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姓程，娘家在西良。
　　 西良村并不大，有百十户人家，依山傍谷，建在岗上。
　　 我家到西良，全是山路，要穿过两个村庄，翻越两道山梁。小时，大年初二走姥姥家，天刚擦亮，母亲已把花糕备好，催促赶路。于是，兄弟姊妹四个，穿着新袄新裤，迎着寒风，走出家门。
　　 冬天的山地，少不了雪，坡岗沟岸，满眼皆白，走起路来咯嗞咯嗞，左摇右摆。但对孩子们来说，这似乎都不是问题，玩耍的欢乐会淹没一切。抛雪球，吃冰凌，点炮仗，有时还能遇到一只苍灰色的兔子，于是大呼小叫，群起追逐，直到那小东西惊惶奔逃消失在远方的沟渠。待赶至姥姥家，烩菜已经做好了。猪肉、粉条、豆腐、皮渣、红薯丸子，还有热腾腾的花糕。那应是一年中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
　　 姥姥家的财权掌在妗子手上。当我们前拥后挤给长辈磕头拜年时，打扮得干净利落的妗子会攥着一沓毛票给我们发压岁钱。有时两毛，有时五毛，全看年景好坏。在我眼里，两毛钱可不是小数，它能买五个双响炮，买一把嘀嘀筋，足够玩上半天。常常，姥姥趁人不注意，悄悄拉我到里屋，掀开炕上硬硬的毛毡，把手探进很深的地方，摸半天，摸出白花花一把“小银元”，壹分贰分的居多，伍分的少见，总有两三毛。她一边把钱塞进我兜里，一边嘴贴我耳朵说：“姥姥给你的磕头钱，别让他们瞧见。”姥姥说的“他们”，一是指我的哥弟妹妹，更重要的是指妗子一家人。
　　 后来，我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母亲笑了：“我小时家穷，你姥姥从来没给过压岁钱。后来娶了你妗子，你姥姥也没钱了。给你的钱，是她平日打酱油买盐一分一厘省下来的。一年到头，就攒那么多，全给你了。”
　　 我当时奇怪，小孩子过年没压岁钱，能玩什么？
　　
　　 二
　　
　　 照我的推算，母亲生于1936年。在她两岁时，姥爷参加了八路军，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队伍。1949年，上党战役爆发，姥爷随孝义县大队开赴屯留，后战死于老爷山。
　　 消息传来，姥姥感觉天塌了。
　　 当时是国民党的天下。“不一个朝廷，哪敢吱声？！”舅舅说。
　　 姥姥只敢在夜里哭。偷偷地哭。
　　 那一年，母亲十四岁。
　　 姥姥带着一双儿女，给财主家做帮工，依然填不饱三张嘴，便到山上挖野菜，吃观音土。饥荒年里，野菜也被挖光了，只好沿村乞讨。
　　 “你和舅舅也去？”我问。
　　 “我去，你舅舅不去。”母亲说。
　　 “为啥？”
　　 “你舅舅长大了，姥姥怕人瞧不起，来日娶不到媳妇。”
　　 就这样，姥姥硬是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解放时，她得到一张写在宣纸上的“烈士家属证明”。
　　 我问姥爷长什么样，母亲不记得了。
　　 我问姥爷的墓地，母亲摇摇头：“听说那一仗死了上千人，放一起埋，哪里去找尸骨！”
　　 也许是尝够了没有父亲的苦，村里放电影，只要是有打仗内容的，母亲一概不喜欢。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孙子孙女们要看战争片，她总会借故躲开。她对我说：“一看到演打仗，就会想到你姥爷。”
　　 我读初中时，哥哥应征入伍，母亲为此痛哭数夜。她不懂什么国防义务，只知道当兵就意味着打仗，打仗就意味着死人，就意味着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忍辱负重。因此，无论村里欢送的锣鼓多么热闹，无论大喇叭里的歌声多么欢快，无论哥哥的脸上多么兴奋，在她眼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童年时代沿街乞讨的阴影。
