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吃饭的时间，我向这家主人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这家主人说，我们没有队长不假，但是活路并没有耽误。该干啥了，大家到一起一商量就干活去了。只是大队开会没有人照头，工分没有人记。不过，俺队的人干活都很自觉，谁上了多少工，大家心里都有底。
　　 经他这样一说，我心里也有底了。
　　 等群众都到齐了，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今天解决问题的原则：咱们这个队已经半年没有生产队长了，但大家并没有耽误农活，大队对大家的自觉精神非常佩服。工分是分配口粮的基础，出工的多少决定着一家分粮食的多少，因此非常重要。但是毕竟已经半年时间了，如果想弄的一个工也不多，一个工也不少恐怕是不可能的。只要通过今天的会议，能基本弄清楚各自出工的多少，让会计有个分配的依据就可以了。我这个说法大家是否同意，现在先不用表决。咱分开组讨论时再表决。
　　 然后，我将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了三组，每组又产生了一个组长。先讨论我刚才说的原则。看来这个生产队的群众都比较实在，斤斤计较的不多。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同意我的“基本弄清楚”的原则。然后我说了今晚会议的方法与步骤，其方法就是四个字：自报公议。
　　 “自报公议”的基本步骤有二：第一步，自报公议。先由社员自己报出半年以来自己出工的时间，然后三个小组对他报的数目进行评议。三个小组的意见统一后，由记工员记下来。统一三个小组意见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第二步，联评复议。等全部劳动力的出工数都评完之后再进行联评复议。即由记工员把大家的出工数统一公布一遍，大家仔细听着，认真地进行比较。对于有意见的提出来重新评议，以最后评议的数目为准。
　　 这个方案又被三个小组讨论通过后，我说：“既然大家都同意了今天会议进程的基本方案，现在大家选个记录员，或者叫记工员，让他来记下今天的评议结果。三个小组分别提名一人。”
　　 三个小组的提名高度一致：崔忠信。大家自发地鼓掌通过。我说：“既然大家都推选中信同志来做记工员，说明他的人品是大家信得过的。那么就让他开个头，报一下他的出工数让大家评议。然后是挨着中信的书奇，按顺时针方向轮着说。”
　　 “我的出工数我平时都记着呢，247个工，还有一晌就不算了。”中信拿出来一片纸，看着说。
　　 三组开始评议。三组都没有意见，通过。
　　 “好，记下来。书奇你报。”
　　 “我记的也有，我是236个。”书奇说。
　　 三个组又通过了。
　　 ……
　　 会议开得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会议。这里的人们差不多平时都记着自己的出工数。大多老诚朴实，每个人的出工数量评议结果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报的数评定的。
　　 当自报公议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又特别强调：如果位哪对本次评议的出工数量有异议，请在会上当面提出来。如果会后再说那就是犯了自由主义，提也白提！当面为君子，背后是小人。所以再给大家一点时间讨论。
　　 在这最后的几分钟讨论时间里，虽然大家七嘴八舌，但都是说些与会议无关的事情。看来是真的没有异议了，于是我宣布散会。会议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这里纯朴的民风，曾经使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感动了好久！
　　 会后，我躺在床上心潮起伏：这里的人们那高度的自觉性令我久久不能入睡。是啊，如果没有他们的自觉性，这个生产队半年的生产怎样进行？没有他们的自觉性，一个生产队，八十多口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在今晚的会议上，如果没有他们的自觉性，我的工作绝不会进行的如此顺利！
　　 第二天回到大队部，我将解决问题的过程与结果向崔支书作了汇报。他微微一笑：“可以。三天以后，你到石罗奎水利队接手工作。”
　　
　　 五
　　 石罗奎又叫八里滩。这是开凿愚公洞后治理出来的滩地。雁坎大队的水利队就驻扎在这里。
　　 发源于白土铁岭的小河水，经过了三十公里的行程，到了秋扒与狮子庙交界的八里山，形成了一个U字形的河道，人称“八里湾”。在大兴水利、改河造地的七十年代末，雁坎人民在党支部书记崔十万的带领下，用了一百天的时间凿开了八里山，把那U字形的河道“八里湾”变成了三百多亩水浇地的“八里滩”。经过了几年的改河淤地、拉土垫地，八里滩中的一部分河滩被造成了良田。从此，雁坎人民有了自己的水浇地，吃上了大米。
　　 看着横亘在愚公洞前的大坝，我心潮澎湃。五年前开凿愚公洞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的我还是个初中学生，政治老师曾经带着我们班去参观愚公洞建设工地，也让我们在这里参加过义务劳动：
　　 掌子面上钢钎与铁锤的撞击声叮当作响，带着柳条帽抡锤打钎的不仅是小伙大叔，还有姑娘婶婶，她们的花样抡锤更加吸引人们的视线；装车的钢锨飞舞，争先恐后，铁锨与石头的擦声惊心动魄，丝毫减慢不了他们装车的速度；年轻的小伙推着装渣的架子车跑得飞快，从车上巅滚下来一路碎石；炮手们身子紧紧贴在乱石嶙峋的断面悬崖之上屯炮填药，就像在平地上干活没有半点畏惧……那时候没有钱买炸药，他们就用硝酸铵、柴油、锯末自制炸药；人们连吃的也没有，为了让人们吃饱饭以保障工程进度，崔支书天天缠着公社书记要统销粮…….
