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坤荣退役后，曾是西马村多年的党支部书记，别拿豆包不当粮，西马村是个几千人的大村庄，相当于部队一个团，在独店一带，曹坤荣就像路三元在路井一样，属于地方名人。曹坤荣当兵收获卓著，他不仅入了党，还找到了爱情，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那时人的情感也被纳入了革命范畴，爱情属于资产阶级，男的和女的手拉手谈对象属于流氓行为，爱情象一朵鲜花，早已枯死在极左路线的荒漠中。曹坤荣的妻子是河北人，虽然没有见过，我有理由把她想象成一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女子，她从河北来到贫脊的乳罗山西原一带，她图了个什么？自1972年开始，退役军人实行哪儿来哪儿去。老三届读书断了路，为了梦想去当兵，一来报效祖国，二来也为奔个好前程，结果是努力了几年又回到了原点。前几年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后来不再安置，以些士兵回到农村，先前找到的对象这时翻了脸。
　　 千里姻缘一线牵，或许，老天爷让曹坤荣去华北，本意不是去当兵，而是去那儿领回属于他的一房媳妇。那是个勤劳肯干过日子的女人，不仅为曹坤荣生儿育女，还在奔小康的路上干出了明堂，据说曾有一度，她还成了受到合阳县委县政府表彰的先进典型。
　　 那一日，我与路三元还有个合阳兵，在临时搭建的舞台边，说着别后的话题。他说："你命好，不下苦，你看看，你的衣服新新的，平时蹲在城市里，排节目，上舞台，多风光。我在家里修黄河，背石头，哪想到到了部队，抡大锤，挖山洞"。我看了看他的衣服，已经洗的发白，脚上的解放鞋也开始破损。
　　 那段时间，我去了贺兰山以北到中蒙边境的不少连队。路三元所在的位置，在一个叫巴颜诺尔公的附近，向北不远就是边境，方圆数百公里都是戈壁大漠，1971年他来到这里，他所在的连队是中国军队最前沿的作战力量。浩瀚的戈壁，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夏日的酷热，三九的严寒，使人望而生畏。战备施工是前沿部队的主要任务，头戴安全帽，满身尘土灰，有些战士复员时，腰腿呼吸道等器官都有严重损伤。遇有突发情况或重大事件重大节日，进入阵地，随时准备待命出击。虽不曾流血，却常常汗湿衣衫，路三元当了6国防军。
　　 现在他的孙子已经18岁，在西安读中专。落实退役补助，每月能有300元，见他那日，他说他的低保快要批下来，有了这笔钱，不再为孩子每月生活费发愁。
　　 离开路三元家，我和他去见同学邓巧言，他俩家先前只有两根电杆的距离，20年前，我曾来过一次。镇街改造后，那条巷的人家在后院开了大门，巷子与路井镇西街贯通，于是成了街上人。经过改门换户，风水好了许多。先前的小门楼厦子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平板房，曾经土里土气的小巷变得洋气起来。邓巧言家对面正在搞建设，两口50来岁，说是儿子大学毕业，和对象在西安凤城路上班。我问修盖是为儿子结婚用吗，那妇人说:“年轻人哪能看上这房，搞得好看些，要不然影响村容村貌”。我说:“你还有集体观念”，她说:“你看我这巷有多好”。
　　 邓巧言与路三元同班，与她相识相处，是在学校排练演节目的日子，虽然时间不长，却是记得永久，还有68班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
　　 小个子马昌庆，五年级就是烟民。我们是一个村的，从家里到学校，走在乡间小道几十里，往返同行，背着一周的干粮，累了坐在路边的土坎上，他掏出8分钱一盒的羊群烟，用火柴点燃，深深吸上一口，再仰头向空中呼出一道烟雾，样子很酷，有时还吐烟圈，忽忽悠悠的烟圈，渐渐由小变大，直到消失，看起来很神奇。我问他哪里来得钱买烟，他说:“自力更生”。他常在星期天节假日，去田头沟垴挖药材，他认得不少中草药材，懂得晾晒技术，清楚药材行情。
　　 马昌庆的父亲是村支书，解放初入党，当村干部时间很早，董得农业，是村庄里的老革命。文革之初，还没等造反派批斗，他就不干了，不打自倒，1968年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他作为老干部被结合。他当村官几十年，口碑很好，老支书为自家办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马昌庆送到了县城附近的养路队，当了一名养路工。别看不起那差事，在那个年代，即使是下井挖煤，没个门路也去不了那地方。村上有个老村官的姑娘招工去了铜川煤矿，成了产业工人，令不少退役军人羡慕不已。马昌庆在尘土飞扬的108国道边，一干就是几十年。2017年4月16日同学们聚会，患有脑梗住院的马昌庆，由老婆掺扶着，从病房步履蹒跚地来到与会大厅。
　　 68乙班的同学很活跃，凡是有兴趣唱歌的都敢上台亮相，好在那时的音乐歌曲不太复杂。当年流行的有3种类型的歌曲，第一类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第二类是毛主席语录歌，广为传唱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三类是气贯长虹的造反歌，“拿起笔来作刀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这类歌是需要有愤激之情的，现在的人是唱不出当年那个气势的。象“洪湖水，浪打浪”这么好听的歌，无人敢唱，据说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为“大军阀”贺龙树碑立传的，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居然诬灭成大军阀，情歌《花儿与少年》说是靡靡之音，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斗志，属于黄色歌曲，随意唱这类歌曲是要挨批斗受处分的。那时全国人都会唱许多称颂歌曲，有人把那个时代的歌曲，不加区别一律称之为"红歌”，这是不对的，那些具有极端极左色彩的难道也红吗？如果说红，它造成的客观效果便是红色恐怖。我们小区有位70多岁的山东老婆，经常坐在亭子里唱"下定决心”，"大海航行靠舵手”，"心中的太阳红艳艳”等许多那个时代的歌曲，不少人讨厌她，以为她脑袋有毛病，别人说她，她不在乎，想唱就唱，去年得了脑梗，前些日子死了，儿子把尸体送回山东老家。
