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事儿，我自己也经历过。
　　 我在化肥厂当工人时，是车间团支部委员。有一次，奉命调查我一个工友的家庭情况，因为他申请入团。那个工友和我来自同一个生产大队，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团委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那时候，还在文革后期。我找到当时的大队支书，告诉他事由。没想到，他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家庭情况太复杂，还是不写吧！”然后，告诉我，那位工友的家庭里有几个历史有“问题”的情况，我就告诉他：“你就照实写呗，写了，我交过去，批不批，是厂团委的事儿。”
　　 那位支书硬是不写，我也无可奈何。当然，我那位工友也入不了团。后来，文革结束了，他才入了团。
　　 那个时代，好些人脑子里总是绷着一根论阶级讲出身的弦。只要是家里人稍微有点儿“历史问题”的，他们就自然觉得这样的子女就不能入团和入党。当时的大队会计和支书，应该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属于被阶级斗争观念灌僵了脑子的人。
　　 听了那位老同学的话，我当时笑着回答她：“唉！那个张XX也许还觉得他做得非常正确呢！都是那个时代的错，都过去了，不提也罢。”
　　 但是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我的万老师。
　　 照我这个女同学的说法，最起码可以证明，对于我的不能入团，万老师没有直接责任。看起来，我过去把责任对归罪于他，是有点儿冤枉他了。
　　 聚会结束后，静下心来，我又反复思考。
　　 要说万老师因为我二哥批斗过他，或者我提过他的意见要报复我，或者因为我那篇日记认定我就不够入团的格，那么，许多次作文课上，他都要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而且还在另一个班宣读，这是为什么？临近毕业，原有的班干部有两个提前去当兵了，万老师又让我进班委会，当了班干部，这是为什么？那次，因为那篇日记，他找到我，谈了一通之后，最后，他还说了那样一句话：“将来你也许会当老师，当了老师以后，也许你就会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而且那次“日记本事件”确实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没有给我带来大的冲击，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以上这些为什么都是被我误会了，我真是太冤枉万老师了！
　　 再仔细想想，万老师重返我们县参加我们班里的聚会，费尽心思，非见我一面不可，而且，见面之后，还说了那样一句话：“你是我当年最得意的弟子。”也许真的是肺腑之言呢。
　　 心里那个矛盾纠结啊，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不过，肯定的，心里对万老师的不好印象在逐渐淡化。
　　
　　 四
　　 “说起老万啊，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呢。”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王老师。
　　 他已经年过八十，身体却还很硬朗。他是上世纪五几年的的本科毕业生，教学业务非常棒。文革前，他就是当时的县一中语文组的组长，当年，我请教“谍报敌骑至”，就是向他请教的。后来，我到母校当语文老师，他依然当着组长，后来，又当过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我几乎是紧步他的后尘，跟着他，语文组长、教务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到我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他就退二线了。我一路的进步，都离不开他的培养，也离不开他向领导的极力推荐。他上着班时，我们两个人关系就很好，他退下来之后，直到如今，我们依然是忘年交。
　　 现在，他和老伴儿跟着孩子常住省城。最近几年，我也是在省城住的日子多。我们俩就自然少不了相互串门，泡一壶热茶，啦起呱儿来，一啦就是几个小时。那一天，也不知为何，就提到了万老师。我对王老师讲了那次请教他“谍报敌骑至”怎么翻译的问题，他笑笑，说：“没有一点儿印象了。”
　　 我就接着讲：“我们班里有些同学，对万老师讲课死板有意见。”
　　 我说的是实情，万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的时候，几乎是照本宣科，而且，很多时候，一走进教室，就把很多资料书放在讲台上，需要用到的资料，他就当场翻开书，逐字逐句地念给我们听。这样讲课，自然难有生动活泼的课堂效果。
　　 前些年，几个同学小聚，有一位同学提到：“也真难为了万老师，每次上课，都搬一大摞书。”
　　 后来，全班同学大聚会，操心举办的老同学让我写点什么，以表纪念。我就写了一首短诗，因为受了那位老同学的启发，其中写下了如下诗句：
　　 “难忘记
　　 班主任万老师
　　 讲桌上一摞参考书和字典”
　　 不可否认，里面确实有调侃老师的语气。
　　 发给同学，还真戳了马蜂窝。有一个同学说我太不懂得尊重老师，要和我断交。我也感到很委屈，也回怼了她几句。
　　 也许是受了万老师的反面刺激，我上课时最忌讳照本宣科语言生硬，也多次对老师们讲，千万别做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留声机。所以，以前，我才会对我的老同学说：“正因为我也当了老师，我才不愿意见他。”
