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去当兵。当时，好多人已经满足吃饱肚子的现状，都不愿去当兵了，我的哥哥就是这样想的。可我坚持要到外边去见见世面，到部队上去，这是我惟一的出路。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学开汽车，依我的文化程度，绝对没想过混出个人样来。父母同意了我去当兵，当然也希望我能出息。1984年10月，我17岁，父亲给我虚报了一岁年龄，顺利通过体检。后来知道要去的是新疆，父亲嫌太远，心里有点动摇，可我坚决要走。最后，父亲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只是在我拿上入伍通知书的那几天，外婆哭丧个脸来到我们家，饭都吃不下去。父亲则和我睡在一个炕上，晚上他用手摸着我的脚，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有几次半夜里父亲忍不住哭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坚强的，可在那时，我看到了他脆弱的一面。母亲更是受不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一个人发呆，动不动就流泪，搞得我得躲着她，不然，我也会因为离家而流泪的。
　　 1984年11月10日，我离开家，穿上军装，离开生活了17年的那个叫四原的小村子，登上西去的列车。这一走，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我一直当到第四年兵时，才回了一趟家。那时，从我当兵的新疆喀什回趟陕西，得坐三天半的汽车，三天火车，来回得半月时间。现在想想，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四年，父母对我的操心挂念，我用文字根本没法描绘出来。不过，第四年兵后，基本上每年都能探一次家，每次离家归队时的伤心场面历历在目。到后来，父母亲慢慢地习惯了儿子在外面的事实，反正每年都能见一次，不是太伤心了，他们把心事又转移到我的终身大事上。他们先后托人给我在老家介绍过几个对象，有的我根本就没见过面，他们找人测生辰八字，认为不相符，就做主推掉了。在我的婚姻上，父亲还有很天真的想法，那时我还没提干，只是我平时闲下爱写几个字，因此认为自己有文化了，赶紧弄副近视眼镜戴上，留在部队一直不见复员，父亲以为他的儿子已经出息，连眼镜都戴上了，就要给我找一个各方面都相当的媳妇呢。有一次，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在火车站税务所当合同工的女孩，父亲给我寄来照片，我探家时见了一面，没想到，那个女孩还想着我能在部队混出名堂，以后可以把她随军带进城市呢。依照当时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个兵呢，以后的路谁能看得见？那个女孩能图我什么？只好拜拜。这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对自己的前景没一点信心，根本不认为自己能混出什么名堂来。我如实给父亲说年底会复员回来，父亲很难受，认为我不能白当了五年兵，到处托人给我找工作，不想叫我再回农村。显然，父亲的努力根本没用，没有人会帮他这个忙的。我做好了年底复员回家的准备，把东西都托运回家了。可是，事情突然有了转变，年底部队又把我留下，并且给我转了志愿兵，我终于拿上工资，算是有点小出息了。就这，父母亲已经很知足，很扬眉吐气了，到处给人说，他们的儿子在部队混出名堂了。
　　 后来，我自己找了对象，结婚成家后不久，又赶上好机会，我干的那个专业全部提干，我有幸成为军官。这是父母绝对没想到的，他们比我还高兴，认为我是给他们撑了脸面，也把我当成他们的精神支柱。
　　 我的命运比较好，因为写东西，提干后从喀什调到乌鲁木齐，几经煎熬，终于分上房子。父母还带着我的大侄子去了一次乌鲁木齐，他们在城市极不习惯，只待了十几天，但他们却非常高兴，认为我算是真正进入城市，又在写书，成为作家，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人了。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去了。父亲拿着我出的小说集，到处给人说，书是他儿子写的。农村人大都不看书，写书跟他们的生活太远了，几乎没人响应，但父亲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2001年2月，父母万万没想到，我突然被调到北京，很快，妻子女儿随军进京，一家三口进入首都。终于走出艰难困顿的日子，又开始了摩登城市里繁华无助的新生活。这下，可把父母亲高兴坏了，尤其是父亲，他所在的乡镇企业几经改造，已经被乡里干部毁了，父亲因此也结束了他长达二十七八年的乡企生涯，回到家里。这个时候，是父亲最灰暗的时候，两三年里，他整天待在家闷闷不乐，身体也出现问题，我突然调入北京，使父亲心里一下子明朗起来，他像换个人似的。妹妹给我打电话说，父母这下高兴得不得了，觉得我给他们把面子撑得太大了，商量着啥时候到北京来看看呢。真正叫他们来，他们未必会来，我知道，他们怕花钱，怕给我添麻烦。2002年冬天，母亲因为眼疾，非常严重，我便趁机叫父亲陪着母亲来北京治病，他们才终于来到北京。但他们并没好好看一下北京，一是母亲身体不好，她晕车，二是北京的冬天出门不方便，在给母亲看病时，我带他们只去了天安门和故宫，走马观花地去了北大、清华和王府井，还有离我家很近的人民大学，别的地方都没去，母亲已经待不住了，她一点都不习惯，吃不下去饭，操心着家里，他们只待了九天，就回去了。
　　 哥哥经常在电话上，叫我勤回家。现在离家近了，可是我不知在干什么，整天沉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每年能回去一次，但都匆匆忙忙，待不上几天。
　　 有一年暑假，我带女儿回了一次家。在西安转车时，这里的部队有我的一个兄弟，他找一辆小车把我们父女从西安送回老家。这在我们村子轰动了，我不但调到北京，西安的部队还用小车把我给送了回来，真正是给父母家人脸上增光了。可是——问题总是出在“可是”上，因为送我的车是红色的桑塔纳，村里有人说我叫的是出租车，摆谱造势的（村子里的人早就认为我已经不在部队，因为后来这些年我回家没穿过军装）。这怎么行，父亲到处去给别人解释，这是部队的车，从车牌照上可以看出不是出租车。父亲的解释也不知有没有人信。第二年过春节时，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西安部队派了辆白色桑塔纳送我们回去。过后，我听父亲说，村里人说又是谁谁他舅的车，根本与我不搭界……
　　 父亲为改变村里人的看法，证明我还在部队，就给我揽了不少别人家孩子要当兵、考学、提干、转士官的活儿。我在部队上根本没这个能力，到处求人，但这些事基本上都没办成，弄得父亲很没有面子。但我是尽了心的，只是能力有限。
　　 父亲六十多岁了，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从乡企回到家里后，待在家里总是不习惯，动不动与母亲为一些小事吵架，他还托人给他在外面找活儿干。我妹夫给他在宝鸡找了一个工地看大门的活儿，一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父亲瞒着我去了。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想劝他不要干了，母亲却对我说，叫他去吧，他在外面几十年，回到家待不住。可是我后来听说，父亲在工地不光是看大门，还要干活，并且住的条件很差。我打电话叫父亲回家，可是说什么他都不回去。2003年闹“非典”时，我抓住这个时机，硬把父亲叫回家。
　　 可是，时隔不久，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找看大门的事，总要出去干活，不然在家身体就不舒服。2005年3月，父亲大病一场，把我们吓坏了，我赶回家带他到西安治疗，不久康复后，他又到处找活儿。去年，在离家不远的高店镇，我妹夫又给他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儿，离我妹妹家近，说是条件比原来的好得多，我知道阻止不了父亲，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身体没毛病。可是，我的哥嫂常年在外，我的小侄女上中学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她不认识字，光会接电话，不会往出打，我又多担了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