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樊城火车站是古城襄樊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场所。宽阔的车站广场中央分布着碧色葱笼的花坛，夹杂着嫣红姹紫的鲜花嫩朵。广场四周环绕着如林的高楼大厦，其中碧绿色的卧龙饭店和浅灰色的风神大厦双峰并峙，乃全市最高建筑。广场左上角是数路公共汽车始点站，人群如过江之鲫，终日喧嚣不已。左下角则是火车站出口处，隔不多时便喷出一股灰色的疲乏的人流。迎接这一批批旅客的，除了少数亲友，便是各色各样的接客车辆，有人力三轮，嘉陵摩托，出租汽车，各类专车。
　　 周胜四年前贷款买了一辆小型面包后，便辞去国营饮食公司的公职干起了个体户。如今不但还清债务，还略有积蓄。他每天早晨八点来，晚上九点走，既不起早也不贪黑。他清楚自己已经是当今社会富户，不需要也不能够再超前发展。作为“老三届”学生出身，他只觉得日子过于单调。他不知不觉养成一个暗地研究顾客面相的习惯，指望有朝一日能达到这种程度：单凭一只耳朵便能猜出其人的职业、性别、年龄。他乐此不倦。
　　 1989年7月27日晚，周胜驾着那辆暗白色的小面包车驶进车站广场。刚送走两位客人再跑一趟就该回家了。这时候，从公共汽车起点站那边走过来四个人。
　　 周胜热情地上前兜揽生意。他并不知道，接踵而来的三个小时将令他终生难忘。
　　 为首的一名男人约二十五六，身材瘦高结实，满脸肌肉紧绷绷的，目光却游移不定。紧跟着他的是个矮子，几乎矮一个头，矮子稍胖，线条柔和，但目光锐利。虽然天气炎热，他俩却都穿着长衣长裤。矮子右手提个黑猪皮包。
　　 “请上车。”周胜抢上一步，点头哈腰开了车门。这时后面两个人也跟来了。
　　 第三个是女人，穿着浅蓝色连衣裙。她身腰纤细，皮肤白晰，脸上浮着似是而非的笑容。周胜立刻发现她那在乌黑发辫中若隐若现的耳朵十分玲珑好看。她大约三十左右，表情沉着老练，双手按着挂在胸前的麂皮包。
　　 第四个人黑脸浓胡，粗俗不堪，好像保镖一般紧紧跟着女人，嘴里喷着酒气。
　　 待旅客全都入座，周胜扭头问道：“哪里？”
　　 高个子青年朝矮子望了一眼：“张湾。”
　　 面包车全身一抖，转头驶出停车场。它刚刚汇入滚滚车流，矮子突然低声道：“不去张湾了，到隆中。”
　　 面包车穿过长征路和灯火辉煌的汉江大桥，沿着襄阳西门大街飞驰。
　　 四个人都沉默不语。只见矮子掏出“金蝶”香烟散发，并且吸燃一支烟递到方向盘上来。周胜连声陪笑：“不会。”其实他是讨厌别人吸过的烟嘴。他已隐隐感觉到四位旅客并非同路人，夜晚突然改换目的地也令人费解。这几年，他这小小车厢里坐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物，干奇百怪的事情屡屡发生，但周胜出于职业需要，一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载客收钱，如是而已。
　　 今天也是如此。周胜只不过稍稍有些替那位女客可惜。她穿着朴素，神色端庄，一眼便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还没有“下海”的姑娘。
　　 隆中到了。月色中山影巍峨，黑林无边，比白天又有许多不同。隆中公园大门正在襄阳师范专科学校对面，这儿灯光阑珊，摊贩聚集，吆三喝四，颇为热闹。
　　 面包车超过灯火明亮处约两百米，矮个子忙叫：“停。”
　　 周胜将车滑向路边。
　　 四个人陆续钻了出来。
　　 矮个子递过三张“大团结”：“这是一半。你就在这儿等着。回去后再补完。”转身道：“走。”四个人朝牌坊方向走去，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周胜点燃香烟，跳下车来活动四肢。
　　 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从灯火明亮处跑过来：“老师傅，吃西瓜吗？不甜不要钱。”
　　 “多少钱一个？”
　　 男孩子狡猾地瞧着他：“比城里便宜得多。走，老师傅，我替你挑，保你满意。”
　　 周胜朝后面望望，黑黝黝的树林中没点动静，客人们一时还回来不了，便掸掸烟灰，跟在孩子后头来到瓜摊上。
　　 西瓜果然便宜。周胜拣了个十多斤重的去称，那男孩子却不满足：“您还有一车客人哩，多买几个嘛！”
　　 周胜笑道：“干脆连你兜底儿买过来咋样？”
　　 那孩子递过刀来。周胜切一半自己吃，另一半留着带给小儿子。
　　 等了半个钟头，四位客人仍是杳无音讯。周胜不耐烦，将剩下的一半瓜又吃了。再等半个钟头，到附近林中小解，只听得有人在后面敲打车窗：“人呢！”
　　 周胜慌不迭提着裤子跑过来。朦胧路灯下，只见矮个子半身涂著泥巴，高个子脸上也有些污斑，便随口问道：“打架了？”
　　 高个子恶狠狠道：“少废话！”
