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问你多大年龄，不问多少岁，而是问多少罪。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问，如果是方言，“岁”和“罪”的发音相差也太大了。后来，经历了人世间的一些艰难后，才渐渐明白，你活了多少岁，其实就是在人世间受了多少罪。老家人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玄机，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是比所谓的哲人要深刻得多。
　　 我的父母已经60多“罪”了。
　　 如果以我当兵入伍为分割线，来写我的父母，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当兵前，我在家里与父母相处了17年时间。这一辈子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这17年，父母为养活我们兄妹三人（其实是四人，最小的弟弟从小就送人了），受尽了苦难。
　　 我的记忆是从饥饿开始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现在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指的是沿海地区，在我们陕西岐山，何止三年？直到我当兵走的前几年，也就是包产到户，把地都分到各家了，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父母充当着非常尴尬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家还没分时，父亲弟兄四个，都已成家生子，在我奶奶的统治下，在一起吃大锅饭。每到吃饭时，十几口人拥到厨房门口，分领自己的饭食。奶奶不一定参与分发饭食，但她会把蒸馍、饼子（每次都会做够吃几顿的）等贵重的吃食看得很紧，她把这些干粮挂在自己屋子的房梁上，谁也不敢动。我们兄妹三人是奶奶这些孙子辈里最大的，可得到的食物却和别的孩子一样，哪能满足我们成长阶段紧迫而急切的食物需求，每顿饭都吃不饱，经常去奶奶的屋子里眼巴巴地看房梁上的那个篮子。那可是填饱我们肚子的希望，是我们最甜蜜的想象。我们看房梁上的篮子，也看一脸肃静的奶奶，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饥饿和贪婪的。奶奶不为所动。我当时心里一直恨着她老人家，现在想来，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奶奶也只能那样做，她并不是看不到我们目光里的渴望，而是在回避和抗拒她会为那些目光而产生的软弱啊。奶奶这一辈子是很不容易的，爷爷得病去世得早，他没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个孙子出世，就把这个家交给奶奶匆匆地走了。奶奶很厉害，她一个女人家，能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全娶上媳妇，并且坚持不分家一起生活，可见她老人家持家的本领了。所以，在奶奶面前，她的儿子媳妇们都很听话，尤其是我的父亲。
　　 父亲和我的三爸一直承担着全家做饭、烧炕的柴草，家里一共有五个炕，一个锅灶，一到冬天，需要柴的量非常之大，除过出工下地干活，父亲和三爸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就得上一次山割柴。后来，三爸被铁路上招工招走了，家里就剩下父亲一个男劳力，上山割柴的事只有落到他一人肩上。大伯和四爸一个是放电影的，一个学医，他们都有一份正经事做，父亲理所当然担当家庭重任。父亲去山上割的柴是蒿草，不经烧，夏天要好点，不用烧炕，也就一天三顿饭的柴火量。冬天就不行了，五个炕像五张同我们一样饥饿的嘴，等待着吞噬大量的柴草，以温暖那冰冷而漫长的冬天。父亲隔一天就得上山割一次柴。我记得总是天还黑乎乎的，父亲就背上干粮绳索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到天快黑时，父亲才背着一捆比房檐还要高出许多的柴草回来。进家门，柴捆还没放稳，婶子们已从后面砍断捆柴的葛根，东拉西扯抱柴去烧炕做饭。父亲常常在家里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柴捆。
　　 我们家住在塬上，父亲背着柴从南面的山上下来，还得上一个三四里长的坡，才能到塬上。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时，下了汽车上塬，这一段我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坡路，竟然在我出去的几年后变得那样漫长和艰难，那时，我想起父亲上山下山，上塬下塬，还得背着能把他淹没掉的大柴捆，那段时光，父亲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啊！
