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这个农村人都曾经熟悉的职务名称，今天已经消失四十年了。但是，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最小单位的组织者、指挥者和身体力行者，它曾经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生活、战斗在最基层的生产队长们的努力工作，我国从完成土改，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后来又过渡到人民公社以来，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0多年间的农村经济才得以发展，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才得以巩固。这些生产队长们没有报酬，没有岗位津贴，他们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凭工分吃饭。他们是中国农民中最大的义工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绝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一十三页）总书记的三个“决不能”，全面肯定了我党在建国前后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也客观评价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模式。肯定这种经济模式的正确性，其目的是要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二是要我们历史的、客观的看问题。
　　 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个层级。而在这三个层级中，生产队是基础。虽然，今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因此，回顾这一段历史还有一定的正面的意义。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生产队长们的历史功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从1973年3月到1975年8月，刚刚高中毕业的我曾在家乡干过三个级别的队长，即：生产队长、大队水利队长和大队副队长（当时叫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却是那时千万个生产队长的缩影，从这二年的队长生涯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产队长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集体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一
　　 1972年冬，我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回到了家乡（那时学生毕业的时间是冬季）。当时国家有个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必须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满两年，才有资格继续上学深造。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参加劳动。和我一起毕业的还有我的同伴全立。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劳动本来就不陌生，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两个倒也盼着早日做为一名劳动力参加队里的劳动。也许是想早日接受完这二两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去圆那梦寐已久的大学梦，也许是想早日为家里挣上每天的十分工，为贫困的家庭减少一点压力，总之那年大年初一吃完饺子，我们就准备好工具盼着队里上工的钟响。
　　 但是奇怪的是，以往过了春节，从初二开始，生产队长就每天早早起来敲钟催人上工了。甚至有的生产队初一清早吃完饺子，上午就领着人往地里送粪。可今年过了初五还听不见上工的钟响。队里的男女劳动力们吃了饭就聚在朝阳的地方拍闲话、拉家常。我和同伴全力都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老队长不愿干了。
　　 老队长其实不老，也不过三十岁左右，但他干队长已经有好几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村子里的一个下中农老太太，在大年初一的那天早上跑到队长家吵了一架，把老队长一家老小气得半死。老队长生气了：当了个破生产队长，连年也过不成。这队长干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干球了！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这个局面。
