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怀仁又是一夜没睡，昏头涨脑，眼睛红得像兔子，腿有点发软打颤。他决定要办大事了，一出心中恶气。他自己在心底发着狠：哼！老实人不是不会使坏，逼急了，更坏！他闷头扒拉了两口饭就放下了饭碗。将近两天没吃东西了，也不觉得饿，没一点胃口。他拉出摩托车要出门。早晨的太阳晃得他眼睛流泪。老婆正在灶间刷碗，听见响动，扎煞着手出来问：
　　 “去哪？”
　　 程怀仁淡淡地答：“去镇上。”
　　 老娘们嘟嘟囔囔哭哭啼啼闹腾半夜，她骂程怀仁窝囊废，被人这么欺负，就忍了？还是个爷们不？
　　 “去干啥？”
　　 “买东西。”
　　 程怀仁不想告诉老婆他要去镇上买啥东西。“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老娘们嘴碎，天机不能泄露。
　　 老婆打量着程怀仁的脸色，后悔昨晚说话过头。可是，换谁谁能忍着？“憨人不发火，发火了不得”。她害怕程怀仁一冲动做出丧失理智的事情来，就一把拉着摩托车的后货架紧着问：“去买啥？”
　　 程怀仁看出了老婆的心思，蜡黄的脸使劲挤出一点笑：
　　 “放心，不买刀不买枪也不买毒药。”
　　 “到底买啥？”
　　 见老婆刨根问底，程怀仁脑子转了一个弯：实话告诉她也没事，就是告诉公安也没事，反正没有人会知道用途。就苦笑了一下：
　　 “去买点胡椒。”
　　 “……”
　　 “我想吃羊肉汤了，行不？”
　　 “……”
　　 老婆疑惑地松了手。见程怀仁推着摩托车走出门口，忽然反映过来，忙喊：
　　 “帽子，帽子！不戴你那该死的帽子啦？”
　　 程怀仁犹豫了一回儿，支好摩托车又回来了。
　　 老婆疑疑惑惑地帮程怀仁把帽子戴好，看着他启动摩托车远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慌张得很。
　　 程怀仁的帽子和别人的不一样，上面缝了一个微型的行车记录仪，导线垂下来伸进衣兜，兜里有小电池。
　　 程怀仁从小就戴帽子。在娘怀抱里的时候，戴虎头帽，奶奶亲手做的；大了一点，戴两边往上翘的毡帽，爷爷买的；上学了，戴解放军戴的那种绿色的军帽，最时兴，父亲买的。后来因为帽子上多了一颗红五角星，就四季都戴帽子了。冬天在军帽外再套上一个带大耳朵的棉帽，也是解放军戴的那式样，把五角星取下来，别到外面的棉帽上，特别帅气漂亮。那是特殊的荣耀，别人都没有的。
　　 程怀仁很幸运，出生于大饥荒刚过去的六十年代，真正的“生于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老程家是仁义之家，他爷爷给他取名怀仁，希望他继承老祖宗的仁义之风，心怀仁义。虽然当时程怀仁并不十分明白什么是心怀仁义，但也明白是要做乖孩子。这名字有点像谷子地里的高粱，显眼。因为他的同龄人多是取“跃进、卫星、爱国、前进”之类的革命味很浓的名字。程怀仁上学，更是受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教育，从小学雷锋做好事，受的表扬，得的奖状，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了。最风光的就是帽子上的那颗五角星。老师的弟弟是解放军，给了老师一颗最正宗的红五角星，老师戴在自己的帽子上，惹得全村的小青年眼红。因为程怀仁表现太好了，老师觉得光发奖状还不够，就把自己军帽上的五角星摘下来，戴在了程怀仁的帽子上。跟电影里潘冬子挺像。从此，程怀仁一年四季再不摘帽子。
　　 习惯一旦形成，就不好改。头上没了帽子，就好像头顶上没有天了。
　　 程怀仁唯一的一次受老师批评，是小学一年级时，跟几个孩子偷摘了大队果园的几个苹果，被看果园的人发现，告到了老师那。老师在班上挨个批评，到批评到程怀仁时，完小毕业的老师超水平发挥了他的口才，讲了“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还讲了逆水行舟，不进就退的道理，说你程怀仁要是不好好学好，就“成坏人”了，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成坏人”就成了他的外号。程怀仁特别恼怒这个外号，大声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纠正：我叫程—怀—仁！心怀仁义的程—怀—仁！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不是成—坏—人！对方笑道：对呀，我是叫你程怀仁呀，怎么啦，你的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吗？方言的发音一样，对方不承认，程怀仁也没办法。久而久之，他累了，也烦了，就不再敏感了，不管别人怎么叫，他都应着，只当“程怀仁”听，心里倒平和了。程怀仁记住了爷爷对他讲的“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要做仁义之人的教诲，也记住了老师给他讲的“偷金”的故事，就更加努力地学雷锋，直至把老师的五角星，挣到了自己头上。他好像真的害怕不做好事，就真的能成坏人了。
