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称黄国燕作“燕子”，因为我觉得她的确像一只燕子。燕子很辛苦，每年除了要经历千难万险的长途迁徙，每到一处，还须亲自搭建栖身的蜗居。一点泥、一棵草，来回不知要跑多少趟。黄国燕也很辛苦，除了工作，见缝插针地写了很多年，终于出书了。她是个理发的，不知道要剪多少个脑袋、刮多少张脸才能攒够出书的钱。
　　 本来是应该祝贺的事，可燕子跟我说“书卖不出去”，她很苦恼。其实这也是我想出书却不敢出的原因之一。书卖不出去的不止燕子一个，就我们本地的情况看，民间作者出书，十有八九都会被这种烦恼缠身。我认识一位老先生，退休前一直转战在记者行列，自以为有些小名气。他闲来喜欢写诗，退休后便将旧作新作收集整理，出了两本诗集，每本一千册。我是前年才认识他的，那时候他的诗集已经过了十周岁。在一次无聊聚会的饭局上，我们俩正好挨着坐，在酒过三巡、人们正兴致高昂相互攀谈的时候，他低声附耳地苦笑着告诉我，他的诗集除了送人，实际只卖出去三百多册。“我现在也是有‘书库’的人了。”他开着苦涩的玩笑说，“你要不嫌占地方，我各送你一百册！”
　　 出于礼貌，我拿了两本。老先生认认真真地在每本的扉页上写下“敬请孙福文友雅正”及他的签名和日期。这两本书如今还在，只是我从未认真翻阅过。我对诗歌实在很外行，因此也就提不起兴趣。于是我便想：假如将来我要是出了书，至少要送给那些肯读的人。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如果引申到出书上，似乎也有些相通的道理。书卖不出去，各有各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名气不够大。即便有点小名气，也只是在当地的圈子里。“一炮而红”、“一夜成名”的年代虽然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但毕竟已成为“过去时”了。现在任何行业都讲究“营销”，你要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你干脆就别造酒了——写书也是同样道理。
　　 因为你不够出名，所以没人主动为你广而告之；靠自己推销，等于“王婆卖瓜”，没人相信；怎么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现在有个词叫“名人效应”，如果名人肯帮忙——只有你的书里不含“三聚氰胺”，不死人，因为名人好不容易成了名人，才不会冒险呢——即便成不了“品牌”，达不到“洛阳纸贵”的效果，起码也不至于“压库”。如今的话语权，除了“操他妈”，基本都掌握在权贵精英手里。名人自然是精英，有时甚至也是权贵。他随便说句话就是“名言”；他只要提一种新的观点，立刻就成为一种思潮。过去人常讲“孔子曰……”，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形。假如“孔子曰”某某人的某某作品如何如何，你还愁你的书卖不出去吗？
　　 怎么才能得到名人的帮助呢？说难也难——名人跟明星一样，不是随便就能见到、更不是随便就愿意帮忙的，而且他们大都要端些架子，除非面对镜头或应邀讲课时才显出平易近人的一面。由于身份悬殊，无名小辈想要跟他们套套近乎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只怕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但又有一句话叫“一切皆有可能”，托关系找路子，这是中国人很擅长的事情。比如你要找县长办事，又不认识县长，但你应该认识村长吧？村长应该认识乡长吧？乡长一定认识县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那年伤了腿，干不了工地的活，曾卖过两个月菜。跟我挨着的是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人，长得说不上漂亮，但也很顺眼，很耐看。我们俩每天几乎同时去批发站，同时出摊，但每次她还没有将货物摆好，人们就已经将她围得水泄不通了。有时候，我还没有开张，她就卖完收摊了。我感到非常纳闷：我们卖的都是一样的菜呀，而且价钱也一样呀。后来有两个老头从我面前边走边聊，我才恍然大悟……
　　 这与菜质有关系吗？显然没有！
　　 “贪婪”这东西，与人的器官一样与生俱来，并牢牢附着在人的思想中。重庆的罗玉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今正大行其道的快手和抖音之类更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低门槛的舞台。虽然这种现象很变态，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唯利是图、娱乐至死的现实中。没有人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大事，没有人关心身边人的疾苦，“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除了拼命赚钱，就只剩下及时行乐了。多年前就有人捶胸顿足地感慨什么“道德沦丧”“人性扭曲”“信仰缺失”……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人堕落至此？其实就是我们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与人的贪婪的本性不谋而合的结果。真正的“无欲无求”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将欲求表现的如此露骨极致的，恐怕在历史上也只有当前了。
