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味泛起，听到春节的脚步声时，我的内心会莫名紧张和害怕。忽明忽暗的记忆里，在年的尽头，我家炕头总坐着一个要债的男人。他头发稀少，身子细高挑，像一根竹竿。要债人是舅妈的外甥，跟我们多少沾亲。那年，父亲和大舅合伙养芦花鸭，同舅妈的外甥贷了款。很不幸，白洋淀养鸭人全线溃败，鸭子给水乡人带来“瘟疫”。
　　 母亲坐在苇蓆上，两手缠绞着柔软的苇眉子，方砖蓆的花样渐渐明朗起来。母亲一口一个叫着外甥，脸上堆满讨好的笑。父亲掩着慌张，寒暄着要债人坐上炕头。要债人从清晨一直坐到暮色，父亲为他一遍一遍地点烟倒茶。母亲织好两片白段子的蓆，来不及拍打头顶和身上的苇皮，吃力地扛起两片蓆出了门。脸阴了一天的“亲戚”，在我家炕头喝了两壶茶，吸了两包龙泉烟。最后点着母亲的蓆钱下了炕。他鸡爪子似的双手，在羊绒大衣上拍了又拍，反复叮嘱：“老姑，明个腊月二十七，一定要凑够利息。”
　　 白洋淀的冬风，凶神恶煞一般呼啸着，几乎吹翻窗棂格子。母亲在灶坑里填着苇柴，土炕烧得热腾腾，安排我和妹妹睡下。在浅浅的睡意里，听到母亲和父亲絮絮地说话声。他们把所有的亲朋几乎都说到了，绞尽脑汁商量找谁借钱，如何开口，借钱是那么的难以启齿。
　　 一夜的风，换来雪埋的一座城。静悄悄的院里，忽然传来踩雪的“咯吱、咯吱”声，原来是体心表婶来串门。“体心，快进来，我正要去你家呢！”母亲笑盈盈地拉她炕上坐。原本体心表婶是昨晚精心选定的借钱对象，可是“借钱”两个字，母亲迟迟说不出口。直到体心表婶抽了两颗卷烟，要回家做饭时。母亲吸口长气，搓搓手，声音很小：“体心，你手头上富余吗？我想借点钱。”
　　 “有，你拿多少？”体心表婶双手插在袖筒里。
　　 “叁——拾。”本来计划借伍拾，可话到嘴边，母亲改了口。
　　 “行！”体心表婶依然那么爽快。
　　 母亲给妹妹穿好衣裳，在窗台抱了两棵白菜去找体心表婶。没想到，体心表婶变了卦，母亲没借到钱。
　　 母亲红着眼圈回到家，望着墙上摇摆的挂钟。母亲又抱了两棵白菜，去前邻大格大妈家。那个年代，人们的日子都不富裕，又恰逢过年。正用掐苇织掏灰蓆的大格大妈，没让母亲空着手回来，从立柜里拿出贰拾块钱。为了感激大格大妈，母亲帮着她把掏灰蓆织好，才去下一家借钱。
　　 曾经，大徐姥姥是我姥姥家的常客。两个老太太，手指上一年四季都戴着顶针，盘着腿一起做针线活。姥姥过世后，两家断了往来。大徐姥姥家在村的最东头，母亲抱着窗台上最后两棵白菜，一路冒着雪，趟着雪到了大徐姥姥家。推开门，母亲再也控制不住，靠在大徐姥姥家的门框上哭了。大徐姥姥转了转手指上的顶针，从炕上下来：“我的好闺女，这是怎么了？”母亲抱着大徐姥姥呜咽着，说不出来话。“快点到炕上来。”大徐姥姥家的炕很暖，她把掉在房梁上的竹篮摘下来，拿出两块绿豆糕塞进我母亲的手心里。那年，大徐姥姥动用儿子来年结婚的钱，帮我家还贷款利息。
　　 腊月二十七落日时，我们送走了要债的亲戚，第一个年关过去了，接着第二个年关开始了。一天吃两顿饭是水乡人家的生活，人们睁开眼就忙着织蓆、打渔、养鸭等。直到淀水冰冻三尺，碾苇场清净了，收苇场封闭蓆垛。春节来了，家家才停了活计，开始置办年货。面对近在跟前的年，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一筹莫展，借钱实在借怕了。