　　 上了中学，程怀仁的军帽才摘下来，换成太阳帽，红色的，更显眼。那时普遍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奖励也上了档次，改发太阳帽。
　　 程怀仁戴着他光荣的帽子，在分不清是“程怀仁”还是“成坏人”的称呼中长大了，要考大学了。他是戴着他的红色太阳帽进的预选（当年的高考在正式考试前一个月，要先进行一次“预选”考试，预选上了才能参加正式高考）考场。
　　 在考语文那场，试题发下来，程怀仁刚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姓名，还没来得及看清第一道题目，就听普通一声，脚下躺了一个和他戴一样帽子的女孩。程怀仁并不认识。为了防止作弊，考生的座位是和别的学校考生间隔的。程怀仁条件反射地扔了圆珠笔，没待监考老师说话，背起女孩就往医务室跑。因为在禁止出入考场的时间出了考场，程怀仁被“死板”的监考老师按照规定取消了考试资格，他的语文试卷，除了“程怀仁”三个字，干净得让阅卷老师惊奇，虽然语文卷子得零分平生没遇见过，也只好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圈，底下再加两道杠——红色的，像太阳刚出水面的抽象画。
　　 程怀仁学习成绩在班里是靠前的，虽不大可能考上什么名牌大学，但过预选关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式考试考个保底的中专，跳出农门弄个非农业户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张抽象画，虽然享受了“县级优秀学生”称号加十分的待遇，也没能走进高考的考场。老师为他惋惜，和他父亲商量，再复读一年，考出去，是手拿把拤的事。可程怀仁相信“榜上无名，脚下有路”，改革开放了，联产承包了，2000年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有作为！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太差，读书读到现在就已经把老爹的腰筋抻得咔咔响了，就主动放弃了复读。
　　 还没等到程怀仁把田野的作为做大，一个现实问题便逼到了眼前：娶媳妇。虽说程怀仁不是帅哥，长得倒也绝对对得起大多数的姑娘，媒婆也熟悉他家的门，可是，和他同龄的人，孩子都会走路了，而他的媳妇还不知在哪儿。在柯尔蒙的作用下，他发挥自己有文化的特长，给自己觉得还配得上自己的姑娘写过几封情真意切的情书，结果却被当笑话给公开了，传开了，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事把程怀仁臊得好几天没敢出门，后来出门时，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脸。慢慢地，眼见着那些鬼头蛤蟆眼油腔滑调的小伙子都娶了漂亮姑娘，程怀仁明白过来了，自己落伍了，时代悄悄地改变了。在老人的眼中，程怀仁是个近乎十全十美的忠厚老实的好孩子，不打麻将不玩牌耍钱，不抽烟不喝酒，这样的年轻人哪找去？在年轻人眼中，程怀仁是个傻子，愚大板子，念书念愚了！没事的时候还看书，越看越愚！村里不会玩麻将扑克的，除了几个膘子外，就程怀仁一个。虽然他们有事情也经常找程怀仁帮忙，像盖房垒院墙、套袋摘苹果之类的活，程怀仁只要有时间，总是每喊必到，义务帮忙，有时候还耽误自己的活计。他们嘴上对程怀仁表示感谢，心里仍十分地瞧不起他。
　　 后来有个媒婆给程怀仁介绍一个大龄姑娘，俩人一见面，都笑了——是考场上晕倒的女孩！也算是缘分吧。结果自然是花好月圆。媒婆吃着猪头肉（当地风俗，事成后送给媒婆一只猪头作为谢礼）偷着乐：俩愚大板子，老郝的闺女嫁老郑的儿子——正好！
　　 这两个愚大板子过日子，有共同语言，感情不错，只是日子过得紧巴。当初的大有作为的理想丰满得像杨贵妃，现实却骨感得像高中课本里的“芦柴棒”。靠土里刨食，显然致不了富；做点小买卖，又心眼太实，往往赔本赚吆喝；跟着别人去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包工头却拿着钱跑了，白干了半年……他们忽然发现，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除了自然学科，其余的似乎都成了他们致富的羁绊。老婆的思想在慢慢转变，越来越像个标准的农村老娘们。程怀仁心里暗暗叹息：贾宝玉说得对，水做的女儿，结婚后就都成鱼眼睛了。程怀仁固执，他相信自己的爷爷，即便学校骗了他，爷爷绝对不会骗他，心怀仁义肯定错不了，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一定不会错，一定是好东西。这就使情投意合的两口子之间免不了经常磕磕绊绊。好在俩人感情基础不错，拥有一样的心地，虽然勺子跟锅沿经常碰得叮当响，但勺子把没断，锅也没漏。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培养了一个好儿子，把俩人年轻时的梦想给实现了——考进了名牌大学！
　　 似乎扯得有点远了。打住。还是来说程怀仁的帽子。
