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队长，是文化大革命时农村生产队领导人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因此，一切生活都与政治有关。学习叫“政治学习”，看问题叫“政治态度”，连农村的生产队也设一个“政治队长”。红星生产队就有个“政治队长”，叫刘云海。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选政治队长首先要看家庭出身，也叫成份，那时农村成份一般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其中地主、富农属于剥削阶级，被专政的对象，中农和上中农属于被团结的对象，贫、下中农是被剥削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当时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贫下中农一条心”，几乎人人会唱。这刘云海是贫农出身，而且据说是雇农。雇农在当时不多，雇农在旧社会时比贫农还要穷苦，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因此，这刘云海就自然具备当政治队长的条件了，那时是“越穷越革命”。
　　 刘云海非常愿意当政治队长，因为这政治队长是这个具有42户人家226口人46个男劳力33名女劳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可谓小国之君了。还因为，这政治队长专管大事，组织政治学习等，而组织种地铲地秋收刨粪送粪这些累活，都是由生产队长去做。还因为，这政治队长在生产中，不参加男劳力一起劳动，而和妇女一起劳动，而妇女在生产队不仅只干些轻活，劳动强度低，劳动时间也比男力短，因为她们要承担做饭带孩子喂猪喂鸡整理家务的活计，总的来说，女劳动力并不比男劳动力的负担轻。可这政治队长却相对轻松多了。闲逸生淫心，刘云海因此生出一些淫逸之心来，后来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了出来，一时成为村人话柄了。
　　 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叫孙玉琴，长得高挑白净，性情温顺，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青春美丽。其丈夫张万生是生产队赶马车的，而且是生产队五挂大马车中赶头车的，叫大老板子。这男子个子不高，人也并不出众。在刘云海看来，这妇女队长孙玉琴，像一朵花插在牛粪上，真是白瞎了，于是便掂记着弄到自己手上。
　　 那是个平原小村，前后院东西头，谁家来个人，那家院进只狗，都逃不出左邻右舍的眼睛，这刘云海纵有百般心思，总是无法得手。于是，他便心生计策，趁生产队派车去界外拉喂牲口草的机会，告诉生产队长安排大老板子的车。这界外是小村北100多里路远的邻县，那里草甸多于耕地，草也长得好，这个生产队每年初冬都派人去那里打草然后派车去拉，而这一去一回，就得几天时间，中间要在那里住上一宿，这便使刘云海有了可乘之机。
　　 刘云海个头倒不算矮，有一米七以上，人长得也不算太丑陋，只是年龄偏大，那时已经40大多了，比妇女队长孙玉琴大有20岁，再加那些年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又成天与土地庄稼打交道，皮肤黑皱纹多不说，加上常年不洗澡，很少洗衣服，几丈远就能闻到一股狐臊味。那孙玉琴正在当年，怎么会喜欢他呢。可无奈他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不仅掌握着这一村人的命运，而她这妇女队长的头衔也是刘云海给的，虽然只管30多个妇女劳力，但有刘云海撑腰，那也是很威风的，起码在带领妇女劳动时，自己可以不分担一份任务，只是跟着检查检查质量，挑挑别人活计上的毛病，不但累不着，每天还可以比别人多挣一分，一年就是三百多工分呢。再说一年生产大队、公社都要开上几次生产队干部会或妇女队长会，在那些会议上露露面，也风光得很呢。这对于不识几个字，未见过世面的一个农村妇女来说，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更何况孙玉琴的丈夫其貌不扬，几年的夫妻生活下来，她也早已厌烦了，因此，一次在带领妇女干活时，刘云海几次用话挑逗她时，她在沉默了一阵子后，便以微笑回答了他。那时，孙玉琴的小孩只有两岁，还什么也不懂，因此，刘云海晚上便来到了孙玉琴家，那一夜，他便如鱼得水了。孙玉琴此前除了丈夫以外，没有接触过别的男人，但并不是没想过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其实她的心中整天都在盼望着有这样一个机会，只不过是她不知道这个机会什么时间会到来，那个对方会是谁。她的这种愿望是从她姐姐那里得到启发的。她姐姐孙玉枝也住在这村，姐夫早在好几年前就已戴了绿帽子，且闹得满城风雨，那男的就是这个村前任的生产队长。那时孙玉琴也曾跟着害过羞，也曾怨恨过姐姐，可那时她还小，只是从舆论上和感觉上来认识的。逐渐长大以后，她有了自己的要求和独立意识后，便逐渐理解了姐姐，尤其是当姐姐张罗着给她介绍了这个村的男人后，她便更加感谢姐姐同情姐姐了。她甚至觉得应该像姐姐学习了。特别是那个窝囊废姐夫，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她真觉得姐姐跟着他太委屈了。她就差没支持姐姐闹离婚了。