　　 这些雁坎的愚公们从山的两面同时开凿，愚公洞专线广播上天天公布双方的战绩，比学帮超热火朝天。铁姑娘队、党员敢死队、团员尖刀班、民兵战斗队，各种激发人们积极性的组织名称都被用上了——硬是在开工一百天的时候打通了八里山，双方的工人一片欢呼，敲锣打鼓到公社党委报喜……
　　 打通八里山后，紧接着是修筑大坝，因为要在汛期到来之前把大坝修好，才能保证当年就能淤地造田。这里又成了水利队的主战场……
　　 是啊，为了这一片河滩地，雁坎人民付出了多少汗水，甚至是鲜血！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刚到愚公洞口，就见从洞中抬出了两个伤员。他们是被从洞顶掉下来的活石砸伤的，我上前一看，其中的一个竟是我的哥哥！还好，哥哥的伤还稍轻一点，而另一个满脸鲜血，腰伤更重。几年以后我见到他，他的腰还是直不起来！而老贫农王德娃还为愚公洞送掉了性命！
　　 今天，党组织把我派到这片浸染着英雄鲜血的土地上，我真的是百感交集、诚惶诚恐……
　　 当我来到八里滩的时候，淤成的滩地已经插上了秧。水利队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除了管理稻田。就是在发洪水的时候改水淤地，把剩下的一半滩地变成良田。这就要求我们越是下暴雨越要往河滩里跑。当时我们水利队共有三十来个人，管理着近200亩稻田，对于我们不产水稻的北方人来说，每人管理六七亩水田已经是很吃力了。
　　 水田里有一种虫子叫“蚂蟥”，它咬住人不是疼而是痒。当你感觉发痒的时候，它已经钻进你的肉里半截了。没有经验的人一发现就拽住它往外拉，但你拉断它的身子它也不会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手拍。拍几下它就倒出来了。我就是那种没有经验的人，刚下到水田里，腿肚子上被钻了好几个洞，每个洞里都有半截蚂蟥，晚上睡下又痒又痛，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咬咬牙就好了。
　　 最累人的是下雨天改水淤地。天上锥子猛雨浇着，地下带着草沫子的浑水淌着。我们头戴草帽，身披破包袱——那时候雨衣属于奢饰品，有个包袱披就已经不错了——赤着双脚在河滩里的乱石头间奔跑着。那时候谁穿得起深筒胶靴？即使有一双黄胶鞋就已经不错了，谁又舍得跳水糟蹋它呢？
　　 伏天的雨水还不算凉，雨中作业还受得了，最要命的是立秋以后的雨水。双脚浸在水里，身上又长期被淋得透湿。站不了多大时候就浑身直筛糠！我们只有加大活动量，从这个水口往那个水口大家都是跑步前进！
　　 后来在上学体检的时候，我的体检表上赫然写着：双腿下肢静脉曲张。现在，这曲张的静脉已经成了筋疙瘩。我想，这就应该是那时候留下的纪念。
　　 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冒是常有的事。好在那时空气质量好，基本没有病毒性感冒。又都是年轻人，身强力壮，感冒了打个喷嚏，喝碗姜汤，最多捂上被子出上一身臭汗。第二天天还不亮就又带上工具屁颠屁颠地上工去了。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多，每下一次还都是暴雨，从小河上游冲下来的黄泥还真帮助了我们，虽然我们三天两头冒雨作业，但总算有了成绩，这一年的汛期我们改水淤的地比以往两年的还多。
　　 水利队的队员们活重，又累又苦，可是伙食却很一般。大家长时间吃不上油，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午休时上山转悠，无意间发现山上的黄楝籽不少，这是一种多年生乔木上结出的油料籽，是很好的食用油的材料。于是我就于大家商量，发动大家利用午休时间上山捋黄楝籽。
　　 这一招还真有效，大家的积极性真高，半个月时间，我们自己采的油料籽就换了几百斤油。这一下，水利队的吃油问题彻底解决了。
　　 秋天来了，八里滩一片稻香，这是水利队一年中收获的季节。四五间的大仓库里全是稻谷。打谷场上还有没有脱粒的谷堆。怎么办？我们一边脱粒，一边碾米。将碾成的稻米运出去放到大队的仓库里，腾开这里的仓库才能把脱粒后的稻谷装进来。这就要求我们加班干活，一连半个月，大家三班倒，我更是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不过，这一段水利队每一个人都过上了一生中最好的生活：那就是每天晚上的一顿夜餐——黄楝油炒大米饭。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饭了。在今天看来，黄楝油虽然算不上多好的食用油，没有其它佐料的炒米饭也不属于什么好饭，但在那时我真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了！
　　 我在石罗奎水利队的生活过了不到一年，崔支书就又找我谈话，不过这一次是关于我的上学问题。前一段我向支书汇报工作时向他提到我想上学的事情。
　　 他征求我的意见：“真想上大学？”
　　 “当然想。”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其实，我不愿意你离开。但是我想了很久，如果我把你挡在大队，不让你上学，那么咱大队的年轻人谁还想好好干？但是如果我把你这个有才干的优秀青年送出去上大学了，就会有不止一个的优秀青年涌现出来。所以我决定：同意你上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崔支书对我的评价。不过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最后的决定。
　　 我怀着感恩的心情踏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
　　 感谢培养我成长的两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感谢和我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家乡的同事们。不过我更要感谢的是千千万万曾经奋战在中国最基层的生产队长、我的同伴们。
　　 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再次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