　　 母亲去世前两年的深秋，我们去山西探亲，路过屯留段高速，我指着前方路牌说：“老爷山，这就是姥爷当年牺牲的地方。”母亲赶忙趴到车窗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那突兀而起的深灰色巨石，陡峭如削的崖壁，茂密幽深的荒草，蜿蜒起伏的山脉，随风波动的松林，像过电影般扑面而来，直到一一消失在视野里，母亲依然凝神窗外，一动不动。我想，此时此刻，一定是母亲与姥爷距离最近的时候，那山石林木虽然一闪而过，但它是姥爷可能行军之处，是姥爷可能藏身之处，是姥爷可能开枪射击之处，甚至可能是姥爷战死归天之处……她虽然不记得姥爷的样子，却好像看到姥爷的身影了，好像听到姥爷的呐喊了，好像感觉到姥爷的呼吸了，风景已经幻化，幻化为姥爷的形象，姥爷的微笑，姥爷的声音，姥爷的胸怀，姥爷的背影，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脑海里了。
　　 母亲七十五岁时，政府出台个新政策，凡是烈属子女都可享受到一笔抚恤金，每月八九十元钱。母亲听说后十分高兴，待我回家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以后不用给我钱了，你姥爷的钱就够我花了。”并且说，“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享到你姥爷的福！”
　　 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我回村小住，母亲显得特别兴奋，对我说：“可打听到你姥爷的消息了，在县城东边龙头山的烈士陵园，名单上有你姥爷的名字。”说话时，她眼睛里闪着亮光，像真的见到亲人一样，十分满足。
　　 我问：“有牌位吗？”
　　 母亲说：“没有。我和你舅舅在纪念碑前烧了一沓黄裱。”
　　 我说：“应该有个牌位啥的。”
　　 母亲笑了：“那么厚的名单，还牌位呢，往哪放啊！”
　　
　　 三
　　 母亲年轻时，长得还算标致，瘦溜溜的，一米六五的个子，比父亲高半头。西良村依坡岗而建，农田多在川上。傍着渠岸，水田多。不像我们村建在谷底，土地却在山上，要靠天吃饭，旱地多。所以，从西良嫁过来，算是从富村到了穷村。几十年后，我和母亲开玩笑：“娘，你这可是下嫁啊！”母亲戴着老花镜，边做针线边说：“这话不假，要不是你爹高小毕业，有文化，我嫁到哪村，还真说不准呢。”
　　 那时候在农村，能够高级小学毕业者，还真数不出几个。父亲的本家侄，凭高小文化，竟考上清华大学，在当地成为新闻。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敬重识字的人。后来，父亲凭这个学历，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每当我问及此事，母亲会面露微笑：“那时队里收秋分红薯，他挑的俩筐里，一头是你，一头是他的算盘和账本。”
　　 在陈家媳妇中，母亲能干是出了名的。听三姑说，母亲刚过门时，爷爷分给我家两间西屋，一间东屋。西屋是晒棚，东屋是草房。晒棚住人，草房做饭。有年夏天，草房漏雨了，风大雨急，她扛来梯子，掂鍁和泥，披着油单纸，一人爬上又陡又滑的屋脊，冒雨堵漏缝，让人看了胆战心惊。那劲头，谁见了都说：“这媳妇厉害！”
　　 冬天的晚上，我家小晒棚内的炕沿上坐满了人，全是左邻右舍串门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聊天，说笑，扎古，衲鞋底，抽旱烟。煤火台上蒸锅里的红薯熟了，木锅盖的边缘冒着热气，满屋香味，十分暖和。我光脚站在炕上，用粉笔在发黄的墙上涂鸦。母亲抄手站在灶旁，边陪大人说话，边看我胡写乱划，脸上洋溢着笑。那是我对小西屋唯一的记忆。