　　 那夜以后，不仅刘云海盼望孙玉琴丈夫出差，孙玉琴也盼起来了，可是，自从拉完牲口草就入了冬，生产队除了去县城送公粮当天打来回，再没有出远门的事了，这两三个月再没有机会，把个刘云海急得猴似的，整天坐立不安。
　　 眼看快到春节了。这天正是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从早晨起天就阴了下来，像倒扣一口大锅。这年冬天雪下得又勤又大，人们都说瑞雪兆丰年，欣喜明年会是个好年头。刚到中午，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到了下午又刮起了北风，这雪成了暴风雪，东北人叫“大烟炮”。过小年赶上下雪，人们都呆在家里包饺子，改善一下生活。这时，刘云海正坐在生产队的炕头上犯相思病呢。忽然门推开了，前村生产队来了两个人，说是他们队跑丢了两头牛，生产队正发动男社员到处找呢，他俩也是来这里找牛的。两个人在屋里暖和一会，又冒着风雪找他们的牛去了。刘云海心烦意乱地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忽然心生一计，如果我们队的牲口丢了，不是也可以安排大家去找吗？那样不就──，想到这里，他便戴上狗皮帽子，推开屋门，钻进了风雪中。他来到了牛圈跟前，刚打开牛栏，转念一想，牛不如马跑得快，跑得快才跑得远，跑得远找的时间就长，这样，找马的人一夜就回不来了。于是，他把打开的牛栏门又关上了。便直奔马圈而来，他见饲养员没出来，打开圈门，解开五匹马的缰绳，抄起拌料棍子，一顿猛打，几匹本来不愿出圈的大马，便一溜冲出马圈，在暴风雪中，冲进了场院。刘云海把马放走后，又回到了生产队的热炕头上，假惺惺地跟屋里的人说：“这雪太大了，天太冷了，出去尿泡尿都冻透了。”说着假装躺下昏睡了起来。
　　 生产队的饲养员老林头，是个老伴去世多年的老人，已快60岁了，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几年来一直当饲养员，喂牲口，是大家公认的兢兢业业的好社员。这些年，除了每天回家吃几顿饭，一年365天都住在生产队，真是爱队如家。他喂的牲口，草是草，料是料。每天半夜起来喂几遍，还经常跟人念叨：“马不吃夜草不肥呀！”冬天，他用热水拌料，爱牲口就像爱护自家的孩子一样。怕牲口脱缰卧槽或跑出圈外，每次车老板收工把牲口牵进圈拴完后，他都把缰绳重新一个个解开再拴一遍，才能放心。这几天快过年了，生产队有几天没动车了，他也就用不着天天拴牲口了。这不，半个小时前，他给牲口添完料，坐上热炕头休息一会儿，想着该回家吃儿子媳妇给包的小年饺子了，便起身走出饲养室。当他来到马圈前想看一眼牲口就往家走时，忽然发现圈门开了，再一看怎么半面槽子的五匹马都没有了。老林头立刻吓懵了，脚下一滑，便摔倒在马圈门口，但这老头并没有失去知觉，也没有摔坏，他马上从雪地上爬起来，关上马圈门，防止其它马跑出来，然后便踉踉跄跄地向生产队大屋子跑去，边跑边喊：“政治队长，政治队长，不好了，有好几匹马不见了，快点找呀！”当他跑进屋里，重复着这几句话时，那声音已经和哭没什么两样了。
　　 刘云海假装睡眼惺惺地从热炕上坐起来，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并带着责备地口气问道：“怎么了，有话慢慢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这样子呢！”老林头只好稳住神又说一遍。刘云海也没问原因，也不追细节，更没有责备老林头，果断地决定：“快去敲钟，召开男社员大会，发动大家去找马。”
　　 老林头不敢怠慢，跑到生产队场院边的那棵大树下，摘下挂在树上的木棒，咣咣咣地敲起那半截铁轨似的大钟来，那钟是平时召集社员上工开会时发号司令用的。由于暴风雪的原因，老林头连敲三遍，人才刚刚来齐。这时，刘云海开始开会，他说：“今天是过小年，本来应该让大家过个消停年，可是没办法，刚才马圈里的马，挣开缰绳撞开栏杆跑了五匹。这马是咱们生产队的家底子，也是大家的命根子。今天又是个大雪天，真要是冻死饿死，可就糟了，不仅对上级对全队人不好交待，明年生产也没法搞了。所以，大家只好分组出去找一下，大家辛苦一下，过一个革命化的小年吧。如果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就先斗私批修吧。”刘云海不愧政治队长，最后从政治上给大家提出了要求。然后，他把40多个社员三下五除二，每组3人，分八个方向派了出去，并提出严格要求，不找到不准返回来。他没有忘记，把孙玉琴丈夫分到了最远的那个足有15里路的村子去了。