　　 周胜吓得住了嘴巴，钻进驾驶室，侯两位客人坐稳，打开油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朝襄阳城内飞驰而去。脑筋里不停打圈圈：那女客和她的黑保镖何处去了？
　　 面包车刚驶过樊城桥头，高个子便叫“停下”。掏出三张票子递到驾驶室，然后跟矮个子跳下车，眨眼隐没到人行道上梧桐树影里去了。
　　 周胜抬腕看表已经深夜十一点多钟，正欲加速赶回家，车灯亮处出现两个背包挎袋的中年男人：“师傅，到火车站！”
　　 好在是顺路，周胜降低速度让两位旅客挤进车门后，沿长征路急驰。
　　 驶进车站广场。两个旅客正待下车，其中一个突然出口骂道：“混蛋！”
　　 周胜急忙下车绕过车头跑来：“啥事？”他知道有些夹生旅客常常找借口横生事端，然后吵闹一顿不给车钱。
　　 那旅客拎起一个大包：“你妈的连位子也不揩干净，把我几袋点心弄得湿漉漉的，全没用啦！
　　 周胜不信，伸手去摸，果然冰凉一片。他大为迷惑，只好一叠道歉：“实在对不起。”
　　 另一旅客帮腔道：“什么对不起，赔！”
　　 周胜立即猜到他们想赖帐，见他们虎视眈眈，心想算我顺便搭了他们一趟，早些回家吧。便陪笑道：“就把车票钱赔进去，两清。”跳上驾驶室启动马达一溜烟跑了。
　　 回到家里，打开车厢照明灯，他俯身仔细察看，第一排右边坐位上腥气冲鼻，竟是几块新鲜血迹。他大吃一惊，提来几桶清水，连夜将全车冲洗一遍。血从何来？他不敢揣测。
　　 想想实在晦气，周胜决定舍财免灾，给自己放三天假，到孩子他外婆家钓鱼去。
　　
　　 二
　　 尹玉华在郑州踏上列车奔赴襄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
　　 她指望这次有个辉煌的成功，把所有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扭转过来。
　　 尹玉华从小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不仅因为长得漂亮，还因为她有超过常人的好胜心理。小学时，她是少先队大队长；升中学后，蝉联干部，当学生会的文娱委员。考入重点高中后，由于人才荟萃，竞选学生会干部尹玉华失败了。于是她发奋读书，在全校的作文竞赛中力夺魁首。当她捧着奖状奖品步入教室时，男同学们爱慕的笑容和女同举们嫉妒的目光令她快乐非凡。同座的邹萍，一个相貌和学习都平平常常的姑娘曾伤心地说：“上帝太不公平了，把一切都给了你，什么也不给我留下。”
　　 然而，五彩缤纷的道路在高考——这扇铁门面前戛然而止。尹玉华以五分之差落榜。
　　 父母劝她读自费中专，她却断然拒绝，决计第二年再考，历史残酷地开了个玩笑，这一年她竟又以五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年，她第一门功课还未考完，便昏厥在课桌上。
　　 当尹玉华委屈万分地来到百货商场站柜台时，发现顶头上司是从前可怜的同座——邹萍。邹萍两年前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因为业务能力强而被提升为副经理。每当邹副经理从一楼营业厅穿过，轻盈地朝三楼办公室走去时，尹玉华都要紧紧地咬住嘴唇，免得泄露出愤怒和轻蔑。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
　　 后来尹玉华总算捞回一分。她嫁给一位有大专文凭的国家干部，而邹萍找了个广东的手艺人。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年轻姑娘的相貌仍是决定其一生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好景不长，尹玉华渐渐感到自己得的一分不那么实在。丈夫进机关不久，年轻无资历，又有些书生气，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只是个打杂的角色，其地位仅高于打字员和炊事员，机关里谁都可以使唤他。有了孩子，丈夫居然连把孩子送进机关幼儿园的本领都没有。反倒一些外单位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大摇大摆。两人工资都低，又无任何外快，孩子多大了，尹玉华穿的还是结婚时做的礼服。
　　 邹萍气派大不相同。文夫虽然多半时间在外，但每次回家都大包小包的带。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成套设备，叫年轻的女同事们惊羡不已。至于衣裙裤鞋，更是日日翻新，叫人目不暇接。她的孩子，虽然不够资格进机关幼儿园，但也不稀罕幼儿园，专门请了保姆在家照料，另有做饭洗衣的老妈子。嫌商场分的住房不宽，租了两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里面地毯、墙纸、吊灯、空调、高档家具，布置得与三星级宾馆相差无几。有年“三八”，邹萍以副经理的身份把商场年轻营业员全部请到家中招待。尹玉华知道她是卖肥，那天借故缺席。第二天同柜的姑娘们叽叽喳喳议论，羡慕不已，好强的尹玉华难受得如万箭穿心。
