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看，这张纸上记着没有参加聚会的名单，你是第一名，记在最前面！”
　　 说这话的人，脊背微驼，白发染霜，短短的胡须也白了，说话的时候，半边脸有些僵硬，吐词也不清晰。他一边说，一边手里抖动着一张纸，指点着。
　　 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从我最后一次见他，到我们俩再见面，三十五六年过去，他已经从一个不到四十岁身材高大身体健硕腰板挺直的人变成一个满身沧桑，且已经中过风行为不便的人（和他见面之前，有人告诉过我，他前两年中了风，半身不遂）。如今相见，隔着沧桑云雾，虽然还能寻觅到他当年熟悉的模样，听出他当年熟悉的腔调，但是当年韶华，如今竟白头。我不由在心里感叹，真是“时光只解催人老”啊！
　　 我和他的这次相见，颇费了些周折。
　　 那之前，先是有一个高中老同学找到我，告诉我：“咱万（为叙述方便，假姓）老师要来参加咱们全班同学的聚会，你一定得参加啊！”
　　 我高中毕业不久，万老师就调到外省去了，距离不远，只有三百多里地，但毕竟不属于一个省，所以，三十五六年，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也许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和他再见面。
　　 “到时候看吧，有空再说！”我含含糊糊，虚与委蛇。
　　 那老同学有些不放心，一直到走，都一再叮嘱我：“你一定得参加啊！”
　　 临近聚会，她又来了，扯来扯去，还是同一个话题。
　　 我告诉她：“这一段儿时间，我实在是太忙，抽不出空儿来。”
　　 那老同学是个直肠子，直接就怼我：“知道你对咱万老师有意见，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的老师啊！你自己当这么些年老师了，尊师重教，这个道理，你总该懂得吧？”
　　 她这一怼，我也干脆当面锣对面鼓，挑明了：“正因为我也当了老师，我才不愿意见他。”
　　 那老同学，气呼呼地走了。当然，师生聚会那一天，我没去。
　　 第二次。
　　 我正在上班，一个男同学打来电话：“我们现在正拉着咱万老师来看黄河大桥呢。万老师说了，想见你一面。”
　　 我依然是强调忙，然后，不冷不淡地说了一句：“抽出空来再说吧。”哈哈笑着，挂了电话。
　　 心眼里，还是不想和他见。
　　 第三次。
　　 我的一个个人关系很好的同事，他应该叫万老师姨夫，找到我，告诉我：“俺叔让我给你捎话，真想见见见你。”我们这里称自己母亲的妹妹的丈夫为叔。
　　 “有空再说吧。”我嘿嘿笑着，依然虚与委蛇。
　　 第四次。
　　 我的两位最尊敬的高中老师来找我。他们俩，一位周老师，我上高中时教过我体育课，又代过我们班几节语文课。另一位王老师，我没上高中时，就到他家里去过，借过他的书。我专科毕业，到我高中毕业的母校任教，又和他们俩做了同事，做同事时，他们俩对我的业务没少做指导。他俩退休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我上高中时，万老师和他们是同事。
　　 见了面，周老师直奔主题：“你万老师在我家等着你呢，非跟你见一面不可！”
　　 “去吧，再咋着，老万都是你的老师。”王老师接着说。
　　 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在这里应了验。再怎么着，我也不能驳两位老师的面子啊！得，走着！
　　 俩老师，一个学生，就一起走进周老师家。
　　 “你是我当年最得意的弟子，见你一面，咋就这么难？”这句话，是我走进周老师家里之后，万老师的第二句话。
　　 我赶紧走过去，握住万老师的手;“老师哎！我这不是来了吗？忒忙，忒忙，对不起老师了！”
　　 在和万老师握手的时候，看着他苍老的面容，想想自己也过了五十岁了，我脑子里就想起了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之间虽然不是“兄弟”，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却是怎么着也无法否认的啊。一日为师，总有师恩在，至于“仇”，是绝对说不上的，就冲老师这么执着，我也得放下啊。
　　 三个老师，一个学生，每人一杯热茶，在氤氲茶香里，话不尽的旧时光，扯不尽的旧交情。拉着呱儿拉着呱儿，日上正午，又邀请了万老师的几个老同事，我的老前辈兼同事，一同前往饭店，推杯换盏，言谈甚欢。
　　 第二天，又和几位老师一起陪着万老师，参观了校园，合了影，又聚了餐。
　　 第三天，才意犹未尽地送万老师踏上回家的行程。
　　
　　 二
　　 我和万老师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仇”，但是我心里也确实有疙瘩解不开。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底，高中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件事，我很焦虑。