　　 父亲去山上背柴的日子，是一段苦难的岁月，但当时，却成了我们兄妹三人的节日，因为父亲总会给我们留他吃剩下的干粮。从父亲撵着黑出去，我们一整天都在盼着父亲能早点回来，好像是盼着父亲，其实是盼早点吃到父亲的干粮。吃过中午饭，我们兄妹三人就急不可耐地跑到河湾坡的塬边上，坐在一个叫大塄坎的地方，望着塬下那条曲里拐弯的小路，一点一点地数着时间过去的声音，焦急地候着父亲。我们往往要等到天快黑时，才会看到一个蠕动着的大柴捆，在艰难而执著地向塬上移动。看不到父亲，但那肯定是父亲了。我们欢呼起来，一边乱喊着爹，一边向塬下冲去，说是接父亲。我们从来没替父亲背过一小捆柴，只惦记着他的干粮。每当听到我们的喊叫声，父亲会早早地把柴背停靠在稳当处，用身子撑住柴捆，取下柴背上的干粮袋，给我们兄妹三人分好干粮候着。我们拿上干粮，还在计较谁多谁少时，往往会看到父亲冲着我们的笑脸上，汗水都没来得及擦掉。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一幕时，才知道，父亲脸上淌的不一定全是汗水，还有泪水，辛酸的泪水……
　　 我们浑然不知，这些干粮其实都是父亲舍不得吃，给我们省下的，父亲在山上靠吃阴坡还没融化的冰雪充饥。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奶奶把干粮控制得那么紧，怎么会给父亲多余的干粮？还有更倒霉的时候，父亲在山上割柴时，干粮有时会给乌鸦叨走，下午我们去塬下接他时，我们没有如期得到干粮，都一脸的不高兴，嘟嘟囔囔。父亲显得很羞愧，好像他没能给我们带回干粮，是他的错，不断地给我们兄妹说着好话。
　　 父亲上山背柴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那时我们早已分家，父亲去乡镇企业工作，比原来要好一些。我11岁时，每逢星期天，父亲带着我和哥哥一起上山背柴。我身单力薄，父亲怕我拿镰割伤，他和哥哥割柴，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边吃干粮边等。当然，我只吃自己的那份。到半下午时，我们父子三人背着大小不一的柴捆就下山了。下山时要经过一个叫水泉的地方，那里有个水源很旺的泉眼，住着几户人家，我们往往要在那里停下喝水、歇息。那里的人见到我背的柴捆，奇怪地问我，是不是刚生下来，就在炕头练习背枕头了？我羞得满脸通红。父亲则显得更尴尬。
　　 自从分家后，我们一家五口人搬到北面院子，分到了一间半厦屋，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我记得很清楚，分到了一口三锅（最小的锅），有一天还被妹妹生气时端到院子，在石头上摔碎了。妹妹是出去玩，母亲叫不回来，就生气不给她留饭，妹妹脾气更大，干脆摔了锅。后来，我们家是怎么做饭的，我却记不清了，只记得家里一直没吃的。母亲挖野菜，到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去刨遗漏的小萝卜、红薯根。父亲上山背柴时都带过拇指大小的萝卜和红薯根。就这，还是不错的，如果到每年的春季青黄不接时，野菜吃没了，树叶老了吃不成，母亲就和一些妇女晚上去偷割生产队喂牲畜的苜蓿。那个时候，苜蓿可是个好东西，它救过全村人的性命呢。至今，我还记得苜蓿的味道。我在新疆当兵时，偶尔在菜市里碰上苜蓿买回来，却做不出当年母亲做的那种味道来。到北京后，就见不到苜蓿了。
　　 那时，父母春夏秋三个季节全在生产队上工干活，一到冬天，得兴修水利。修水利在我们那里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没有水源，为响应上级号召，一直坚持在修。修水利一般放在没有农活的家闲空当儿，也就是冬春两季。恰恰这个时段青黄不接，缺乏填肚子的食物。记得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妹三人留下掺有粮食的菜饼子，自己则煮几个小萝卜（大的都在生产队呢）带到工地当午饭。挖土方、搬石头，干的都是体力活，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撑持下来的。有一年冬天，父母去五丈原公社的石头河修水利，他们就在刺骨的冰水中捞石头，晚上还住在工地上不能回家，我们兄妹三人留在家里，由我哥给我们做饭。我哥那时最拿手的饭，就是拌汤（疙瘩汤），他把疙瘩做得很大，味也调得重，吃了不容易饿。记得有一天上午，父亲突然从工地回家，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只桔子，上塬下塬走了七八里路，专门送了回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桔子，可没我的份，因为妹妹最小，桔子给了妹妹。我没吃过桔子，不知它的味道，那次，我偷偷吃了桔子皮，很涩。
