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山苍苍，渤海茫茫——冯庸印象记
　　 当天空变黑时，星星就会绽放光彩。所有的抗争逆行者，都是那满天星斗，照亮着人类文明始终。——比尔德
　　 （一）
　　 在我参加大学毕业二十年聚会前，大概是2010年，组委会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问卷调研，要求写出毕业前夕以及20年后的理想。及至聚会当天公布，大家的理想，虽历相对漫长的岁月，虽都已由风华正茂而至沧桑中年，却依然保持一致，那就是不变的家国情怀。同窗们互道珍重：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
　　 看护好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就是故乡前辈，被时人称为“翩翩浊世一公子”的辽西先贤冯庸先生的写照。
　　 （二）
　　 回乡聊起北镇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时，我的初中语文田长兴老师说：“如果你有个儿子，一定要用心把他培养成男子汉。”“作为男人。一定要培养好自己的儿子，教育出来一个重名誉、有德行、懂得民族大义的儿子。民国的军阀一大堆，百年之后，你能详细了解的有谁？无论民国那些大帅司令生前如何风光，故去之后，大多湮没无闻；而注重教育的，就会让老子也名留青史，家族颜面有光。张作霖、冯德麟二人就是跟着儿子沾光，把自己名留青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洗白的人。”
　　 （三）
　　 纵观冯庸的一生，“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他以航空报国，曾与张学良一起创办东北空军，任东北航空少将司令;
　　 他以教育兴国，倾其家产创办冯庸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
　　 他以统一爱国，曾积极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他以抗敌救国，在“中东路事件”、热河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亲率冯庸大学义勇军开上前线，对敌作战。
　　 冯庸于1981年2月逝世，埋骨台北县汐止。2013年9月，沈阳龙泉古园与将军的外甥张文琦先生、著名辽海文化学者初国卿先生将冯庸墓于台湾迁归沈阳，飘零65载，将军叶落归根。在古园的绿树丛中，朝向辽西台安、北镇方向并列着张学良的衣冠冢和冯庸墓，那方山水分别是他们两人的童年生活之地。
　　 冯庸。其人生履历，以1927年至1933年创办冯庸大学为重要标志，可用大学前传、大学后传来概括。
　　 “大学前传”的33年，包括7年军旅生涯和6年大学校长身份，是冯庸人生事业的巅峰。
　　 具体来说，十九岁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自此踏入军界。二十二岁东北军始创空军,受张学良之命任上校参赞。勤学飞行，技术娴熟。二十三岁任东北航空处参赞，孙中山亲函奉天宁武先生,批准冯庸加入国民党。二十五岁被任命为东北航参谋长，随后代替张学良出任东北航空少将司令。二十六岁奉父命辞谢军职,专心经营奉天大冶工厂、大治工科学校，赞助在大连举办的中国第一次赛会制足球赛“冯庸杯”赛事。1927年冯庸二十七岁，捐出全部家产创办冯庸大学。二十八岁“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亲率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北上抗敌,驾机深人敌阵侦查，并与守军梁忠甲将军换帖。三十二岁淞沪抗战爆发,亲率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开赴浏阳河前线驻防,并参加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三十三岁热河保卫战爆发,冯庸率冯大义勇军参加朱庆澜为总司令的东北抗日联军,任第七路军总指挥。1933年这一年,因财力问题,冯庸大学难以为继,逐和东北大学合并。
　　 （四）
　　 不同于张学良的人生止于1936年36岁，此后的60余年淡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大学后”的48年，冯庸依然奋战在抗战救国的第一线，做出自己的贡献。1935年:应陈诚三次邀请,进陈诚幕府参加抗战。任军事委员会长武汉行辕中将研究委员、中将研究委员长。后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长兴宜兴戒严司令、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第三处中将处长。1944年因常德会战有功,被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夕,携家眷去台湾。1981年(八十一岁)：2月5日上午8时,溘然长逝。
　　 （五）
　　 余光中说："人生许多事，就像这船后的波纹，只有过后才觉得美。”
　　 冯庸诗曰：“闾山苍苍，渤海茫茫，死后不再梦辽东。”
　　 不梦辽东之时，应是魂归故乡之日。归了故乡，方可与之朝夕相处，此觉此身不再是客。
　　 冯庸的人生瞬间，可概括为生命的短暂辉煌与宁静恒远。在冯庸由富家子而青年英豪，由毁家兴学而投身抗战，由波澜余生到死后哀荣，其跌宕传奇，斐声民国，颇多值得铭记的瞬间。
　　 "从乱世毁家兴办国民高等教育，"欲强中国需强教育"，学校人才辈出，利国利民，冯庸是一位英雄；从大学事业未竟，冯庸是一位悲剧英雄；从大学精神永存，个人祸褔云淡风轻，东北大学绵延至今，冯庸精神不死，国家最终走向复兴之路，冯庸是一位可名留历史的英雄！”
　　 （六）
　　 关于冯庸，我和许多乡党一样，对这位当年与张学良一时瑜亮的青年才俊，存有太多的待解之问。他为何离开老父冯麟阁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北镇？他为何变现巨额家产孜孜于国民教育？他为何淡泊名利却终老台湾？
　　 于冯庸本人，实践我行我素，畅达我心我口；于辽沈人民，福泽故乡桑梓，惠及图存御侮；于其学生，皆对他有高山仰之、景行行止之念；于其朋辈也多执手依依、终生挚交。
　　 张学良与冯庸同年出生,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冯庸比他晚了4个多月，但两人名号同为"汉卿"。其中的原因是，两人少年时期，经历了同样的成长过程。一起读书时,先后师从奉天一带有名的举人、名儒雀骏声、杨景镇、白永贞等人,特别受先后做过冯德麟、张作霖两位老师总参赞的北镇进士李维桢的教育、影响较深。李维桢以睿智的眼光看到,东北的未来就在这些少年身上。他倾其所识,把人品、学识尽心地传授给他们。李维桢还给两个人取了“汉卿”的号,以示救国,光复中华。
　　 （七）
　　 冯庸印象之一：天才与英杰之人生旅途。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生就是一场对种种困难无尽无休的攻坚,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在这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折戟沉沙的浩瀚大海中,理想是罗盘针，热情是疾风。天才与英杰，多是另辟蹊径孤独前行。
　　 在辽宁省档案馆《冯庸生平事略》中记载:冯庸“幼时天资颖敏,三惯龄笃学,经史孕其公忠，家风发其桓桓"。1929年第8卷第375期《北洋画报》刊载文章称“冯麟阁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逊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目之为‘小拿破仑\\\'"。
　　 1929年中东路件发生，他时年29岁,不怕牺牲,誓死保卫祖国,组建“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奔赴抗俄第一线。每当有人提及中东路事件事，冯庸微笑着说:"我当时并非不知不如敌人,惟为鼓励士气,我有不计生死之决心。”其“中华热血好男儿气概溢于言表"。
