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枫】母亲散忆(散文)
七
我生性顽皮,从小淘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那时,常有人教训自家孩子:“别学西坡陈家的二子!”说的就是我。
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小的年龄居然有那么大的能量,爬树、攀崖、戏水、玩火、打架、恶作剧,乐此不疲。隔不了三五日,便会有人找上门来告状,自然不是好事。母亲除了陪笑脸说好话,还是陪笑脸说好话,安慰走张家再宽慰李家,送出家门,然后掉头回家,单从咚咚的脚步声就能断定,我的屁股挨一顿揍是免不了的。
那时候,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打游击”,再就是“抓特务”。这和那个年代有关。当时能看到的电影小人书大都与战争相关,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小号手》《奇袭》《东港谍影》等等。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小“八路”把“特务”荣昌用草绳捆在了茂密的玉茭地里,结果忘了给他松绑就割草去了。生产队收工时,社员们从栈道经过,听到庄稼地里有小孩哭声,才把他救了出来。经过三查两问,我这个“八路头头”自然罪责难逃。母亲一顿臭骂,屁股上又多出几个红红的巴掌印。
其实这些还不算什么。我们曾在窄窄的田埂上把路挖空,使西胡同的李老婆一脚踩空崴了脚脖,半月没能出工;曾在冬天为了取暖,把邻村的荒坡引燃,烧黑了半架山;曾在大年三十晚上,爬到高处,朝正在院里烧香磕头的女人们撒土块,吓得她们大叫有鬼;曾把村里植树造林的杨树苗砍下做金箍棒,以致当村支书的姑父在大喇叭里高喊“发现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还曾和伙伴到供销社用墨水瓶偷灌大缸里的醋喝,一个个被酸得皱眉苦脸相视怪笑;一起到东河滩玩水,被苏老师发现,然后光着脊梁赤着脚站在滚烫的水泥乒乓球台上被罚“晒鳖盖”……类似的糗事真是罄竹难书。每念及此,我都会为少年时的无知心生愧疚,在此向全体父老乡亲鞠躬致歉了。
我小时喜欢玩弹弓。用粗铁丝弯成弓架,用小推车内胎做皮筋,用牛皮或羊皮做弹兜,算是精良的高配。口袋里常常装着捡来的石子,从村里走过路过,逮啥射啥。墙头瓦罐,房脊神像,都在劫难逃。一个夏天的中午,我趁父母午睡,揣着弹弓,偷偷溜出小屋,轻轻拉开家门的栅栏,一溜风跑到西寨翻水洞下的白矸池边,和早已等在那里的伙伴会师,比赛射蛤蟆。那时候老天雨水多,白矸池碧波荡漾,深不可测。池里有人在游泳,掀起的波浪把蛤蟆青蛙之类都挤到了池边的角落。那东西贼精,躲在水葫芦叶下,露出两只黄豆般的眼睛,向你挑衅。没有足够的经验,根本发现不了它们。我那天准头特差,气急败坏,一不留神,将弹子射到对岸,正中村里崔小二的面门,但见鲜血直流,但闻嗷嗷嚎叫,场面一片混乱。我吓得当场就溜了,跑到打麦场的麦秸垛里藏了一天。眼看天色昏暗,蛙鼓四起,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恐惧和饥饿驱使我忐忑不安地摸回家。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母亲的一顿痛揍。母亲带着哭腔边骂边说:“记吃不记打的东西,你怎么就改不了呢!医生说,再往下半指,小二的眼睛就瞎了,你要养活人家一辈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掉眼泪,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人常说,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上得山多终遇虎。这话一点不假,我的顽劣也得到过一次重重的惩罚。十二岁那年秋天,一个雨后,母亲让我去捡谷茬,就是耕地时翻到地表的谷根,晒干后可以做柴烧。返回时经过石板头栈道,被脚下悬崖上一丛绽放的韭菜花吸引住了。那悬崖高约十丈,下临深涧,土石交杂,荆棘丛生,平时很少有人上去。看到茂盛的韮菜,我想起生病时喝的疙瘩汤,那汤里就漂着喷香的韭花,好想让母亲再给我做一碗。于是撂下钩担,从旁边斜坡抓着一丛荆条挪了下去。当我绕到那丛韭菜前时,高兴极了,满眼都是绽放着的小白花,花蕊蹭着我的鼻子,既痒痒,又清凉,连浓烈的香味都闻到了。我伸手去抓,只觉脚下土块变得松软,开始下陷,未及反应,整个人已呼隆隆坠下,先是重重摔在崖间突起的巨石上,接着像皮球般弹下幽深的涧底,落在一片红薯地里,顿时脑袋变得又大又沉,抬了几下又无力地落在冰凉的薯叶丛中,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是三天后的黄昏。据说是本家全福叔路过发现了我。全福叔是村里有名的胖子,平时走在路上,老远就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他见一物从崖上坠落,以为是兔子,高兴坏了,赶忙出溜下去搜寻,发现是个小孩,大吃一惊,慌忙把我从沟底背上去,又背回村里,不知费了多少劲。当时,我的腰带摔成了两截,人已奄奄一息。那次劫难的后果是,后脑勺上留下个铜钱大的疤。三姑后来说:“那一回,你娘守着你,一直哭,三天三夜没合眼。”
