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人是谁？”我问一起来参观的张彬福教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厅，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正小步点跑着登上二楼，噔噔的跑步节奏，引来我的注目。大厅一侧是半环形步梯，他就像一个运动员，在跑道上奔跑。他着一袭短袖白衬衫，束在腰间，精神抖擞，就像刚刚出操归来。
　　 我知道他的身份了，他是作家老舍的儿子。想不到，他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还如此洒脱，朝气依然属于他的特质，我第一感觉是，文学可以使人年轻。他仿佛就是一只山羊，蹦蹦跳跳，在跳跃里透露出一种活力。瞬间，在他身边的人，都成了陪衬，他给他的年龄带来了不一样的动感。
　　 “是舒乙馆长，老舍的儿子。”张教授再次给我介绍。其实是多余的，“舒乙”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中学语文课本还有他的文章。我对他的崇拜并非来自老舍，而是看到了我所教课文的写作者，我充满了兴奋。
　　 “我想找舒乙先生题个字。”我不容商量的语气，跟张教授说。那时，我也算是追星族，是为我的学校校庆而“追星”，多点人气。
　　 “上去找就可以，不用求，他不会拒绝。”张教授说。舒乙是他的好友，他的脾性就是有求必应。他又补充了一句，“退到年轻，他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哦，是朋友有事，他睡不着觉的人……”张教授的话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
　　 他说与舒乙相交40几年，留下的印象始终不改，他的话我相信。
　　 我刚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流连过，穿行在那些文学大家雕塑群之间，近距离接触，马上就有了似曾相识的老友相逢感。“横眉冷对”的褐色鲁迅头像，雕塑的棱角突然也不那么锐利了，微笑着给我留下老者的印象；我在叶圣陶、老舍和曹禺的群雕里，端坐片刻，留下了与大师为伍的照片；我调皮地擦着了打火机，给手夹卷烟正在思考诗句的艾青诗人点上火，希望在瞬间唤醒这位歌行者。
　　 看着舒乙，想想刚才所见，我觉得文学在这里，被一群人激活了。这种活力来自舒乙的穿针引线，他是衔接过去与当下的最有身份的人。无论是雕塑的，还是健在的，浑然一体，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崭新的文学世界。
　　
　　 二
　　 这是2000年6月21日这天，此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关一月的日子，舒乙是馆长，是这个新馆的第一任馆长。我在北京教育学院进修，我们那些同学都是中学语文教师，曾经学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入馆，是学院新设的课程，说，要重温现代文学的声音，这个创意当然很受欢迎，起码用不着坐在教室，让枯燥折磨我们。
　　 曾经教过舒乙的《父子情》。在我心里，一直住着这个作家的影子，很少有人写父子的（我以为写母子的居多），他给我的感觉是真性情。他是一个最会捕捉情感的作家，读他的文章，几遍，都不会因风格差不多而降温，因为他的性情可以点燃读者的热情。很多人因父辈而出名，而舒乙则是“虎父无犬子”。他写父亲老舍，是为了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父亲，而非需要一位可以傍依的靠山。这段话，是我教学的教案语，至今我还大致记得。
　　 我追着舒乙馆长的脚步，走进他的办公室。
　　 他说，刚刚送走了几个客人，他们要为这个馆做点支持，给这座文学馆增添点现代气息，用多媒体展示馆藏……
　　 这些话，是否适合此时来说，是否应该对我来说，似乎他都不在乎，我也打消了拘谨，接过他递来的一杯茶，似乎我们是老友重逢，不必客气，也不介意，寒暄都免了，就是实打实地交谈。我明白，他刚刚成为馆长，他的心思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呼应的，他是自豪的，他以这样的方式，向我表达着他的自豪。
　　 他告诉我，这个时代，给了文学一个园地，很不容易的。言谈里他的语气更多的是珍惜。他说，文学对于人性改变向好就像文火的劲儿，很多人看不见，可以体谅，总要有人侍弄文学，这些人就包括我们。我微笑不知怎么回答，我笑自己有幸忝列其中。舒乙先生说话总是给人无比的尊重，话里带着兴奋剂，听着舒服，也兴奋。
　　 我原本以为我会被他轮番质问，我想起了老舍的《茶馆》，觉得舒乙馆长很适合开茶馆，来的都是客，不问出处不问来历，热情就是一张无字的名片，暖着我的心。
　　 我不想直接切入我求见舒乙馆长的主题，我掏出傻瓜照相机，他没有半点不悦，更没有推辞，先是在茶几对面端坐，然后再站起来，找房间一角的一株观景木，两手垂在裤线处，一丝不苟的样子，等着我的快门闪光。他不厌其烦，换着各种角度和姿势。我一直以为，给明星拍照是很不礼貌的，我将相机装进背包。他拍拍我的肩，“等一会。”