　　 据我这几年的观察——但并无经过研究，因此你可以理解为只是个人感觉——目前的文学市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常畅销的网络小说，作者大多是先在网络上出名，拥有了一大群粉丝。这类书大都是超现实的，很符合现在充满幻想而又精神空虚的年轻人。因此，不但畅销，还被大量改编成影视；第二种虽然并不畅销，但因为作者都是体制内的名家，所以也还不愁卖。买这类书的很大一部分是也妄图成为体制内名家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期望从里面寻找一些写作的技巧或发表的窍门，孜孜不倦地做着一夜成名的美梦；第三种情况，是出版社改革后突起来的一股大军，也就是自费出书的作者。他们一般都没有名气或名气不大，绝大多数都是第二种情况中体制内名家的消费者。前面两种情况的作者都是有版税挣的，且卖书是出版社的事。而他们不但没有版税，还需要向出版社支付各种费用。出版社是稳赚了钱，至于那些书是堆在屋子里发霉，还是一把火烧掉，就跟出版社没关系了。因此，这些人出了书之后，写作期间的自信便不翼而飞了——那些打包的整整齐齐、墨香四溢的辛苦力作，变成了压在他们心头的石头。无论燕子有没有“妄图成为体制内名家”“做着一夜成名的美梦”，她属于第三种情况，是没有疑问的。第三种情况的人，如果不想挖空心思搞一点“名人效应”的话，书卖不出去是必然的。
　　 书卖不出去，应该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出书很容易，除非你的书有可能给出版社惹麻烦，一般情况下有钱就行。可是因为很容易，大部分读者就会认为这样的书毫无价值。这的确也不是读者武断，毫无价值的书起码有一半以上。就拿我们当地文学圈中自费出书的作家来说，几乎全都是闲云野鹤般的人物，他们无所事事，自视清高。今天去采风，明天搞聚会，吟山咏水，叹雪惜梅，这样的作品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的作品看多了，只能让我们产生醉生梦死的感觉！
　　 有人这样评价燕子的作品：“黄国燕的散文，有信阳农村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丰富的本土语言，文字质朴、粗粝、原生态，独有魅力。她以一颗纯净、单纯的心观察社会，聆听世界，体悟人生，小草一样不卑不亢，并顽强而卑微地扎根在这现实中。她有萧红不羁之一面，又与萧红完全不同。”“河南信阳有座桥，桥上有人，桥下也有人。桥上桥下，总要发生男人和女人、钱和权、性和色的诸多生活冲突。有人冷眼相看，有人恶语相向，有人干脆‘目盲’……而黄国燕，随手拈来，化成文学，指导人生走向。”“她笔下的世界，几乎就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平桥纪事》是一部长篇散文，然而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它更像一部故事，而且那些故事你我都似曾相识。因此，我们会感到非常亲切，并且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感动、感慨、悲愤、同情、共鸣和思考；而不象读某些名家的作品那样，让你觉得很华丽，很高妙，然而却总是有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据说，白居易写完诗，要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农听，不厌其烦地修改，直到老农能听懂为止。遗憾的是，有不少人有这样一种错觉：越是不懂的就越认为好。比如：认不出是什么字的书法；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画作；高深莫测却不知所云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正是鲁迅先生说的“障眼法”。人类发明文字、文学，首先是为了记录和交流——事实上后来也发展成了蒙骗诱导的工具和反抗与战斗的武器。但无论怎样，首先应该让人看得懂。看不懂，它还能起什么作用呢？燕子的写作手法，完全就是白描，简单粗勒，一目了然——疮是疮，痦子是痦子，伤疤是伤疤，笑就要露出牙齿。她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自私与贪婪，这是一般自视清高的文人做不到的。但这也成为有些人说她的书不够高雅、不够正能量的把柄。像燕子和我这类长期生活在艰苦落后、愚昧低俗的底层的草根作者，每天接触的都是不高雅的人和不高雅的事，如何能写得出高级雅致的作品来？如果硬要我们生造，也不是造不出来，但我们不愿意那么做。
