的男人，老的也好，小的也好，除了耻辱，连一颗扣子的好处都没给过我。
　　 我觉得姐姐总结得真好，刚刚我还在想我们这个家族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没病，病的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每次出事都是他们，每次都是他们把好好的日子捅出一个大漏子。
　　 我可告诉你，仔细照看好小博，现在就他一个全活的了。
　　 别瞎说，搞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二
　　 我们家第一次发生变故时，我还是个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我起了床，来到厅里，并没有早饭在等着我，母亲在流泪，姐姐坐在她旁边闷闷地发呆，再一看，门口很多泥泞和脚印，脚印坑里的水还是浑的，这表示很多人刚刚离开这里。我决定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饭吃，我得吃了饭赶紧去上学。我一路经过客厅、卧室，来到厨房，沿途都是打翻的桌椅、衣物、瓶瓶罐罐，房门大开，箱子和柜子的门都斜挂着，我躲着它们走，怕把它们碰掉下来。
　　 “抄家”两个字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在课间玩跳绳，几个老师靠着晒墙聊天，一个老师突然说：人只有在这个年龄才有幸福可言，老子坐牢，家里抄家，一家人愁得死去活来，她浑然不知，天天跳绳，比谁都跳得好。我一回头，那个老师正忧伤地望著我，虽然他及时移开了视线，我还是猛地醒悟过来，他刚刚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他们正在议论我。刹那间，我想起了那个下雨的早晨，家人的眼泪，家里的乱象，门口的泥泞。
　　 冬天到了，我看到姐姐和妈妈在打捆一个包裹，里面有爸爸的棉袄，姐姐生气地扯开打好的包裹：舅舅已经交代过了，叫你找一件破的，补丁多的，这件才只有两个补丁，搞不好人家还以为他真的投机倒把赚了好多钱。妈妈立刻解开包裹，片刻，一件打满补丁、多处露出棉絮的旧棉袄被妈妈找出来，姐姐仍然气鼓鼓地瞪着妈妈：凭什么要我送？这都是你该做的事。妈妈垂下眼皮，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姐姐这是故意揭她的老底呢，在我们家，抛头露面的事从来没有妈妈的份，因为她不识字，也不识路，天下的路她只认得一条，那就是回娘家的路。她活着，除了生下我们，然后像牛一样干活，别的意义一点都没有。
　　 姐姐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出发的，我全无印象，我猜我大概是个发育迟缓儿，身边发生的事很少能刻进我的记忆，即使有，也是极其零星、极其片断。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已经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拉开门闩，姐姐一头闯了进来，手上的包裹皮往地上一掼，硬梆梆地坐在椅子上喘气，她的样子吓坏了我们，偏偏这时，妈妈赶我们这些小的们去睡觉，我不甘心，折回来，凑近门缝，我看到姐姐在流泪，妈妈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地望着她。
　　 若干年后，我在县城工作，并安了居，头发已经花白的姐姐来我家做客，她指着一条路说，往那边走，就是看守所。我问她怎么知道那种地方。她说你那时还小，不知道爸爸在那里被关了一年多，我给他送过衣服。那里的人都好凶，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送衣服的家属，也不是什么好人，用不着好好说话，张嘴都是吼，瞪圆了眼睛吼。直到现在，我一看到那些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心里就发怵。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们要抓他？
　　 他带了一些人去码头装货卸货、修桥补路，最严重的可能是贩卖粮票，具体还有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投机倒把、黑包工头之类的。
　　 我明白了，要是家里有个能说事拉理的人，保不定后来还能去跑跑平反呢。可惜那时我们都还小，唯一大点的姐姐又深以为耻，不愿再提。
　　 我想起有个同学在公安系统做事，就问姐姐愿不愿意再去一趟，说不定当年吼她的人还在那里呢，可以去看看他们、奚落奚落他们。
　　 姐姐一听赶紧摇头：那种地方，去一次，恨不得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月，才能消除晦气。
　　 唯一能详述那件事的人只有妈妈和姐姐，但妈妈去世早，姐姐根本不想提，直到后来，我们都已接近母亲当年的年纪，再提及此事，姐姐的语气突然变了，一丝丝戏谑，加上一抹辛酸的微笑。在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劳动呗！听说冬天让他们去塘里挖藕，洗冷水澡，夏天去砖瓦厂出窑，衣服都脱光，一来太热，二来脱光了就不好跑。晚上安排读报，学习。还是受了苦的，人都病了才放他回家，进门时差点没认出来，浑身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他那个人，本来就有点口是心非，从那里出来后，几乎听不到他一句真话，无论对谁。不过我发现，他回来以后，话少了很多，他以前可是个话篓子。
　　 我对爸爸回家那天稍稍有点印象，仍然是夜里，小时候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夜里。他推门进来，先是扶着门站着，后来又去扶桌子，再去扶椅子，那种混合着兴奋与紧张的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与我们家食物严重不足、个个面黄肌瘦相反，爸爸成了个大胖子，白胖白胖的爸爸得到全家的精心呵护。
　　 然后我就记得有个穿制服的年轻人频繁出入我们家，就他那身制服而言，他对我们太过客气了，笑容也嫌多了点，每次来我们家，都先去爸爸床前请安，今天怎么样？好点了没？爸爸躺着，朝天伸出一只胳膊，抬手掐给他看，随便一掐就是一个圆圆的深坑，久久无法平复。真想吃点盐啊。爸爸绝望地喊。穿制服的年轻人总是说：你身体素质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急。然后就去找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