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读知青文章，脑子里有不少知青故事，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历尽艰难，不过几年光景瞬即逝。而因文革辍学回到村庄的老三届，不可逆转的坎坷，却是伴随着整个的生命里程，知青是劳苦一阵子，村庄里的老三届，被迫谋生一辈子。
　　 2017年4月，家族里有人去世，我去奔丧，年轻的乐人把节目搞的十分精釆，听说他们来自路井镇的北党村，这使我想起老同学王忠信。王忠信出生在乐人世家，我问吹锁呐的小伙："认识王忠信吗”？"是我三爸”，年轻人说。我讨了号码，与王忠信聊了好久。
　　 王忠信是路井中学66级学生，比我高两级，爱打兰球，能拉胡琴，说话和气，走起路来急急乎乎。使我认识他的不是他的那些优点，而是少不更事惹下的祸端。小时候，我常给课本上的人物画像画蛇添足，给姑娘画上胡子，给秃子头上搞几根毛，再弄两条辫子，自乐其得。王忠信给课本上的伟大领袖搞了点明堂，这事被学校领导知到了，从此声名狼籍。尔后尽管痛改前非，却是效果不佳，就象《祝福》中的祥林嫂，尽管捐了门槛，鲁四老爷和周的围人，依然认为她不干净。
　　 说起来王忠信还算幸运，这事儿大约发生在1963年，要是文革时期，就摊上大事了。有个叫范宏的人，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画了幅有太阳的画，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领刑3兰年。或许是教育局领导认为事情有点牵强，出狱后让他去和家庄小学当了名小学教师。他是当时那个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2年级，背后大家都叫他劳改释放犯，他很孤立。那时知识份子属于"老九"，革命的对象，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8类排列在一起，位列第九，故称"老九"。习惯上人们叫"臭老九"，或称"臭知识份子"，也有人嫌麻烦简称"老臭"。在学校，范宏老师对人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毕恭毕敬，他个子高，脸很瘦，笑起来那些干枯的皱折挤在一起，几分辛酸几分尴尬。一年后，他被排挤到附近只有20多个学生的半阁城村小。一幅画使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扭曲了性格，尽管后来平了反。多年后，他死于自杀。
　　 1968年夏秋，全国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是各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机构，由老中青三结合组成，老是老干部，老干部当时都以走资派罪名被打倒，这时要解放个别好的进入领导班子，中青是指干部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造反派头头。那时把干部叫革命干部，军人叫革命军人，同志叫革命同志，群众叫革命群众，红卫兵叫革命小将，领袖叫革命领袖。"革命"一词是那个时代最走红的现代汉语语词。成立革委会要组织各方面代表，尢其是造反派头头进行协商谈判，以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派系力量矛盾斗争十分激烈。斗争为绕着名额，在革委会中的名额就是话语权，背后当然是派系所属人员的实际利益。文化大革命以野蛮的非法的手段摧毁了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又以荒唐的形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夏，在合阳县革命委员会的主持协调下，路井中学教师和两派学生代表，在合阳就成立学校革委会进行谈判，一派是希安忠老师和王忠信等同学，一派是68级路三元，雷西明，邓均正和我。说来好笑，学校自1967年秋后，不再有学生，哪来对立的派别。作为造反派我们没有造反目标，作为保皇派我们没有保护对象，甚至连战斗队的名称也没有，那时我们几个至多是混日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学校革委会在我们这些人吃过四莱一汤后的扯皮中成立了，郭照中老师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和王忠信交往的日子。