　　 “老田，出去打肉了。”堂婶人未进屋，悦耳的声音填满整条巷子。堂婶身形丰满，我们称呼她“大胖婶”。
　　 “不去！”母亲装得若无其事。
　　 “是不是没钱啊？”大胖婶挨着她坐下，放低嗓门。
　　 “我有钱。”不知道母亲是犟嘴，还是别的。
　　 大胖婶抻抻绿色条绒裤子，手伸进被里取暖，起身走时说：“老田，晚上睡觉，扫炕时小点劲。”虽然大胖婶的话，让人一头雾水，可谁也没在意。晚上母亲铺被子时，才知道堂婶在被摞里塞了五十块钱。二十多年后，母亲依然感激心善的堂婶。
　　 用大胖婶的五十块钱，母亲打了二斤猪肉和一些鲜菜，为的是春节期间待客用。我和妹妹的新衣有了着落，母亲在街上扯了几尺灰蓝格布，让大伯家堂姐给我们做裤子。堂姐手很巧，织蓆是好手，裁缝做衣也会。梳着大辫子的堂姐拎着皮尺，在我们两个小孩身上量测。两个钟头后，堂姐做好新裤子。母亲还为父亲买了两双袜子。而她自己，什么都没添置。等到大年三十，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趁着街上没人，她去找梦欣姨借衣服。梦欣姨家境好，大衣柜里吊满各种颜色、款式的女装。青年时代的母亲很漂亮，同其他女人一样，也喜欢时髦新衣，喜欢打扮。可是因为年关，没钱买新衣。连着三个春节，她都是穿着梦欣姨的衣裳过年。母亲把借来的衣服叠好，揣在怀里，一路跑回家。
　　 我的童年时代，母亲一直养鸡。脑海里，总浮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彩霞漫天的时，母亲坐在院中央截苇。她手底下，是老母鸡带领着一群肉墩墩的小鸡找苇虫吃。那时，食物匮乏，为了帮我们补充身体，增加营养。母亲年年养鸡，春天孵化一窝的小鸡，可它们命运多舛。在鸡瘟、丢失等一番洗礼之后，只留下两只长大的母鸡。母亲编好苇篓子，吊在窗台上做鸡窝。等到鸡下蛋，给我们吃。
　　 初一饺子，讲究谁吃的早，谁家日子好。从春节凌晨到天明，整个村子的鞭炮声不断。年前，母亲忍痛割爱让父亲杀掉一只母鸡，为的是我们的春节能有肉吃。那年的初一饺子，母亲另辟蹊径，用鸡肉拌馅。直到现在，回想起鸡肉馅的初一饺子，依旧记忆犹新，真香。
　　 大年三十，我就嚷着母亲要穿新裤子，母亲则耐心安抚着，等到大年初一。当我美滋滋地穿上新裤子，喜出望外地跑出家门玩。可没过多久，我就丢下伙伴们跑回家。原来新裤从裤腿一直开线到裤裆，我懊恼得把裤子丢在母亲脚下。当想到伙伴们漂亮的新衣，我伤心地哭着，跟她要新衣服。那一刻，母亲弯下腰，悄悄地捡起裤子，眼神满是绝望。大姑来了，打破了不愉快。当弄清了原委，大姑送我一套特炫丽的演出服，表哥是河北省歌舞团的演员。当穿上通体橘黄，衣袖绣着红龙演出服，站在小伙伴中间时，得意极了。
　　 时光荏苒，光阴故事。家的年关已随风而去，母亲再也不用害怕春节。如今，我三十七岁，当年同我家渡年关有交集的人，已是另外的人生和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