　　 那个时代，流行人生三件大事的说法：儿时，加入少先队；少年时期，加入共青团；成人时期，加入共产党。在人生的三个阶段，三件大事完成了，身上才算有了红色的底蕴，将来才有光明前程。我也想进步，我也想有个光明前程，所以，上了高中不久，我就递了要求入团的申请书。
　　 为了入团，我尽量表现积极，除了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军、学农、学工和班里的各项活动，还去农村夜校教过农民识字；我还是学校宣传队队员，参加县里的各项演出；担着学校广播室的编辑兼播音员，学校黑板报的编辑兼书写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目的很明确，想尽早入团。
　　 和我一同被定为培养人的同学都入团了，没我，我很沮丧，找人问，人家回答我：“要相信组织，团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只要表现好了，一定能吸收你入团。”
　　 为了让有着“雪亮的眼睛”的团组织能看见我的努力，我表现得更加积极，但是团组织那双“雪亮的眼睛”总是也看不见我的积极表现，班里入团的一批又一批，比我写申请书晚得多的，都入了团，我呢，直到快毕业，一直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憋不住劲，终于找到校团委书记，问他：“李书记，和我一起交上入团志愿书的都批准入团了，我咋就一直没有音讯了呢？”
　　 那李书记支支吾吾：“这个这个……你班主任说的，这个……你家庭情况太复杂！”不再多做解释。
　　 按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说我家庭情况复杂，也是真的。老爹，解放前上简易师范。文革初期，有人查学校档案，发现当时在学籍名单的，都是“国民党员”。我爹呢，根本就不知情。在那个时代，他说不知情不顶用，“国民党员”的帽子他甩也甩不掉，连个生产队会计都被撤了。我呢，自然就成了“国民党员”的儿子。我爷爷，被打成过右派，而且，是我们县里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姥爷，家庭成分是富农，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反动医学权威”。在那个特别注重家庭出身、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就像背上了达摩克利斯剑，心里自然有了阴影，天天觉得矮人三分，在别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之所以想尽早入团，也就是想在大庭广众面前，能够昂头挺胸。
　　 李书记的回答，一下子揭开了我心里的疮疤，本来气鼓鼓的我，就像被针扎烂的皮球，“噗”的一声，泄了气，蔫头搭脑，溜出校团委办公室。但是，心里，却记下了“班主任”三个字，将一腔怨恨，都记在了我的班主任万老师身上。
　　 后来，又胡思乱想。想起三件事。
　　 第一件。
　　 高中开学报到第一天，我找到万老师，将入学通知书递给万老师，他看了一阵子，然后，将眼睛盯着我，盯了一会儿，问道：“你是XXX的弟弟吗？”
　　 他所说的“XXX”，是我二哥的名字。
　　 我说：“是啊！”
　　 “哦，知道了！”万老师微微点头，没再说什么。
　　 回到家里，对我二哥说了此事。我二哥说：“坏了，他是我上初中的班主任，我斗过他。”
　　 我二哥上学时候，爱调皮捣蛋。上初中的时候，惹了事儿，他班主任万老师还叫过我爹去学校。文革初期，学生斗老师，风靡了一阵子。我二哥也跟着瞎起哄，批斗了万老师。
　　 我二哥又警告我：“小心点儿啊，别让万老师因为我斗过他报复你。”
　　 想起这件事儿，我心里就嘀咕：难道他真是因为我二哥斗过他，报复我？想想我不能入团这件事儿，说不定，真是他！
　　 第二件。
　　 有一天，万老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拿出一个日记本，问我：“这是你的吗？”
　　 我一看，当即认可：“是啊，是我的。”
　　 我那本日记本，本来放在我书桌抽屉里，前两天，不翼而飞了。问同桌，同桌不知道，问别的同学，都说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万老师手里了呢？我心里很纳闷。