　　 儿时的宅院实在太小，三丈见方，四周全是房屋，像个天井。大爷一家住北屋，三叔一家和爷爷奶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三姑当时没出嫁，和爷奶住一起，二三十口人，男女老幼，嘈杂拥挤，上个茅房都要排队。日子久了，母亲和父亲商量，搬出去，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小院。
　　
　　 四
　　
　　 我们村位于母猪河峡谷的冲积扇上，东西两侧全是山。东边拐头山，高耸入云，逶迤连绵，南北数百里，不知去处；西边是西寨，虽然不高，却像个龙头，身后牵着群山峻岭，能一直延伸到山西境内。
　　 记得我能挑动半箩头土的时候，父亲在西寨山脚申请到一块房基地。说是房基地，其实是一道缓坡，需要铲低裁直，拓为平地，才够房屋的面积。于是，全家出动。劈山、挖土、运渣、采石，填坑、补壑、砌岸、筑路，大干数月，终于建起五间土坯瓦房。那时，母亲除了干活，就是给大家做饭。除了家人，还有几个帮工。记得砸坯的是个本家叔，叫用林，帮忙次数最多。用林叔饭量大，吃大米饭，一人能吃三碗。母亲说：“那还是给咱家俭省呢，在别人家，他吃四碗。”后来，用林叔没了老伴，一个闺女也病死了，剩下他自己，十分孤苦。每到冬闲，舍不得开火烧煤，就到我家蹭热取暖，坐在煤火台边，聊闲天，直到吃饭时，才知趣地离开。我们小孩子都烦他，母亲说：“让他来吧，咱盖房时，人家还帮咱砸坯呢。”
　　 西寨的房子盖好后，父亲要在院子南边挖一口旱井。因为靠着山根，越往下挖，石头越多，坚硬的白矸石，全靠锤头钻子，一星一点敲。父亲、哥哥在井下挖，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上边拽渣土。一箩头，又一箩头，花了数月时间，愣是掘下六七米。那时，红旗渠水能从合涧绕过来，顺着西寨半山腰的支渠流到村边，父亲就在渠下修了条简易的毛渠，穿田绕岸，曲折蜿蜒，清澈的渠水能一直流到我家的井里。水的问题解决了。
　　 至于烧煤，就要靠车推肩扛了。秋末冬初，霜凝大地，父亲会与人结伙，起五更，推小车，带干粮，翻山过河，到数十里外的涧西煤矿去买煤，当晚返回。进村时，要翻过高高的茶叶岭，坡陡路窄，常常是母亲取了绳子，带上我们，兴高采烈地跑去拉车。一车煤，五百斤，省着烧，温暖与欢笑，会伴随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季。
　　 西寨小院是我家生活最久的地方，也是母亲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家。她除了到生产队劳动，就是在家里忙活，养猪喂鸡洗菜淘米晒粮纺花织布缝衣。她还在屋前两棵梨树旁栽了许多花草，月季花饼子花红薯花指甲草懒老婆，春夏数月，院子里红黄粉紫，色彩斑斓。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还有追逐嬉戏的蝴蝶，忙忙碌碌的蜜蜂，咕咕漫步的母鸡，一片生机。
　　 每天，我，哥哥，妹妹，弟弟，四个孩子你进我出，大呼小叫。喊娘，还是喊娘。要吃，要喝，要穿，要耍。母亲像个陀螺，每个角落都留下她的脚印、她的声音、她的汗水、她的背影，也留下她所有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和如梭般的岁月。
　　
　　 五
　　 时光荏苒，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考学离开家乡，住进城里。哥哥、弟弟相继成家，在村里其它地方盖了房子。妹妹也出嫁了。父亲患上脑血栓，走了。猪没有了，鸡没有了，房前的两棵老梨树先是不结果，接着不开花、不出芽，最后也枯死了。真的是转眼之间，喧闹的小院只剩下一个人，那便是母亲。