　　 那几天，我们共同的话题，不是怎么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我们关心的是，已经晃荡了两年，我们怎么办，学还能不能上，怎么上，到那儿去上，作为学生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才是我们关心的大事。王忠信是66级，按照正常教学秩序，如果读高中，他将要进入冲刺高考的备战阶段，我们几个68级也该成为名符其实的初中毕业生。我们的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文化翻身的强烈愿望，他们含辛茹苦把我们送到学校，我们穿着母亲在农业学大寨之余一针一线缝做的粗布衣服，我们的家人过着"闲时吃稀，忙时半干半稀"的日子，为的是让我们成为苦读学子，而不是让我们背着干粮去自费闹什么革命，当他们看到我们象堂吉诃德样，疯疯癫癫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时，心情十分沉重，与其说这是闹革命，不如说是耍二杆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民公社每年春上要召开一次，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凡是有职务的生产队干部，如队长、副队长、妇女主任、会计、贫协组长等，都要拿着小板凳赴会。三干会的内容是传达上级有关农业农村政策文件，总结上年度生产情况，表彰先进，下达本年度各项生产指标。会前杀猪宰羊，后勤人员忙着买菜拉面，伙食当然不错。参加会议的人心情激动，社员群众羡慕不已。
　　 路三元是路井中学老三届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同学，改革开放之初，他把布匹买卖做的风生水起。那时老百姓穿衣服，有的自己纺线织布，多数在市场买布，然后找裁缝量身定制。路三元的布匹生意有些规模，赶集时开着四轮，满满一车，他的货摊长达20多米，两口脖子后边插把尺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他能根据市场需求进料，乡间不少经营布料的，在路井一带，只有路三元成得了气候。
　　 一次，我在乡间集市与他相遇，那半截街巷都是面料摊子，别人在吆喝着招揽顾客，他俩口坐在那儿不慌不忙。几个半截子婆娘站在摊位旁，捏捏面料，问问价格，说好是好就是价格有些硬。他不与顾客讨价还价，是超市的作派。一个人跟他磨蹭，他说："你到别处看看。"绕了一圈，那人又来了，报了米数，交了钱笑着走了。他懂得顾客心理，又能说会到，我与他交流了1个多小时，进行了细心观察，比如有人扯鞋面，脚的尺码，是男是女，什么料宜用，该用多少，他能说得准确，若是扯衣料，他会问的更加详细，肤色胖瘦，背驼不驼，个子高低，他能说到裁缝需要的数字。有人量布时把布拉得很紧，他不在尺寸上做文章。
　　 路三元老婆性格开朗，朴实勤奋，吃得了苦，不大过问钱的事儿，看上去是不大动脑筋的人，与路三元互补性很强，夫唱妇随，三元说是灯她就添油，是庙她就磕头。世上的事是有定数的，谁与谁搭档，老天爷说了算，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偶然性落实必然性。假如第一次找错了，就须重新去找，有些人不安份，本来是半斤对上了8两，却要无事生非，挑战命运，分分合合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回到原来那张1米8的木板上。人和人差不了多少，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也不要小看了别人，差不多就行。路三元两口天地协力，1980年代，在勤劳致富的路上，走到了村里的前列。1990年代我去他家，一个四合院，三面都是平板房。
　　 2019年4月，我去了路井，镇街变化很大。我去过路井中学原址，现在是镇中心小学，走过几条街巷，那日逢集，人很拥挤，已经与我记忆中的路井镇大不相同。转完街巷去找三元，改造后的镇街迷糊了我的去向，只好电话联系，没想到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这是分别后第二次来到他家。第一次是20多年前，那时他儿子还在。他父亲在时，他家居住在镇政府附近的西街，我熟悉那儿，他爸常坐在大门口的青石上，噙个旱烟锅，一边吧嗒，一边目送着人来人往，这是村庄老人排遣寂寞的方法。我从门前过路，看见我他就笑笑，有时他告诉我："三元在屋里"，我就走进他家。穿过两间大房是一行厦子，路三元的宅屋常有同学。文革停课，没有作业，也没了考试的压力，我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三元家也是我常凑热闹的地方。时隔20多年，他有了新居，在那条新开发的巷子，他家宅院有些堂煌，还有条大黄狗，儿子象他爸的模样，也很精明。我与三元聊天，小伙看我有些好奇，也在旁边凑热闹，儿子说三元："你和叔是同学，人家在外当官，你咋在农村下苦"？三元说："滚到一边，我没你叔运气好"。爷儿俩没高没低，不象父子象是兄弟。聪明伶俐的小伙，后来车祸身亡，给他爸留下了老年丧子的哀痛，真是喜日子正好，恨无常又到。
　　 也就是那次，离开路三元家，他领着我去见邓巧言，这两户也就两三根电杆的距离。黄土夯成的院墙，红砖砌成的简易门楼，长方形的三合院，一行普通的厦子房，这是当时合阳农村大众化的民居。改革开放前20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通过农副产品和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条件，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之文革动乱时期，有了显著提高。