　　 正纳闷着，万老师翻开我的日记本，指着其中的一篇日记，让我看。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小学就开始了，到高中，依然坚持。万老师指给我看的那一篇，是一篇小散文。写一株小树，在悬崖陡壁之上，在一个石头缝里，萌蘖，发芽，抽枝，长出枝干，受尽挤压，艰难成长，最终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对那棵小树所生存环境的严酷和它生长的艰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写。今天看来，不但文字极其幼稚，内容也稀松平常。按说，要在今天的语文老师看起来，一个学生，坚持写日记，是一个良好习惯，会大加赞赏的。我那时也以为班主任会夸奖我，谁知道，万老师一脸严肃地问：：“你写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我……”我懵了，有些胆怯，说话便吞吞吐吐。
　　 “说轻点儿，你是写自己心里的压抑；说重点儿，就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班主任语气有些重。
　　 “我可……没想那么多，只是……有空闲的时候……练练笔。”我愈加胆怯，不知如何斟酌词句。
　　 “你很聪明，作文也写得好，但千万不要仗着自己聪明，干傻事儿！”班主任语气有些和缓。
　　 “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又急切地解释。
　　 “像这样的文章，以后就不要写了。要写就写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就写斗私批修，就写共产党好，文化大革命好，社会主义一片光明，就写好人好事。”
　　 “嗯嗯嗯!”我一连串的点头。
　　 “本来，你这个日记本应该交到学校里去，让学校处理。念你是第一次，年龄又小，不做追究了。你拿回去，放到家里，再也别拿到学校里来。”
　　 我紧绷的神经才有些松弛。
　　 “回去后，跟任何人都不要讲这件事儿，也绝对不要再写这样的文章！再出现这样的问题，说不定，你就要倒大霉！”
　　 是不是万老师心里记着这件事儿，拿这当成罪状，认为我思想有问题，不该入团呢？
　　 第三件事儿。
　　 “万老师，这一句，你是不是讲错了？”我指着语文课本《冯婉贞》里面的一句话，问万老师。
　　 那句话是“谍报敌既至”。学到这一课时，万老师在课堂上把这句话翻译做“敌人的间谍骑着马来了”。
　　 听到万老师那样翻译，我总觉得别扭，几次都想站起来问他，又怕自己弄错了，自找难堪。等到下了课，找到一个同学们都评价他学问大的老师，别的没说，就问这一句怎么翻译，他随口回答：“侦察兵报告敌人的骑兵来了。”
　　 我心里就有了底。
　　 等到下一节语文课上课之前，犹豫了好久，最终，鼓起勇气，跑到站在讲台一边的语文老师前，问他：“万老师，‘谍报敌骑至’这一句是否该译作侦察兵报告敌人的骑兵来了？”
　　 他似乎不太高兴，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查查再说吧！”脸看着别处，再也不言语。
　　 我站在那里，停也不是，走也不是，便有些尴尬，觉得全身都像被火灼烤一般，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嘟嘟囔囔地说：“万老师……那……我回去了？”也不再等老师回答，就晕晕乎乎地跑回自己的座位上。
　　 一节课下来，我忐忑不安地熬了四十五分钟，几乎没听见万老师讲了些什么，但我至今记得，万老师压根没提那句话。
　　 又是一节语文课，一上课，语文老师就说：“‘谍报敌骑至’应该译作侦察兵报告敌人的骑兵来了。”就说了这一句，再没做任何解释。
　　 是不是因为我挑了他讲课的错误，他面子上下不来，因此报复我，才阻挠我入团？
　　 一个人，遇到坎坷，总不免胡思乱想，而且，总要为自己的坎坷遭遇找到自认为合理的理由，或者总要找一个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那时的我，本来心里就有很重的自卑感，遇见事儿，容易胡乱猜疑，李书记话里提到的“班主任”三个字，就像递给我一根藤，我顺藤摸瓜，就把我不能入团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了班主任万老师的身上。而且，以上这些事儿，前些年，我还带着一股怨气，分别写了文字。
　　
　　 三
　　 “你当年入不上团。可别埋怨我。团支部让我到你们东关大队搞调查，找到大队会计张XX，他张嘴就说你家庭情况复杂，不给写材料。没调查材料，咋着批准你入团啊？你要怨就怨张XX吧！”这是在一次我们班部分同学的聚会上，我一个女同学说的话。
　　 前几年，找我要我一定参加和万老师的聚会的，就是她。快毕业的时候，她是我们班里的班长。
　　 我上高中的时候，不管是谁，只要入团、入党，都得过政审关，一定得把你的家人（——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姐妹等）和亲戚（外祖父母、舅舅、姑父母、姨父母等）都调查个底儿掉，还得一个个都出身好，历史清白。只有这样，被调查人才具备了入团或者入党的基本条件，而且，所有的调查材料都必须齐全而且准确无误才行。我呢，按李书记的说法，本来就“家庭情况太复杂”，又加上缺关键材料，还不是雪上加霜，彻底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