　　 幸运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自从中国人发现自己果真穷得厉害，便纷纷各找门道追不及待地求富。穷，终于由光荣变为一件可耻的事了。尹玉华找到的致富之路则别具一格。
　　 一位丈夫在海外打工的表姐告诉她关于“红两仟”的故事，令她想入非非，彻夜未眠。
　　 “红两仟”是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红色、面值两干圆(旧制)。据说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汤恩伯逃往台湾之前，将三十八亿军火款存入美国国家银行。现在，联合国中美资产解冻部宣告，若有人持“红两仟”可到美国国家银行兑换美元，比例是十比一。即是说，一张“红两仟”可兑换两百美元，而两百美元可兑换一千人民币，若能找到一百张“红两仟”，便可成为家拥十万的巨富了。
　　 那位表姐还告诉她：国民党政府发行“红两仟”之后，即爆发了抗日战争。所以“红两仟”在沦陷区并不通行。要寻宝只有到四川一带。另外，李宗仁在鄂西北老河口设立第五战区指挥部，坚持抗战，故襄樊郧阳一带民间可能有宝。
　　 尹玉华高考报的文科，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晓得个大概，没听说联合国还有个中美资产解冻部，只晓得有个难民事务处和科教文组织。但表姐夫在海外打工，消息总不会错。倘若弄到几万张“红两仟”，这辈子便可扬眉吐气了。
　　 她东借西凑筹集到一万元，决心请长假到鄂西北民间寻宝。好在郑州离襄樊并不远，孩子由丈夫按时接送上学。她没对丈夫说实话，只说襄樊有位姨妈接她去玩玩。尹玉华在襄樊的确有位嫡亲的姨母，只可惜当姨母来见面时，她已经不能讲话了。
　　 考虑到身携巨款颇不安全，她又找到一个身强力壮、技艺高超的小伙子当保镖。小伙子叫褚娃，浓眉黑脸，虎臂熊腰，在街头斗殴中也算得一位混世魔王。
　　 临出发前，表姐送给她一张皱巴巴的濒于跛碎的“红两仟”，叫她寻宝时认真对比辨认，免得被人骗了。她当然按比值回赠表姐一千元人民币。
　　 列车从郑州出发，溯黄河而上。穿洛阳，过宝丰，经南阳，直达襄樊。步出襄樊站，但见高楼环立，车流如水，尹玉华兴奋地对褚娃说：“比郑州站差不了多少。此行就是玩玩也值得。”
　　 他们既不住高级宾馆，也不住缺乏安全感的个体旅店，而是找了个中档的襄北饭店住下。接着开始行动。
　　 褚娃道：“哪个城市都有四通八达的地下网络，我先去找几个地痞子来。”
　　 不一会褚娃带进四个尖嘴猴腮衣衫不整的十几岁孩子。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果然尖叫道：“我知道“红两仟”这事儿，定中街袁秃子专干这事，他手下人还不少哩！”
　　 尹玉华当即赏了这小子十元钱，叫他把袁秃子找来。
　　 袁秃子叫袁永宽，街头巷尾也算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尹玉华为尽快得到宝物，特破费在隆中酒楼请了他一顿。不料那秃子酒后失态，竟对尹玉华戏语挑逗，又在桌下捏她大腿。尹玉华羞怒交加，却不好破脸，勉强敷衍道：“只要你尽快帮我们找到宝物，其他都好说。”袁秃子第二天便推荐一个人来。那人自称曾宪军，宜城人。岳父从前当过伪保长，家里藏有一箱“红两仟”。
　　 尹玉华问：“你亲眼看见？”
　　 曾回答：“当然。结婚回门的时候，我老婆打开箱子让我看的。”说完便要介绍费。
　　 尹玉华心想手中这一万元都是找亲朋好友借的，千万不能出差错，便道：“我们要先看货。”
　　 曾道：“宜城还有几十里路。”
　　 尹玉华笑道：“一切费用我出。”
　　 但曾宪军坚持要先付一千元押金：“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骗子？”
　　 褚娃道：“付就付吧，我跟他去看，谅他不敢在我面前耍花招，”说着一用劲，手中的玻璃杯被捏得粉碎。姓曾的大惊失色。
　　 当下褚娃便跟曾宪军搭车到宜城去了。
　　 第二天上午，尹玉华正在饭店里望眼欲穿，褚娃推门进来：“尹姐，没见着老头，说是到钟祥跑生意去了，不知是真是假。押金只索回五百三十元，因为他们人多，还剩四百七十元没索回，不过姓曾的打了欠条。”
　　 尹玉华接过欠条，长长叹了口气：“褚娃，咱们没碰上一个好人，这寻宝真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