　　 那时候的生产队很穷，特别是地处乡下偏远农村的生产队，队长是个十足的苦差事，纯粹的为人民服务。想找个干队长的人还真不容易。
　　 大队支书孙豹子是个老成持重的中年人。他早就知道我们生产队老队长不想干的事情，他知道大松朵生产队的春耕生产在停滞着。他更知道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不好找。是没有想好解决的办法，还是在有目的地在等待？总之，事情就这样在“翁”着。
　　 这可让大松朵生产队的劳力们作难了！女劳力还好一点，正好利用没人领的时间做一点家务、针线活。男劳力就着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队会突然派人来选队长通知召开社员会，或者老队长什么时候想通了，突然敲起钟来召集大家上地干活。有的家里没有柴烧了也不敢上山去拾；有的想串个亲戚也不知道向谁请假，只有在家干着急。
　　 这样的情形一连持续了半个月。这一年是腊月打春，天暖和的早。刚刚过了正月十五，就已春意盎然。眼看春天该下种了，一没人安排往地里送粪，二没人安排牛把式犁地。要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农村人全凭着一年的两季庄稼生活啊！
　　 有人去找到老队长，老队长伤透了心，坚决不再干。他说已经向孙支书辞过职了。
　　 这时候，村里的一帮子年轻人等不下去了。这天晚饭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聚到了我家。有共产党员、转业军人长立；有共青团员、现任的生产队会计捞子；有共青团员、现任生产队保管员西娃；还有我的高中同伴共青团员全立。
　　 大家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生产队的现状：全生产队一百多口人每年有余粮的几乎没有，大家都是眼巴巴地等着每一季的新粮下锅。如果再这样干等下去，耽误了农时，最后挨饿的还是咱队的社员。老队长已经决定不干了，大队也不会立马来解决。看来我们谁都指望不着了，只有我们自己干。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先成立个“党团领导小组”，作为过渡时期的生产队领导班子，领导春耕生产。等到大队来解决以后，有了队长再把领导权交给新队长。这样就需要选一个“党团领导小组”的组长作为全盘的协调人。想不到的是，那天晚上参加的人们高度一致地将组长的选票投给了18岁的我！
　　 临危受命，不胜惶恐。虽然我知道这个组长不是好干的，虽然我知道队里的家底太薄，虽然我知道今晚参加的人们之外，还有不买我的账的老鸟头，但是，看着这一双双熟悉的、充满期望和信任的眼光，我的眼前浮起起了春节前我到白岩寺借粮的情景：
　　 白岩寺是离我家十几里山路的一个大队。由于山里的生产队每年夏秋两季都要交公粮（以粮抵农业税），我们离公社近的村子，每到荒春缺粮时，常常有人去山里借粮食。双方说好，到交公粮时替人家交。这样，出借方省出了往公社送公粮的工夫，借粮的不过是用力气换来了暂时不用挨饿。由于我家人口多，春节前粮食就已经吃完了。没办法，那天我就起了个大早，独自一人上了白岩寺。过了十八岁生日不满一个月的我，从白岩寺背了100斤小麦，走了十几里山路，回到家里时间已近中午。早上没有吃饭的我已经是两眼冒金星……
　　 想到这里，我毅然决然地点了点头。不过，我也提出了一个不算条件的条件：要请老队长做党团领导小组的顾问。大家也都同意了。
　　 还会有什么不同意的呢？因为大家都是白干，不增加一点工分，顾问也是义务的，并没有增加开支！于是，我去征求了老队长的意见，老队长欣然接受。
　　 第二天，我就以“告全队人民书”的形式，将党团小组的成立和组长的产生，用毛笔写在一张废报纸上向全队人公布。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刚公布出来不到半个小时，那一面墙上又出现了五张坚决拥护党团小组领导春耕生产的小字报。有一张的内容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上面的字太少了：干！干！干！我还能说什么，除了激动，还又给我增加了信心！
　　 我召开了第一次党团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扩大到了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贫农代表。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原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贫农代表职务不变，接受党团领导小组的领导；增加党员长立为党团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第二，从明天开始，开始春耕生产。男女劳力全部往地里送粪。一星期内完成送粪任务。第八天开始犁地播种大秋。
　　 第三，拿出生产队的储备粮管饭一星期，送完粪后撤销大锅饭。