　　 他走出房间唤来一位工作人员，示意我和他站近点，我们留下了合影。“多拍几张也没有什么，回去可以挑拣一下。”
　　 我知道，拍得多了也就俗气了，我不想俗，也想让舒乙知道我并不贪婪。
　　 我说明了来意，想为我所在的学校求一个题词（五十周年校庆）。
　　 “哈哈，我可不是名人，合适么？”舒乙没有做出完全拒绝的姿态，“我在文学馆，可我不是文学家，写过几篇小文，也是沾了老舍的光，是老舍的儿子倒是真的，这个也行？”舒乙看着我，笑着接过我递上的笔和纸。
　　 我想，假如舒乙拒绝，我就抬出他的同学张彬福教授，没有用到这块敲门砖，到关键时候一定要用上，机不可失。
　　 他站起，打开他的文件柜，拿出一张版纸，说：“这个版纸好点，字不好，纸总不能糊弄……”说完，他递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很满意。
　　
　　 三
　　 我见过一些所谓的有名气的人，有的就喜欢装腔作势，也有的写了点东西，那些文字写得也不错，可总是给我凌驾于人的感觉，我宁愿认识那些并不张扬的人的文字。我不能评判人家的人品，只喜欢人家的文字就行了。那样的文字可以力透纸背，可透不过我的心。我突然想起舒乙《父子情》的最后一句话：我“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舒乙先生这样与父亲生死互动，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他对人有着慈爱的仁心。我相信文章里的这句话是有着催泪弹般的效果，因为我教书的时候，让孩子们好好读这句话，但那时我理解还没有如今这么深切。他将人与人的关系诠释得充满温度，言说而身行。
　　 我对名人的接受度是这样的：可以清高，但最好不冷；炫耀名气，说说头衔，但不能跋扈；居于云端，却要食人间烟火。在舒乙先生身上，我看出了后者。舒乙身上，有的是亲和，慈爱，可以马上将陌生变成熟稔的性情和能力，这种性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磁场，给人无法抗拒的亲近力量。
　　 “哦，50年了，不容易，写点什么才符合你们的心愿？”舒乙握住笔，眯着眼睛思考着，也似乎是在征询我的意见。
　　 “薪火永传？”其实舒乙先生早就胸生诗意，看着我的脸色，生怕我不能满意。是啊，教育就是一堆照亮孩子前程的篝火，一代代相传，不熄，不断。我急忙点头，他举笔试试，安排间距，四个舒同体大字，清秀婉成。我不敢说胜过名家书法，但构字笔画则是浑圆而洒脱，宽博而雍容，外柔内刚，持度规矩。他标注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落款，他的名字却隐于后面，小到了尘埃里。
　　 舒乙，老舍之子，他在我的世界里是属于语文课本的，此时，他从课本的文字里走了出来，比那些介绍更加生动了，平易得如兄弟相逢，可不是似曾相识，而是早就熟稔如故了。
　　 我想起书法，有一说，书因人而名。不错，舒乙先生的书法难成大雅，却那些字写意着他的心情和心胸。一个人写出的字，是否受人喜欢，不在所谓的“名震遐迩”，而在于是否有人真心喜欢，这才是有道理，这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书家理论。
　　 面对如兄长般的舒乙，我童心玩心大发，居然从随身书包里摸出文学馆开馆印制的活页卡片，在手中摩挲着。我有一个怪癖，每临景点，凡有纪念品，我一定买一份。
　　 “签个名，是吧？”舒乙从我手中拿过卡片，写上时日，签上了他的名字。是啊，这是一个馆长的荣耀，因为有一个游客将自己的崇拜给了他的馆舍，在他心中，无论尊卑，只有尊重，他理解并尊重一个陌生人的文学心。
　　 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永恒的纪念，舒乙当时说，就是签个名也不好增值，是啊，的确不能如古董，可以价值翻番，但在我的心中，只要再次抚摸，记忆里有温度，就足够了。
　　 舒乙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小可掌握，摊开置于我的面前。“你也留个名字吧。”我的手颤着在本子上写下通讯地址、电话和名字。他想给我一个对等，因为每一个遇见，在舒乙的心中，都是不能抹去的记忆。我想，舒乙不会是因为空闲想用品格感动一个陌生人吧，我相信，这是他一贯的秉性的自然流露。
　　 也许是没有人打扰，我们俩拉起了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他说，中学课本里的现代文学作品少了，老舍、巴金、矛盾……他们的作品是上一代留给我们的瑰宝。文学除了传承，还得发展，当代文学不少优秀的文章更适合当下的孩子们……
　　 是啊，他不是教材编纂专家，但一直以一个忧虑者关心着中学的文学教育。我谈到了他最富才气最有忧虑心的《都市精灵》，他说，有读者说，那是都市人闲得慌，没事就望天，是“杞人忧天”。我说，一个人的温暖情怀，连小动物都不能给，他也不会给家人朋友的。他点头表示赞许。我们有了共同的有深度的话题，谈话很随意了。