我上大学后,参加“学雷锋小组”,学会了用推刀理发。每次放假回家,母亲准会说:“去给你全福叔推推头吧,没有他,你的命早没了。”大学三年,给全福叔推头,成为我回老家必做的一道作业。
好像是参加工作后的第六个年头,我回家过春节,母亲神色黯然地说:“你全福叔死了,是心脏病。”
八
我读小学、初中,学校都在村东的老油坊,傍着东大池和母猪河。每天上学,从村西跑到村东,走街串巷,足有二里地。当时读的课本有两种,语文和算术。为了玩得痛快,我会把两本书对折装在口袋里。结果半年不到头,那书就成两截,像是两本小人书。母亲忙了家里忙地里,看见了也懒得管。反正,只要我不惹事,学习好坏,她很少关心。
可以说,我的小学基本上是在玩耍中度过的。我的种种劣迹也主要集中在那个阶段。
上初中时,我的脑袋似乎透了点气。可能是爱听大人扎古的缘故,我渐渐迷上了看小说,常常趴在土炕上看借来的闲书,有时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看。什么《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烈火金钢》《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村里有书的人家都被我借遍了,借到什么看什么,也没得选择。记得借来的《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前后都缺了十几页,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经常是走在路上还捧着本书边走边看。这一情景在几十年后还有村人提起。读闲书的爱好使我的作文成绩变得奇好,还多次受到苏老师表扬。母亲似乎从中看到一线希望,特意到供销社扯了二尺蓝洋布,给我缝了个书包,这样,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人五人六地背着书包上学了。
我曾一度迷上画画。那时候学校没有图画课,我便托堂哥从公社买回水彩油彩,照着小人书里的人物去画。画红雨,画洪常青,画郭建光,画杨子荣。有年夏天,我花了两个中午时间,趴在院中树荫下的香台上,用水彩画了幅潘冬子像。潘冬子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在电影里,他戴着红军八角帽、扛着步枪走在杜鹃花丛中的英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把他画在半张粉连纸上,由于不懂着色技巧,那画就是一个红红绿绿的平面图。母亲看了,十分喜欢,把屋里供桌前的两张年画揭去,把潘冬子贴上。直到考大学那年,那画还在。记得中间我曾买过一张“武松打虎”的年画,武松骑在老虎背上,奋臂挥拳,十分英武。我让母亲揭下潘冬子,换上武松,结果过了半年没有响应,年画也神秘地失踪了。问及此事,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属虎,怎么能贴那种画!”
初中毕业后,我读的是村办高中,在东山岗上,两年制。教课的老师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许多课程他们也没学过。虽然教者用心,学者刻苦,但效果还是不容乐观。教数理的马立老师鼓劲说:“想吃商品粮,不想戳牛屁股,除了考大学,别无他路。”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他把自家小米寄到北京,换来一套复习资料,然后刻蜡纸,油印成册,让我们“用功”。高考时,全班五十号人,有两人上线,全是中专。我落了榜,只有回家,做好了“戳牛屁股”的准备。当时,在乡里教书的长辈陈迷存老师来家劝说,父母同意我到乡中学去复习。父亲放话说:“家里没劳力,给你一年时间,考不上就回来。”母亲鼓励说:“只要你好好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乡里离家有十五里路,来去全靠步行。每周回家一次,取粮食。常常是装两升小米,一罐头瓶咸菜,背一袋红薯,外加母亲为我烙的几张大饼。小米和红薯要靠学校食堂的大笼来蒸,但红薯吃多了伤胃,吐酸水,亏得那饼解决了大问题。有时候,在一周的后两天,父亲还会特意跑到乡里,给我追加两张饼,这当然是母亲的意思,她怕我吃不饱,影响长个儿。家里白面少,母亲就先紧着我吃,剩下的,他们配着黄面、红薯面、米糠蒸成窝窝,自己吃。她常说:“穷家富路。出了门,就要吃好。”
