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我们县作协和文联联合搞了一次“文化下乡”还是什么的活动，所有出了书的本地作家都参加了。我记得他们的宣传是“作家现场签名售书，只收取成本费”还有什么“机会难得”之类，场面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还搭着舞台，铺着红地毯。也有节目，就是配乐诗朗诵。作家们分成左右两排，顶着花花绿绿的遮阳伞，面前的桌子上摞着整整齐齐的各自的大作。人人都是一副谦逊和蔼的笑模样，有人不停地玩转着手中的签名笔。围观的人不少，但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好奇地一会看看台上的表演，一会看看遮阳伞下汗津津的作家，就是没人上前。县、市电视台都对这次活动做了报道，但他们都没拍到签名售书的场面。
　　 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些书我几乎都有（当然是送的），但说实话，哪一本我连十页都看不下去，让人花钱实在有点冤枉。民间作者——或者作家吧，写小说的似乎不多，因为相比小说，散文诗歌更容易发表或发表的园地更广些。虽然稿费无几，却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并博得一些掌声。这样的人占大多数。他们并无太大野心——成名或成家——只是作为一种爱好，比普通人高雅些就知足了。另外少部分有野心甚至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的成功率极低，但每个人孜孜不倦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所涉及的文体就比较繁杂了。但总的来说，散文和诗歌仍是主力。对诗歌我实在外行，别说写，看都费劲。我一般写小说多一点，至于散文，虽然写的不多，但起码还能看出高下。贾平凹在90年代曾提出“大散文”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一直受到争议，但他说的“现代汉语散文在建构它的规范的时候，出现的最大的危机是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充斥文坛的十之八九的散文都是在这“规范”的圈套里游弋。就连贾平凹自己，也没见有一部像陈桂棣春桃夫妇《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来作为他“大散文”观点的基石。能够跳出圈套、关注现实、摒弃技巧、真实展现社会风貌，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总体来看，目前还真的非常稀缺。
　　 “黄国燕有意无意地戳穿社会阴暗面，揭示人生的走向问题，既有宏大主题的深邃，也有小生活小贪欲的粗浅。如此，黄国燕的作者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朵莲花，身在泥沼之中无半点污浊，而且，她在极力的开花，并以散文的方式，以美的方式，对抗现实的苦况。”这是一位叫黄其龙的读了燕子的《平桥纪事》后的写下的感想。燕子常常是一边写，一边哭，一段写完，也哭累了，浑身乏力，心力憔悴。她的痛苦、难过、委屈，快乐、感动，都随着眼泪顺笔尖流入文章里。可是我们在看她的文章时，却常常感到愤怒、不平，然而又总是能在字里行间感觉到她的爱心、宽容和对正义的信心。她表面泼辣甚至刁蛮，这是纷繁险恶的市井江湖逼迫出来的自我保护的手段，是后天的；但她骨子里却是嫉恶如仇又柔情似水，这才是天生的。
　　 有位叫袁凌的作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非虚构作家交流会上说，“文学已死”，他认为当代文学几乎脱离了当下社会现实，成为空洞个人情感的抒发（我看过他的一篇专访，除了这点，我对他很多观点都不认同：比如他不赞成作家关注政治和社会公共话题；甚至觉得矛盾、巴金的作品立不住脚，还不如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等等）。虽然这话有些极端，但也并非耸人听闻。尤其在散文、诗歌中，这确乎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现象。《平桥纪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市井图，犹如一部用文字描绘的《清明上河图》。它并不精致，很朴素，很“土”，尤其是浓浓的河南方言；但读来却让人觉得非常亲切，仿佛在面对面的听燕子讲述她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发生在平桥上下的故事，何止只是在平桥发生？中国有多少个城市、县城甚至乡镇，就有多少个平桥，就有数不清的平桥故事。这样的一部浩瀚的画卷似的描写人间百态的大部头长篇散文，算不算“大散文”呢？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对于“大散文”的界定至今都还没搞清楚。但在当今散文已“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变成“空洞个人情感的抒发”时，燕子却大胆地采用完全纪实的手法，是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可不是每个文人都能或者都想做到的。中国很多的作家，还有很多还算不上作家的民间作者，缺少的并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和骨气。大部分都得了“软骨病”，有的已经严重到只能跪着走路了。
　　 社会需要正能量，需要宣传真善美，可现在的情况是，这方面太过了——我说的“过”并不是太多，而是装聋作哑的填充。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矛盾和弊端，衣食住行的不断提高表面下，工作、看病、房贷、教育、物价……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每天疲于奔命，却仍然喘不过气来。高强度的压力必然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变异，行为上的畸形，假恶丑的东西层出不穷。这些，都需要我们的作家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作家的义务。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
　　 我有时候就想：我本可以也像其他人一样，闲暇时看看快手，玩玩抖音，聊聊微信……现在最不缺少的就是娱乐。可我累了一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打开文档。除非有客人，我几乎没在饭桌上吃过饭，电脑桌就是我的饭桌。有时写着写着卡住了，弄得一夜都睡不好，这究竟是为了啥？名？利？虚荣？好像都不是。如果是的话，起码我应该主动去顺应主流的题旨，并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谦卑的结交一些人物——尤其是领导和编辑。我觉得在写作上我好像是具备一点条件的，有位已经有些名气的大姐跟我说过，她说在我们当地这些写小说的人里，我是写得最好的。我可不认为这完全是恭维的客套话，当地文人已出版的作品集和小说我几乎都见过，但说实话，太假了，假的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信。我不愿意跟他们同流，至少是有这个原因的。可是，不同流就等于分道，名、利、虚荣，都在他们那边，我图什么呢？有位作家说“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我自己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就常常“有话要说”，“有话想说”。可，话是说了，给谁听呢？投稿，人家不用，表面上的理由是不符合人家的风格或标准，其实就是怕惹麻烦。这也不难理解，人家何苦呢？那就出书吧，自己掏钱，总可以吧？可以是可以，不过也没那么简单。菜卖不出去，可以降价；书卖不出去，有时白送都没人要的。
　　 燕子身体虚弱，看上去总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直觉；但她起码没有得“软骨病”，心灵是健康的。她不会“用钱”更不会“用色”去作为推销自己的资本，尽管她的书揭出一些“病苦”，但因卖不出去，也就很难“引起疗救的注意”了。
　　 燕子的书卖不出去，我是很有些感到痛心和不平的。
　　 她外冷毅，而内心如水，喜欢鲜艳的颜色，却很怕黑，常常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用歌声为自己壮胆；她身材纤细，面黄，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可她却敢于面对邪恶，战兢兢地举起剪刀（你还别笑这“战兢兢”，能战兢兢举起剪刀的恐怕还真不多）；她是个见到叶落都能掉泪的女子，面对困难和苦难却能一笑了之（虽然这笑里的心酸我们无法体会）……
　　 我认识燕子多年，却始终无法给她的性格加以定论。或许正是这种难以定论的性格，加上她看似平淡却暗流涌动的市井江湖经历，才造就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散文家，造就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平桥纪事》。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