　　 王益民与我小学时就是同学，他善于交际，喜欢阅读，走在背馍上学的小道上，经常给我讲故事，内容最多的是有关阿拉伯商人和财富的故事，那些离奇的情节，充满梦幻的色彩，听得我想如非非，尤其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有《国王和猎鹰的故事》。想起来好笑，十几岁的中学生，听着幼儿的故事，居然津津有味。农村学生，回到家里还要干活，没有阅读习惯，我们班上有个邓春旭同学，喜欢读课外书，同学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小说迷”。
　　 大约在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演出队散伙了。回到村庄，学生以学为主的日子不再继续了，过贯了集体生活，总想赖在学校，很长时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在纠缠着我，我很失落。
　　 1967年冬，17岁的王益民定下了临村15岁的未婚妻。定亲那日我去看热闹，王益民穿着一新，自行车后面坐着略带羞怯的小媳妇。他父母养育了5个子女，他是哥哥，那几位是妹妹，这样的性别比例使王益民在家里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他家世代单传，他爸原想雄心勃勃地打破记录，至少生出两个儿子，扩充家族势力，未能如愿。农村是争于力的地方，势力强大的族群，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尤其是邻里冲突，男人少了总会吃亏，女人只能叽叽喳喳，叫对方父母的名字，或骂人家的祖宗，这是没用的。
　　 破四旧一轰而上，破坏了不少文物古籍，却没有触及旧风俗，早婚依然很严重。决定婚姻状况的不是观念形态而是经济基础，那时的农村，一个儿子五六间房子就是好条件。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男劳最高每日为10分工，妇女8分，这是在满负荷重体力情况下才可达到的分值，一般情况是男劳每日在8分，妇女在6分左右，以一个劳动日值两角钱计算，出满勤每月货币价格男社员为5块多，妇女也只能挣回4元。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生产队达不到这个数，有一个劳动日值8分钱的，也有1角过点的。那时一个职工吃食堂，每月12元，一个男社员两个月挣不到职工一个月的饭钱。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当年农民的无奈和辛酸，少数家庭即使有余钱，生产队也无钱而不能兑现。就劳动强度而言，农业学大寨三九严寒水土保值，兴修水利背石头，是满负荷体力支出。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在正常年份，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根本谈不上财产性收入。房子是财富的象征和体现，一个家庭能够拥有五六间或者更多的房屋，就等于拥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就能轻松地为儿子找到并娶回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
　　 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时，就不难理解小岗村那18位农民为什么会冒着坐牢的风险包产到户，也就不难理姑娘的父母盯上一户好的人家，想把女儿尽快送到婆家的迫切心情，也不难理解儿子较多的爹娘，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尽快给儿子占下一房媳妇的强烈愿望，这些都属于宜早不宜迟的大事。
　　 文化革命把老三届从学校赶回农村，剥夺了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断了这些人对于美好人生的希望和追求，使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和前程陷入绝望。下来便是人到中年的父母要做的，给儿子找个媳妇，把女儿嫁出去，这样自己也算完成了任务，也能让年轻人安下心开始生儿育女。这种徘徊在传统模式中的人类本身再生产，和那个已经消失了的社会形态又有什么这别呢。那时候我常听到的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多年前我去了王益民家，他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院子比老宅宽畅，门口有两间房，里边是5间厦子，我在庭院浏览了一番。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从设想到备料建设的艰难过程。我说："你比你爸干得好”，他很高兴。他说："农民不比你们干事的，挣钱容易，为了搬迁，我和老婆把苦下扎了”。他吸水烟锅子，是那种黄铜做的明光锃亮的烟锅，擦的很干净，秃嚕噜一阵声响，接着就从鼻子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烟雾。
　　 他一边秃噜一边说些上学时的事，凡是他知到的同学的讯息，他都见过谁，一一告诉我，有时竟眉飞色舞。说起当年他要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我们都笑起来，最快活的是说些当年的荒唐事。
　　 说起农业，他讲述自己耕作的情况，说些农业的收入和支出，他说他还栽过几亩苹果树，我问他挣钱了没有，他说："他妈的，不种不行，挂果了没人要，日弄人哩”。曾有一度，村上家家栽果树，象是搞运动，丰收了品种不好，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不上价"。他养了头毛驴，青灰色，额头有一块白毛，看样子力气很大，我见他时，他正给驴身上清理卫生。他说："我总结了，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没有大的出路”。他说他的情况是，上边有两位老人，自己出不了门，只能死守农业，儿子在外边搞装修，靠打工挣点辛苦钱。
　　 还是多年前的事，他沿着小木梯上墙，下来时最下面的横档断裂，虽然不高，却把他摔成重伤，据说脾脏破裂，手述需要7000元，那时万元户就称得上土豪，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个不小的数字，东挪西借，算是治好了病。七八年前，我在合阳县城遇见一位村上的人，问那人他的情况，那人说："早都走了”。那次事故后，他陷入贫病交加状态，他离开这个世界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活了50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