　　 至于“正能量”，我觉得人们可能因被误导而产生了曲解或误会。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常常有人善意地暗示或提醒我的文字应该阳光一点、和谐一点、大度一点……总之，就是“正能量”一点。“正能量”原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出自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是相对一个与变量有关的负能量而言的。它被引申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后，实际上也并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大概就是指积极、乐观、向上之类，或者笼统的称之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吧。人们妄图用“正能量”的美好起到善行天下的“蝴蝶效应”，却忽略了靠阳光、和谐、大度是无法根治丑恶甚至适得其反的事实。就如我们不得不对犯罪进行惩罚一样，我们也不得不对丑恶、龌龊和一切阴暗的现象进行鞭挞。作家不是美容师，不能依靠厚厚的粉底去遮盖雀斑；而应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医生，努力探索雀斑形成的原因，指导人们从根本上达到康复和美丽的效果。而事实是，现在大部分作家更愿意做美容师，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皇帝的新衣》想必大家都看过，人们明明知道皇帝一丝不挂，却众口一词称赞他穿的衣服如何如何漂亮，这就是自觉自愿的“被误导”。被谁误导的？就是那两个给皇帝做衣服的骗子。为什么会自觉自愿的被误导？因为虚伪，“人们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没看到，这样会显得自己不称职或太愚蠢。”如果故事继续往下续的话，我想受惩罚的不一定会是那两个骗子，反倒是那个说实话的小孩子让我担心。这就是大部分作家更愿意做美容师的原因。
　　 著名青年学者、评论家、散文家苏伟先生在2012年第五届全国散文研讨会上说：“作为弱者、无权者，我们没有力量帮助普天下的穷苦人民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使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作为文人和作家，我们决不能对数亿同胞的贫穷和苦难视若无睹，冷眼旁观。我们一定要用手中的笔，在创作中发出一种声音。”这说的就是一种责任。就如我是一个瓦匠，我对我所砌的每一一堵墙都必须尽力做到横平竖直，灰浆饱满；又如燕子，她必须对每一颗脑袋、每一张脸做到尽善尽美，焕然一新——这就是责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发声，为大多数人发声。
　　 《平桥纪事》虽然粗粝，不够高级雅致，却是一部能够发出声音的作品。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不服气，尤其是那些经常在主流报刊上露脸的作家。的确，燕子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审美要求，主流的声音是在天空上，而燕子的声音在大地。曾有朋友不无忧虑的提醒她：“妹妹，我感觉你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可担心你会招惹麻烦。”我想问一句那些不服气的主流作家们，你们哪一篇文章可能会招惹麻烦？没有。因为你们所写的都是虚无的现实，没人能够对号入座。你们笔下的善是假的，美也是假的，丑和恶更是假的。苏伟先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论作《散文创作中的“聋”和“哑”》你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
　　 “散文不是纯粹美的表现形式，亦非浪漫主义的幻想；散文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是人民的文学。它的枝叶在空中伸展，根系深扎大地，它依赖精神为自由招魂。即使在受限制和不自由的天地，散文也要呼唤自由，进行冲破限制的战斗。散文注定是要反专制、反压迫、反奴役；弃教条、避学院、避密室的。它需要旷野、需要野性的力量、需要丰沛的热情，也需要大胆的实践。散文的实践，首先是一种争取自由的行动，体现在创作中，便是通过对不自由的内心体验，进行无遮蔽的自由言说。”
　　 我一直想问问燕子：她的《平桥纪事》中有不少可能在主流们眼里是“负”的故事，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但我终于没有问，我能猜到。我们当地的一位大姐曾跟我详细聊过她出书的过程，她说，她的那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满满的“正能量”，为了能够出版，稍微可能涉及犯规的素材她都按出版社的要求忍痛割爱了。可即便是这样，为了一个“敏感词”或一句“不恰当的表达”等等，她没日没夜的整整修改了一年零七个月！出书时她已经56岁，为了写书她经常熬夜，以至白天精神恍惚，为此常被老板炒鱿鱼，一年要换好几份工作。她不仅把身体弄得憔悴不堪，甚至把家庭也弄得一度不合，矛盾重重。她丈夫身体有病，只能做一些下夜、看门之类收入极低的工作，出书前他们的生活条件几乎到了贫困的界限。好在这些苦难的经历偶然引起了一位市报记者的同情，随着记者的采访报道，又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几经周转，在宣传部的努力下，她分到了一套50平米的廉租房，此前她租住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车库里。如今，她凭着那点名气，热衷于“爱心事业”。但像这位大姐这般幸运的仅仅是个例，好运气不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