　　 于是，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每天我敲了钟后第一个上工，带头担着粪挑子走在前面。不知道是大家在家憋得太久了，还是大锅的玉米糁子饭鼓起了乡亲们的干劲，大家的干劲也特别大。以往，老队长总是敲了三次钟还没有人上工，现在，钟声一响，人们基本上就都出来了。根本不用我敲第二遍钟，大家都开始干活了。
　　 结果，提前一天完成了往大秋地里送粪的任务。与往常相比，春播的时间还提前了几天，并没有耽误农时。生产队里的生产又步入了正轨。
　　 因为有了老队长作顾问，又有一个党员的副组长，我这个党团领导小组的组长工作起来就轻松多了。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活都有人及时提醒；什么时候该开个什么范围的会议也有人告诉我……
　　 不知不觉到了麦子黄稍的时节。这天晚上黄昏的时候，我刚从地里劳动回来，见到大队支书孙豹子来到了我家。他说，今天晚上他要亲自召开社员大会选举队长。我高兴极了，我这个过渡时期的组长总算熬到头了！想到这里，我赶紧说，孙支书，我现在就去通知大家。孙支书摆摆手：“我已经叫你的副组长去通知了。来，咱们坐下说说话。”
　　 我看看这个善于用时间来解决问题的大队支书，想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什么来。我终于发现，他早已胸有成竹！
　　 果然，孙支书开口说话了：“我想要你表个态，如果今晚大家选你来当这个队长，你干不干？”
　　 这个我真的没有思想准备：“不会吧？孙支书，我们村里有好几个党员都可以当队长。再说了，我一个只有18岁的毛头小子，大家会选我？作为一个大队的总当家人，你也不会把关乎一百多口人吃饭的重任交给一个孩子吧？”
　　 “十八岁，已经不是孩子了，”支书先否定了我的说法，“这一段，虽然我没有往大松朵村里来，可听到大家对你的反映却不少。很好，你干得有声有色。我来到这里后又征求了几个党员的意见，大家都认为要是叫你当，你一定能干好。我现在就想听你表个态。不过，在你表态之前，我先给你表个态：一、我会全力支持你当这个队长；二、如果你干好了，二两年以后，你想上学我决不拦你！”
　　 这第二条算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想继续上学深造，还真得要先过大队支部书记这道关。看来我不答应是不行的了。
　　 于是，我爽快地说：“好，只要大家信任我这个毛头小子，我就坚决好好干!”
　　 果不其然，社员大会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毫无悬念地当选了，连那几个老鸟头们也不反对——除了党团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换成了生产队长、副队长之外，其他的原班人马依然照旧，只是多了一个职务，那就是“队长顾问”。
　　 孙支书要我向社员表态，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当场宣布：从明天开始，放假5天，拾柴禾、磨粮饭准备收麦。
　　
　　 二
　　 收麦的季节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俗语说“焦麦炸豆，龙口夺粮”，说的就是农民收麦和收秋的两个争分夺秒的季节。我把全队的劳动力分成了三个小组，妇女队长、会计、副队长分别为三个小组的组长。妇女队长带领的女劳力为一组，负责把成熟的麦子割下来；会计带领的一组男劳力负责把割倒的麦子运到打麦场；副队长带领的男劳力负责打麦，当然接抬打麦机的任务也是这一组的。我做总协调工作。分工之后，我特别强调：分工合作，相互支援。如果需要，各组之间人员调整，不管调整到哪一组的劳力，组长必须支持！麦收不完，谁也不能偷闲。
　　 那时候打麦机刚刚出现，我们雁坎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只有三台打麦机，上雁坎5个生产队共用一台，轮到谁用就派人去抬回来。
　　 第一代打麦机是滚筒式的，主要部件是一个轮桶，在轮桶的外缘用螺丝固定着八根带愣的铁条。其工作原理就是：以柴油机带动轮桶高速转动，在带穗的麦秸通过带愣的铁条时，高速脱掉麦粒。当时还没有高压电，动力便是柴油机。
　　 麦收开始的第三天，第一批成熟的麦子都已经被女劳力割完，也已经运到了打麦场。去接打麦机的八个劳力在粉坊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等了两天才把打麦机抢到手。当他们把打麦机运回麦场的时候天还未亮，经过安放打麦机、固定柴油机等程序后，天已经大亮。
　　 在第一代打麦机投入使用时，由于柴油机速度不好控制，加上大家操作不太熟练，“伺候”一台打麦机少不了十来个人：进口处得有擩麦的，还得有几个递麦的；出口处得好几个挑麦秸的；还得有几个垛麦秸的；最少还要有两个收麦粒的……
　　 摩拳擦掌等着上阵的十来个劳力一见安装已毕，都抢着干最危险的擩麦的活。说它危险，是因为它靠转轮最近，不仅从打麦机里出来的灰尘呛得人喘不过起来，还有被飞出来的石子、土块打伤的可能。见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打麦组的组长说话了：“都不要争，我来擩麦。你，你，去挑麦秸；你，你，去收麦粒；你，你，在这里给我递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