　　 这些社员中，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有吃了饭的，也有饺子刚下锅没来得及吃的，尽管人们很不情愿，嘟嘟嚷嚷的，但没有敢不去的。一些人则把怨气发到了老林头身上。“怎么搞的，早不丢晚不丢，偏赶这过小年丢牲口”。“再说，这大雪泡天的，怎么找，不能把人冻死呀！”风在吼，雪在飘，人们那微弱的埋怨声，很快被暴风雪淹没了。
　　 这老林头是个爱队如家的老人，对生产队的财物，平时像个把家虎似的，无论是屋里的东西，还是院子里的东西，还是场院里的东西，谁要随便动一点，他都不饶。那些淘气的小孩，敢上房爬树，敢捅马蜂窝，可谁也不敢到生产队的炕上乱蹦一下。今天出这事，老林头更是觉得窝囊，怎么自己把缰绳拴得好好的，把圈门插得结结实实的，虎儿八的缰绳就开了，圈门就开了呢？他这时也来不及细想，只觉得对不起大家，既然大家都冒雪出去找马了，自己怎好呆在村里，于是他顾不得没吃晚饭，没穿大衣，便独自一人向东北方向的榆村砣子奔去了。
　　 刘云海见众人已走出了村子，便戴上帽子，回家去吃小年饺子去了。他回到家时，他老伴已经把饺子包好了，也煮好了，正要打发孩子去找他回来吃饭呢。见他回来，老伴略带埋怨地说：“天都黑了，雪又下这么大，再说今天是过小年，人家都回家了，你还呆在生产队干啥，不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饺子都凉了。”刘云海有些不耐烦地说：“吃，吃，就知道吃！生产队的马都跑丢了，我刚安排人去找，没听刚才敲钟吗？”他老伴刚想发火，心想，你回来吃现成饭还有理了呢？忽然想起来，刚才是敲了几阵钟，她还核什，是谁这么大雪天大过年的还敲钟，以为准是谁犯了神经病，再不就是出什么事了。听刘云海这么一说，火立刻消了大半，于是缓和了口气说：“找马也得吃饭呀，这么大冷天，不吃饭出去，马找不到，还不得把人冻死。”刘云海白了老伴一眼，心想说：“他妈的，不说点吉利话。”忽然，他像受了启发似的，因为他一会吃完饭要去孙玉琴那里还没有找到借口，正好说自己也要出去找马，不就一夜不回来都可以了吗。于是便说：“是啊，得抓紧吃，吃完我也得去找，这五匹马是生产队半个家底呀！”说完，他端起饭碗，三下五除二，两碗饺子很快就进去了，接着又咕嘟咕嘟地喝了老伴给他凉的那碗饺子汤，然后披上那件羊皮短上衣匆匆走出了家门。
　　 孙玉琴的丈夫张万生，是个老实人，平时话语很少，是那种只知干活，与世无争的人，因为活干得好，在队上很受大家好评，全队五挂马车的老板数他年轻，可却当上了大老板子，虽然后来人们都说是借了他那当了妇女队长的老婆的光，是戴了绿帽子换来的，但那是后来的事。其实在孙玉琴当妇女队长前，他就已经是大老板子了。张万生听到钟声后，孙玉琴刚把饺子煮好，他本想喝上几口酒，可无奈只好急三火四地吃了个大半饱就撂下饭碗去开会了。他那里知道是丢了马，而且丢的五匹马中，正好有三匹是他车上的。他平时车上使的是四匹马，他爱好马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来不让它们饿着渴着，有时车上拉的东西多了重了，路上上坡时他都从车耳板上跳下来，省得坐在车上增加份量。到外地拉草或到县城送粮，每当歇晌或在外边过夜，他总是先饮马，先给马拌好料，然后自己再吃饭。当他听说自己使的四匹马丢了三匹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刘云海分配完任务后，他马上就和大家一起冒着暴风雪出发了。
　　 刘云海从家里出来，又来到生产队转了一圈，这时生产队里一个人也没有了，饲养员老林头也不见了。他心想，这老林头一定是回家吃饭去了，于是便大步流星地向着村子西南角张万生家奔去了。由于张万生出去开会，孙玉琴也没插门，正领着孩子吃饺子呢。刘云海来到门口，用手一拉门，便轻轻拉开了，闪身进了外屋，孙玉琴听见动静以为丈夫张万生回来了，也没再意，直到里屋门被推开后，她才见到进来的人是政治队长刘云海。此时，她的心头不禁一震，怎么是他。于是她开口便问：“刚才生产队敲了好几遍钟，不是你在开会呀！”刘云海诡谲地笑笑说：“是呀。不知怎么搞的，生产队的马跑丢了四五匹，敲钟开会是叫大家去找马呀，要不这大风雪天，还不都冻死了哇！”刘云海故意把事情说得重些。谁知孙玉琴听他这么一说，立马妈呀一声，“这天找马，人还能好了哇，万生连大衣也没穿呀！”谁知刘云海根本没听清她说啥，脱了大衣，摘下帽子，抖抖身上的雪，已经坐在她跟前了，一只胳膊已搭在她的肩上了。孙玉琴此时一是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二是她还在心中惦记张万生没穿大衣，这大暴风雪天可怎么办呢？因此对刘云海的动作，一点应合的反映都没有。但她也没有做出反对的动作，因为一是她不敢，二是孩子还不懂事，也没必要戒备。但她仍然担心，那就是一会儿丈夫说不定会冻得受不了回来穿大衣的，真要是丈夫回来碰上岂不坏了事。于是，她便心生一计，说：“刘队长，万生说他一会回来穿大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