　　 “我只是想表达，我是一个温和的人。”舒乙感慨地说，他温和得不想与人争执，温和得只想听一曲人鸟共鸣的和谐旋律。
　　 他告诉我，得到馆长的这个职务，倒不是为了“官瘾”，是多了一些可以静心写点东西的时间。是啊，美好的时空终于光顾了一位当代作家，他并无多少奢华的要求。
　　 他谈到写点东西，问我是不是也动动笔，我颔首。他说，自觉地去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让心灵获得最大的驰骋空间，可以自由，可以水到渠成地陷入一种精神的迷醉状态。我想，这是不是他写作《都市精灵》的心灵感受？我明白了一个作家所渴求的是什么，是精神在笔端驶入无人之境，以至于在持笔运字的时候陶醉不已。
　　
　　 四
　　 我是外省人，是京城盲，问舒乙“老舍故居”在哪个位置，他大笑道：“你打探路真的是找到了本家啊！”
　　 “灯市口大街，知道吧？”舒乙比划着，是红灯笼的样子，可大街与灯笼怎么可能有可比性。
　　 “鼻子下面有嘴巴，问就是，我能够找到温暖的‘丹柿小院’……”舒乙的介绍反而让我迷糊，干脆打断他的话。
　　 “我母亲的丹柿小院你也知道？”舒乙惊讶。
　　 “还有‘双柿斋’，我想看看窗台上是不是还摆着两枚柿子呢。”我将知道的老舍故居的最美风景一股脑说出，令舒乙不胜惊诧，且眼眶闪着泪花。是啊，能够有人记住那些风景，就是对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最好纪念。
　　 “舒乙先生，”尽管我这样称呼感觉好别扭，我起身握住他的手，要告别他，“张彬福教授还在楼下等着我呢。”
　　 “彬福，哦，哦，倒忘记了，昨天他电话说来，我得给他做讲解员。”我和舒乙并肩下楼，“怎么不早说是彬福教授的朋友？”我只能投之微笑，说道：“我是张教授的学生，进修生。”他说，那更亲了，总之，他有很多理由。
　　 最多的怀旧时间，我们留给了舒乙的父亲老舍，在介绍老舍的单元，我们紧围在他的身边。他讲某本书的来历，说某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叙述老舍与那个祥子原型的故事……
　　 他应我们学院的要求，给每个人签名，笑着说，我可沾我父亲大光了啊……我父亲欠着喜欢他的人的债，父债子还哦……
　　 我想，他是一个从来不知怎么说“不”的人，他明白，当面被人拒绝是件多么难堪的事，一切有求于他的，他都答应下来，不厌其烦，不拒细微。他是一个无以复制的人，在我心中，他的名字和老舍的名字一样值得尊敬。
　　 舒乙对于我这个中学教师而言，就是一笔精神财富。很多人与名人交往，多有傍人之嫌。但名人的效应是不能抹杀的，每当我讲到舒乙的《父子情》这篇文章，我就跟学生介绍我见过的舒乙，并非要炫耀我见过名人，而是将名人拉近，与学生零距离。我认为课堂教学主题的设计可以和课文的主题不一样，因为语文的侧面效应往往不可忽视，于是我确立了“只有带着温度的人才可以深情缅怀”的主题，我让我的学生写自己过世了的亲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将思想教育寓于教学过程。这样的尝试很新颖，别开生面，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接受了正确的观念，我也将名人效应发挥到极致了。
　　 我继续开掘写作课的主题“温度”两个字。一个人的温度，就是对人热情，平易，别把人想坏了，尽量满足别人并不过分的要求。没有温度的人，是不会写出一个有温度的人物的。因为彼此的价值观是不同的，看不到什么是美，落笔就让人觉得拒人千里。这些朴素的认识，也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
　　 和舒乙先生只是一面之见，并无深缘，但感受了他做人的力量，这种力量远大于他的名声。这令我想起了昙花一开。
　　 一朵昙花，只在夜里绽开三个小时，当我们驻足欣赏时，她悄然阖闭，这令我们记住了她的唯美。而阡陌的野花，开了一生一季，一枯一荣，年年相似，却无人记住它们。昙花的花期虽短，见一面，一生难忘，令人回想。我想，我和舒乙先生的一面，正如短暂开放的昙花，我看到了最美的人品之花的开放。
　　 散文家迟子建写她所认识的刘震云这样说：“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洒落倾盆大雨。”我想，以舒乙先生的为人状态，真希望他是一朵彩云，总是给文学的天空带来生动。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家云集于此，舒乙当驾一片五彩的祥云，汲取更多的灵感，创作更多鼓舞人生的作品。
　　 能够在脑海里存留十载二十载的人物，不会是他的头衔和名望，而是品质。有些人在不经意可以走进我们的眼界，成为挥之不去的思念，舒乙先生就是这样，他给我的印象记忆犹新。
　　 相遇是惊喜，相忆是温暖，有一个人还在散发着温暖，真好。
　　 认识了舒乙，我强化了做人的道理：不摆架子，温软待人。我没有架子，可少了温软，回忆舒乙，补一补我的“软肋”。
　　
　　 2020年1月2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