　　 母亲已入花甲，岁月的风霜早已爬上额头、眼角和头发，那一道道皱纹和缕缕白发记录下她的汗水、梦想、青春和热情。偌大一个家，人都走了，只有她还在。宅院像一个蝉蜕的壳，空阔而透明，凝神静伏，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蝉唱。
　　 西寨半山腰的支渠还在，但多年前就坍塌断流，院里的水井成了枯井。从山下村里引来的电线因风蚀老化，经常短路。土坯墙多处剥落出现裂缝，雨季时屋顶洇水。为了解决吃水，哥哥和弟弟在院里挖了一个蓄水池，买了水泵，用长长的胶皮管从山下村邻的井里抽水，十分不便。遇到旱季，就只有靠老天下雨了。生产队时，下山的路还能跑拖拉机，后来没人管理，路废了，坑洼不平，行走亦难。哥弟都要将母亲接走，她不肯。每天，她一个人简单做点吃的，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侍弄她的几分菜地。给白菜培土，给萝卜间苗，给南瓜压蔓，给茄子整枝，或者走下崎岖的山道，拐进小街胡同去串门聊天。
　　 我回老家，自然去西寨，与母亲一起住。时间久了，我看懂母亲的心思。她喜欢清静，也留恋那个亲手建起的家。在还能自理时，她愿意一个人呆着。但眼看房成危房，池变枯池，这样下去儿女们不放心。于是，我和她商量：“找块平坦的地，我们盖间房。”她似乎有点心动：“那得花不少钱呢。”我说：“你放心，我有钱。”她似乎同意了：“那我去给你启生叔说说看。”本家叔启生是当时村里的支书。
　　 就这样，几经周折，母亲看中了弟弟家附近一片空地，因为在一道土崖下，不够人们常说的一座院的面积，空置着。母亲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大，三间就够了。”启生叔同意了。
　　 就这样，我仿照单元房的样式，画了张图纸，请哥哥弟弟帮忙，喊上十几个乡邻，挖地基，砌砖墙，支模型，打现浇，人欢马叫，忙活一月有余，房子建好了。
　　 然后，在院里院外种植花木，我从龙泉买来了玉兰、海棠，妻子从集市买来了桃树、核桃树，堂弟献军从邻村移来棵石榴，县城的三婶还捎来棵无花果……新建的小院，俨然一个小花园了。
　　 母亲七十二岁那年春天，她离开陪伴大半生的老宅，住进了新居。
　　 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母亲对我说：“村里xx那么有钱，还是个官儿，他娘住的房子，又是掉土又是漏雨，他就是不修，他媳妇还说，等老婆子不在了，再翻盖新房。”说到这儿，她叹了口气：“这老婆子一辈子也住不上新房了。”
　　 母亲住进了新房，并没有忘记西寨的老宅。每天早晨，她会早早起来，跑到原来的家，把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锁上柴门。过春节时，她也不忘在老宅的门框贴上对联，在神像前点上香烛。她要让人们感觉到，那里还住着人。
　　
　　 六
　　
　　 因为盖新房，我和母亲还生过一场气。
　　 新房盖了一层，是平顶。为了防水，我让弟弟在东西两侧安了下水管，从墙角垂下穿过墙壁，可以直接把水排到墙外，这样院里就不会积水。谁知母亲坚决反对：“水是财，要从院里穿过。”我说：“如果下大雨，水排不出，会漫进屋里。”她听不进去，最后变成争吵。后来弟弟劝我：“反正是她住，只要她高兴，随她便吧。”就这样，把墙上打好的钻孔堵上，所有的下水管都对准院里。每逢下大雨，小院里水声喧哗，倾刻会变成小河，变成水坑，变成水塘。听弟妹四妞说，那年夏天夜里下暴雨，前墙水道眼太小，院中积水猛涨，母亲端着脸盆排水，忙乎到天亮，浑身都湿透了。我哭笑不得，说：“那都是财啊，她累着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