　　 当然，对一个人一件事儿，不同人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那之后不久，我们就不再计较，同学情谊，依然浓郁。
　　 还有一件事儿。
　　 想当年，我们刚高中毕业以后，一天晚上，几个同学站在我们县城中心的十字大街路口——当时称“大隅首”——一起啦闲呱儿。可巧，万老师大老远走过来了，其中一个眼尖的同学低声说：“万老师过来了！”
　　 大家便都屏气吞声，再也不言语。万老师越来越近，大家都佯装不知，也许是万老师察觉了我们的心事，竟然从我们几个中的人缝里，“橐橐橐”走过去，还扭着头，盯着我们几个看。
　　 我们几个，就那么绷着，直到他走过去，走远了，也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他，更没有一个人言语一声。
　　 可见，万老师在我们一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确实不太好。
　　 当时在场的那几个同学，在万老师前来参加全班同学聚会那一次，没有一个人参加。都被列上了不到场的名单。
　　 我把以上两件事儿讲给王老师听，王老师就说了“万老师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那句话。然后，微微一笑，慢悠悠地说：“我和你万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呢。他业务不棒，是有原因的。”
　　 原来，老万家庭出身好，在大学里就入了党，还是班里的团支书。那时候，政治活动多，万老师自然整天忙于政治活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专业知识。反右派时，万老师本来是积极分子，却不料，人有旦夕祸福，一夜之间，他被人举报，被打成了“右派”。
　　 “大概因为他是积极分子，说话太多，言多有失，被人抓住了把柄。”王老师如是说。他接着又说，“我们俩之所以被分到当时河南省的最东部，最偏远的小县城，我呢，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老万呢，是因为右派身份。我们俩，相当于被流放到这个小县城了。文革一开始，因为右派历史，老万就被赶下讲台，去学校农场劳动。一直到你们快开学，缺语文老师，学校没办法，才把他临时从农场里叫过来，教你们的语文课。”
　　 其实，万老师被打成过右派，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因为在心里对他有怨怼，就不太在意。经王老师这么一提醒，我不由得感慨：“原来，万老师也有这么坎坷的遭遇。”
　　 想到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爷爷脖子上挂尿壶，颈椎受损，再也抬不起头来的模样；想到我四爷被冤屈住监牢，出狱以后上吊自杀的悲剧；想到我爹被扣上“国民党员”帽子，在全大队社员会上被点名，我像突然做了贼偷了别人东西，一直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人的情景……想到经常搞运动的那些年代受苦受难的所有人，再想到万老师，我心里突然泛起一股悲戚。我突然觉得自己过去对万老师的那些感觉和表现，对万老师而言，极其不公平。
　　 “老万上大学时就没学多好，又在农场劳动好几年，业务能好到哪儿去？再说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他有那样的政治背景，哪敢大胆讲课，还不是生怕说多了，再被揪住尾巴？”王老师又说。
　　 听了王老师的话，我突然对万老师那时讲课的照本宣科谨言慎语，有了理解。在那样的时代，他一个有那样政治背景的人，上课时，那样做，也真的是无奈之举啊！也突然又回忆起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将来你也许会当老师，当了老师以后，也许你就会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也才明白他把我单独叫过去，苦口婆心的警示我，又替我保密，真的是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从前对万老师的误会、怨怼，都被王老师的一番话愈加淡化，一股忏悔之意，也在我心里隐隐泛滥。
　　 又想起我的一个同学的弟弟告诉我的一件事儿。他比我们低一级，我们毕业以后，万老师又教他。他说，万老师有一次课堂上对他们讲。在街上碰见几个自己教过的老学生，从他们中间的人缝里走过去，他们都不搭理自己。所以，万老师说：“我很伤心！”
　　 我当时听了还有些幸灾乐祸，洋洋得意地告诉我同学的弟弟：“我就在那几个里面！”
　　 作为一个也当了老师的人，如今，了解了真相，我才真的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万老师确实是伤心。我们确实伤了老师的心啊！
　　 走过四十六年的岁月，直到今天，我才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回顾我与万老师的往事，能够用理智眼光审视那段历史，反思自己的误解和本不该有的过失，写下这篇文字。写下这篇文字，其实就是解开我的心结，就是与心里的怨气告别，就是从此以一颗宽容平和之心看待我的也许并不完美的万老师。也算是我自己心灵的一次自我救赎。
　　 听说，前几年，万老师又得了中风，那以后，就一直卧病在床。掐指算来，万老师也应该八十多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可好？
　　 如果万老师能够看见我这篇文字，希望他能原谅一个学生的颟顸和不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