　　 就是父母在家的日子，白天上一天的工，晚上还要参加队里组织的学习、开会，把我们兄妹三人锁在家里。父母有时难得晚上在家一次，母亲不是纺线，就是织布、缝衣服、做鞋子，一家五口人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个人织的布，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做的（现在母亲的眼压高，动不动疼得整个眼窝都会肿起来，绝对与那时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有关系）。在那个时期，母亲很要强，她一直坚持着上工，一年下来，母亲几乎出的是全勤，工分始终排在妇女的最前面。但家里年年都欠着生产队的钱，不管一年有多么辛苦都是白干，可母亲从来没抱怨过，她不识字，也算不来这个账。话说回来，母亲就是能算清楚，又能怎样？那个年代容不得一个人闲着，即使吃不饱肚子。母亲像大家一样，一边辛辛苦苦地白干着，一边想法子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青黄不接时，为了我们能吃上一口粮食，母亲时常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娘家。外婆家的情况稍好一些，我们去了，外婆总会倾其所有，叫我们美美地吃饱肚子。后来为避嫌，母亲不能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同时去外婆家吃了，就只带着哥哥，因为哥年龄大些，能多吃点。另外，哥哥劲儿大些，叫他去背外婆躲着舅舅和妗子给我们藏的几块干粮、几把米或者面粉。我们兄妹能活下来，除过我的父母，与外婆她老人家的救济是分不开的。到这里，我忍不住得说一下我的外婆，她老人家一生积德行善，诵经念佛，不食荤，活了九十多岁，于2000年11月份去世。外婆有二十多个孙子、外孙，她唯独最喜欢我，尤其是在我当兵走了之后，外婆常常念叨我，啥时候才能把兵当完。她不知道新疆在什么地方，光听别人说很远、很荒凉，她就一直担心我。她不知道部队是个很浩瀚的概念，也不知道兵和兵是不一样的，她只知道我当了兵穿身军装，于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穿制服的（后来制服品种很多），上前就问我的情况，常常弄得人家莫名其妙。我是2001年2月调到北京的，她老人家没等到我离开新疆，成了永远的遗憾。
　　 大概是我上小学后，父亲去了公社的装卸队当会计。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是上学最多的，他上过初中，字写得很漂亮，算盘打得也很出色，但一直没能用上，这下总算有了用场。公社在塬下的陕西汽车制造厂所在地，算是繁华场所，每到星期六下午，如果礼拜天不上山背柴，我便下塬到父亲那里去耍，晚上还可以住上一夜，星期天下午再回家。父亲他们的装卸队就是为陕汽厂服务的，经常给粮店装卸粮食，父亲是会计，按说可以不干装卸的活，但只要是去给粮店装车，他都参加，为的是装卸完后，他可以和其他人分一些撒在地上的杂粮。大多是一些碎粉条，父亲拿回家，母亲用筛子筛去沙土，煮了给我们吃。碎粉条很好吃，就是不好消化，半夜肚子疼，但这毕竟是上好的吃食。后来，父亲跟库房的人关系不错，偶尔能扫些粮店地上的面粉，里面有不少细沙子，筛子没法把沙子筛去，母亲用这些面烙饼子，吃时根本不敢用牙咬，太硌牙，只好用唾沫慢慢泡软咽下去。就这样的面粉，我们一点都没浪费，在母亲的调剂下，全都吃了（妹妹后来有胆结石，不知与那时候吃这种面有没有关系）。
　　 有时候，我晚上常常会想起过去，只要一想到这些，我绝对失眠。过去留给我刻骨铭心的饥饿，致使我的童年一点都不美好。现在反过来想，也正是那种苦难的日子给了我坚强的韧性，促使我不断进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成为一个作家，还进入了首都北京。能有今天，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我的父母更是没有想到。我初中还没毕业，便辍学了，原因是我的学习很一般，恐怕考不上高中，便提出退学。当时父亲还不同意，他一心想叫我把书读下去，可我对自己没一点信心，父亲没法，只好同意我退学。其实，我退学是明智的，我们那个班考上高中的只有一个人，别的只是多交一些学费，最后都回家种地了。关于辍学的事，后来我在写作者简介时，总喜欢写成因家庭贫困辍的学，其实，那时我家情况明显有了好转，最主要是分田到户，家里有了粮食，再也不会饿肚子了。父亲也有了很大变化，装卸队变成了运输管理站，先是经营几辆手扶拖拉机，后来换成了汽车，最多的时候有六辆汽车，成为乡里最好的企业，父亲也当上了副站长，我们家门口就经常停着汽车了。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他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件高档衣服，是中长式的黑棉布大衣，很实用的那种，整个冬天都穿着，这就区分开了与普通农民的身份（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父亲还给哥哥和我，分别找到一份临时工，一个月四十多块钱，我们都很知足。家境慢慢地好了起来，率先在我们村子盖起了砖瓦房，率先取消烧柴改烧煤，率先用上鼓风机，率先买了黑白电视机，率先买了压面机……
　　 这些率先，都是父亲这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可在当时，每一次率先，都会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是一个勤劳、俭朴的人，因为受苦挨饿的那些日子，把她给整怕了，她想攒下钱粮，以后如果再碰上饿肚子时就能派上用场。可父亲坚信饿肚子的事以后不会再有了，他坚持干了几个率先的事，惟一没干的，就是尊重母亲的意见，没卖掉多余的粮食，致使家里每年吃的都是陈粮，磨的面粉压的面条没有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