九
在我印象中,母亲和父亲并不是小说里所写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那种。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刚分家不久,家里穷得叮当响,整天看着三四个孩子啼饥号寒,两人难免有争吵。这是我儿时的印象。自打在西寨建了新房,家中似乎平静了许多。
当时,房子盖好了,井里有水了,母亲高兴,说:“要养鸡。”
父亲在屋西侧土坡上掘出一个洞,按上木框,留个方口,塞上木橔,做成了鸡窝。
母亲又说:“要养猪。”
屋南靠崖壁处有块空地,父亲用盖房废弃的石料绕壁三面圈起,建成个猪圈。
母亲养了六只鸡,一头猪。
一个寒冷的冬夜,北风呼啸,窗纸被刮得哗哗直响。屋外突然传来嘈杂的鸡叫,母亲惊呼:“快,有动静。”
父亲慌忙披上棉袄推门而出,连扔石块带吆喝,许久才恢复平静。父亲说:“是黄鼠狼,塞鸡窝的橔子被拨拉开了。”
那晚,家里少了一只鸡。
母亲心疼极了,天天念叨,还到附近的田野坡角去巡查,“或许它只是被衔走了,没被吃掉呢!”母亲说。
开春了,鸡下蛋了。母亲把鸡蛋送到供销社,每斤能换四毛钱。
年关到了,猪长大了,母亲蒸了一笼红薯面窝窝头,犒劳猪,然后父亲用推车把猪推到公社,卖了。
有了鸡和猪,油盐酱醋的钱有了,我们兄弟姊妹的书本费有了,过年时还能扯上几丈布,每人做一件新衣。家里好像什么也不缺了。
父母开始注意对几个子女的管教,尤其是我,全天候地出现在他们的监管之下。平时家中小事,父亲很少插言,都是母亲在行使家长的权力。但当需要武力镇压时,母亲常会喊父亲出马。因此,在我心中,母亲的咋咋乎乎似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亲那濳在的威力。
我上中学时,学习有进步,成为班里的上等生。回家后母亲总是问长问短,父亲只是旁听。遇到拿不准的事,父亲总会说:“你是读书知礼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那时,晚自习回家,要下东山岗,穿过村子,爬上西坡,才能回到家。乡村的冬天,地冻天寒雪路难行尚且不说,还有种种狼和豹子出没的传说,母亲不放心,时常催促父亲到村边接我。记得有一天下晚自习,我刚爬上西坡朝家拐弯的路口,就看到月光下有团黑影在晃动,我下意识地站住,壮着胆子喊“谁”,对方发出嘻嘻的笑,那黑影也似乎在朝我走来,我的头发顿时炸起,正待转身逃跑,听到一声喝斥,那黑影立刻停住。是父亲来接我了。父亲用手电照过去,原来是邻村一个疯子。第二天,母亲特意给我买了个手电筒。
有段时间,父亲喜欢抽烟,但家里没有钱,他便采了许多野菊花来抽,母亲有时也帮他采。他们把菊花晾干,滴上香油,拌过,烟丝就做成了。母亲缝了个荷包,专门装拌好的烟丝。那烟丝可以装在烟锅里抽,也可以制成烟卷。父亲有个木制的卷烟机,一尺见方,三四寸高,放进一张白纸片,通过那个小木盒,便可把烟丝卷进去,做出来的烟卷和买到的香烟几乎一样。
父亲患上脑梗后,戒了烟。
一次,母亲来安阳看我时说,听说喝白葡萄酒能治高血压,给你爹也买一瓶试试吧。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便扛回去一箱民权白葡萄酒,问父亲:“管用不?”父亲说:“管用,就是腿痒。”
父亲的病愈来愈重,后来竟卧床不起,亏得母亲身体好,有她在,子女们基本不用操心。有时候,听老家人在一旁议论,说母亲对父亲说话如何如何难听,我并不以为然。母亲和父亲过了一辈子,心中有气朝谁撒啊?朝儿女吗?所以,她对着父亲发发怨气,我倒可以理解。
父亲去世时,母亲很平静,她把早已备好的寿衣抱出,指挥家人一件件给父亲换上,又让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抬到外间的铺草上,点上香烛,摆上供果,一切安排停当,才跪倒在地,大喊一声“我的老汉啊”,顿时晕厥在地。
十
母亲从小受穷,但待人处事极大方。过年时,我买糖回去,她舍不得吃,一定要等来拜年的,然后一人一个分发,递出时不忘说一句:“尝尝这糖,是孩儿从安阳买的。”众人小心剥下糖纸,把糖含在嘴里,连说:“比镇里买的好吃。”她笑了,再递一个过去。我买个西瓜回去,她会多切几块,送给周围的邻居。于是左邻右舍都知道,她儿子回来看她了。有一年,朋友剑平送我两箱核桃,我原封不动拿到了老家。母亲舍不得吃,放在床下,要等孙子孙女们来,分给他们。就这样,两箱核桃吃了一年也没吃完,最后生了虫。我责备她:“这核桃是让你吃的,你却放着,现在倒好,扔了吧?!”她显得很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放得好好的,谁知道它会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