　　 "老同学看你来了，你看是谁"？路三元与我走进庭院，他大着声音说。从宅室出来的邓巧言喜出望外地看着我，她对丈夫说："这是我的同学，"又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同学"。不少农村同学见到我都这么说。邓巧言给我们泡茶，丈夫取出金丝猴烟，路三元接过一支说："他不吸烟，这人只挣钱不花钱"，说得几个人都笑了。
　　 站在我眼前的女同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广阔天地是一把锋利的雕刻刀，生活的沧桑给她的眼角眉梢，添上了细碎的纹路，她的两颊，先前的粉面桃花，已是风光不再。她的容颜如同当年人到中年的母亲，我惊叹遗传的神奇。1967年秋的一天，她领着我、蒋夏芹、刘秋侠、刘玉凤几个同学去了她家，她的母亲接待了我们。她和我有过几句简短的对话，我记住了她。我曾吃过她做的馒头，一次我断了炊，邓巧言支援了我几个，我十分感激。以前我不大敢与女同学说话，那几个馒头，物质变精神，给了我与异性交往的勇气。和家庄与路井也就十多公里路程，海拔高差一百来米，村社生活有明显的差异，父亲年年春天去大荔农村借包谷，忙后等量还小麦，平日我很难吃上麦面馍。
　　 又是20多年，我再次走进她家，还是与路三元，这家人已是四世同堂，曾经给我敬烟的人因脑梗行动不便。他们的邻居说我比两位同学年轻许多，我想，要是我也一直生活在广阔天地，我和他们会有这样的面目差异吗！
　　 与路三元相识很早，那时他以一个不着调的角色走进了我的视野。1965年秋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开大会，校长王兴土正在讲话，路三元骑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拐进了操场，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力引了过去，校长有些生气："啥名字，哪班的"？路三元停住脚步，不慌不忙答到："路三元，68乙班"，校长笑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从此，路三元就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1967年秋，他们班十几个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演出队，五音不全的路三元居然还是领导。他不唱歌也不跳舞，也不来排练演出场地，他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排练演出用的板鼓锣钗，化妆用的色彩，还有服装导具，他能搞到。有时排练遇到麻烦，就去叫他，他听听汇报，眼睛转转，不慌不忙说上几句，问题迎刃而解，然后骑上那辆小偷都不要的自行车就回去了。父母都上了岁数，他把挣工分的事看得很重，他来学校叫抓革命，回到家里是促生产。
　　 1972年8月，我去中蒙边境为边防战士演出，在腾格里沙漠腹地见到了路三元。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放眼望去，戈壁荒漠，连绵起伏的沙丘，在一处盆地似的地方，驻守着一个连的边防军。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中苏中蒙边境处于两军对垒状态。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在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激战，同年8月，两军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边防站发生武装冲突，我边防站遭遇突然袭击，全军覆没。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69年，全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面对可能的空中袭击，遁入地下躲避成为首选，1969年，全国开始了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自1969年3月开始，路井中学老三届同学，不少人响应祖国号召，在战争销烟弥漫的时候步入军营。68乙马拴涛、68丙曹坤荣等同学就是在这时入伍，随后，1969年冬1970年末又有不少同学在准备打仗的号召声中奔赴边疆保家卫国。1969年以后几年，合阳县入伍的战士主要集中在宁夏贺兰山及腾格里沙漠一带的北部边防，我所知到的同学有范永兴、路三元、梁进生、靳军民、雷宪法、扬志明和69级侯玉宝。范永兴马拴涛成了多年的职业军人，是事业有成的骄骄者，扬志明，雷宪法退役后在银川成家立业，雷宪法曾下海经商，似乎没有实现梦想，十多年前病故。候玉宝后来是澄合矿务局公安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