　　 咱们前面说过，程怀仁戴帽子已成习惯，不戴帽子就觉头顶上没有天了。但程怀仁除了小时候在帽子上加个红五角星外，从来就没有再在帽子上加过任何装饰品，更不用说弄上个挺沉挺滑稽的记录仪。车载行车记录仪嘛，是汽车上用的，弄到帽子上并不舒服，也不美观。但他还是弄了，这一度成了村里的笑话，出门也会被人像看怪物一样端量来端量去。
　　 事情的起源是多年前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南京“彭宇案”。当时程怀仁愤怒，叹气，摇头，后来却是恐惧、后怕——这事自己没少做！万幸的是，自己扶的老太太都不是南京的那个，若不然，别说自己是个穷农民，就是个大款，恐怕也早拄着棍子讨饭吃了；后来，央视春晚演了小品《扶不扶》，程怀仁在笑过之后，也思考起来：男主角很幸运，出来位民警为他作证。可这是文艺作品，编导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可现实呢？哪来那么多幸运的巧合？程怀仁忽然觉得那位男主角就是自己，名字起得也恰当——好贱！按照乡下的俗语说，就是“贱才”嘛！“自己的坟都哭不过来，还去哭乱葬岗”！可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肯定还是会“贱才”的，不“贱才”自己会良心过不去，自己不就真成坏人了？那么，扶还是不扶？还真是个难题！可以肯定的是，摔倒的老太太能经常遇到，能像小品上那样出来作证的民警八辈子也难遇上一个。都说“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可天看见了天不说话，头上的神明也不会现身作证！程怀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骨子里就“贱才”，这毛病改不了了，病入膏肓了！程怀仁真想自己扇自己几个嘴巴！病得不轻就得未雨绸缪，提前防范。这实在是个不可不防的事情。网上有好多“明白人”支招——先拍照取证，后做好事。屁！危险发生只需要零点几秒，人的本能不容你慢条斯理地思考、取证。后来他进城里办事，发现满大街都是摄像头，简直是天罗地网。他灵光一闪：随身带摄像不就行了？上网一查，“间谍用品”网站上琳琅满目，只是太贵，买不起。后来看见公交车挡风玻璃上有个小玩意，问一下，知道是车载行车记录仪，不贵，不到二百块钱。
　　 为自己“贱才”花钱买个劳什子，勺子和锅又一次碰得叮当响。这玩意戴着，上山下泊干农活确实不方便，再加上别人打趣：晚上睡觉戴不戴？和老婆亲热拍下来了没？放出来看看嘛，有黄片精彩不？惹得老婆也骂他精神病。程怀仁也就不天天戴着，只是在赶集、进城等出门的时候戴。他顾不得别人怎么看，必须戴！有了这玩意，出门时心里就有底气，碰到让自己“贱才”的事才不害怕，不用思前想后。
　　 多年过去了，这记录仪一次用也没管上。并不是程怀仁不“贱才”了，相反“贱才”的次数更多，只是没有遇上“南京老太太”。这让程怀仁有那么一丝丝的失望——白折腾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欣慰——天下毕竟还是好人多，是自己太小人之心了。没想到的是，这劳什子记录仪这回管了一次用，却给自己招来了天大的麻烦！而且还不是自己“贱才”造成的。
　　 那天程怀仁去镇上买农药回来，见村口空地上好多人围着，便支好摩托车凑过去看热闹，是卖净水器的。程怀仁心里很是不屑：尽是些忽悠老百姓花冤枉钱的！程怀仁知道那玩意就是简单的脱脂棉加活性炭过滤罢了，就他妈值两三千块钱？但程怀仁并不想说破，坏了人家的生意，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乡村“有知识”的人不多，不懂得原理；最主要的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愚大板子的“歪理”，他们愿打愿挨，自己何必讨那嫌，去“贱才”？
　　 程怀仁至今后悔得直想抽自己的嘴巴子，要是当时转身离开了，就不会引火烧身，发生后来这些让他愤怒得想杀人的事情。
　　 当时，程怀仁没有别的事情，就站在人堆里看热闹，看卖净水器的人现场演示，看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把净水器说得神乎其神。看烦了刚想离开，忽然卖净水器的人惊呼，少了一台净水器！卖净水器的人哭了，鼻涕一把泪一把，说卖一台净水器才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丢了一台，回去怎么向老板交代，这个月的工资得全扣了，让人怎么活？他请求善良的老少爷们，谁误拿了，还回来，感激不尽。虽然表演的成分大，倒也说得让人可怜。人群开始骚动，说什么的都有，有说老板你是不是记错了，有说丢全村人的脸的，乱哄哄地，卖的不卖了买的也不买了。二愣子正慷慨激昂地说着“谁这么缺德，丢全村的人”，一转脸看见了程怀仁，乐了：“都别吵吵了！案子破了！”大家正愣神，二愣子过来一把薅下了程怀仁的帽子擎在手里摇晃着：“这不有记录仪嘛！谁拿的，这里面保准有！”大伙便乱哄哄地跟着二愣子去看电脑，程怀仁没有办法，也被裹挟着跟着人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