　　 九一八事变后,他将爱国热情化为救国行动,带领学生曾先后两次组建抗日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战和热河保卫战。他成为青年学生武装抗战的先驱，在唤起民众觉醒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了榜样作用。
　　 冯庸出身农民,他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的需要。他身处中产阶级中,熟悉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他清楚旧时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和担负的社会责任,他将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爱国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冯庸大学办学方针上,特别是他亲身教育出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身上。
　　 （八）
　　 冯庸印象之二：洞烛先机之育人救国。几十年后,人们才悟道,历史原来也可以如此暧味，真相也可以扑朔迷离。但历史是公正的,那就是冯庸与张学良被巨变的时代激发着，被美好的未来诱惑着,各自建立、管理着奉天最具规模的两所大学。
　　 据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规定,日本取代沙俄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在东亚推进奴化教育,摧毁由近代工商业发展而刚刚出现的近代教育。在东北存亡之际,一些爱国志土呼吁:“欲振东北、必振实业,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出,东北则有望矣。"
　　 马用奔驰显示自己的优劣，人用行为表现自己的美丑，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冯庸，他们参与教育，不是因为他们简单地认识到了育人的重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文化品格被时代激发出来,而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文化人的心境和身份投身其中。
　　 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接触颇多,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此感受越来越深。
　　 1925年11月,张作霖的得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通谋反奉。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杀害了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并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缓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到辽河东岸据守。在昌黎的冯庸受命驾机到滦县探询,归来即刻接到命令:能飞的飞机全部飞到锦州。可能是由于风大天冷,三十多架飞机于一夜间几乎皆有损伤,只有8架飞回助战。飞机到前线巨流河上空进行侦察、撒传单，郭军的官佐和士兵们得知张学良就在对面,纷纷投降。在这期间,张作霖曾令张学良指挥冯庸飞机轰炸郭的部队,但冯庸不忍屠杀同胞,乃留书挂印辞官赴大连。
　　 1926年,冯庸父亲冯德麟病故后,冯庸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折性思考,重新确定理想的风向标。他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开始兴办学校。
　　 冯庸这种举动也离不开张学良的影响。张学良在父亲去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后,把父亲的遗产拿出大部分想办一所大学。正处于困难之中的东北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找到张学良,请少帅把钱捐给东北大字,好好扩充一下。张学良当机立断把钱捐给了东北大学,并亲自担任了校长,使东北大学一举成为全国资金最为宽绰的高校。
　　 冯庸曾这样剖析原委:“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1922年战争的时候(直奉大战),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渐衰,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要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教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重负,特别是在家乡研究国内局势使他的思想进一步深化:"洞烛国家制胜之先机在于兵器,而制造兵器必须振兴工业,要想振兴工业必先植基于教育,当为当务之急。”
　　 （九）
　　 冯庸印象之三：三省吾身之瑕不掩瑜。在冯庸临终的前一年,即1980年的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多思人生意义及大错处:(一)不当用已名作校名,急于求名;(二)名实不符知识缺欠;(三)凌源处置无计划无步骤,向耻甚。冯庸并在自己性格上查找了原因,“凡事严急多后悔,愚忠愚信亦难堪。愤事皆因少容忍,心宁静处即平安"。
　　 我们对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求全责备,也绝没有“高大全”式的人物,。纵观冯庸的一生,他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每一件事情干得都义无反顾、轰轰烈烈,他在东北乃至全国办的一些大事,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回顾这些大事，无一不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与强盛。
　　 1926年改名为冯庸的冯英,开始准备冯庸大学的筹建工作。很多人对冯庸说:“工科学校,用款很多,并且又是大学,个人维持,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既有这样的热心,不如募捐,庶几众擎易举，比较容易点。”冯庸耐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也深知办这样一所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为筹措办学经费,冯庸向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人请求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均有所表示:为纪念冯德麟而办学我们支持,但当谈到细节,校名为冯庸大学时,则啧有烦言,认为是冯庸的动机不纯,借办学之机提高声望、培植亲信,以图东山再起,因而采取敷衍态度。
　　 在当时,募捐是私立学校筹措经费的主要办法之一。募捐不仅要求事者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也需要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大环境。成功募捐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人深懂其要领,轻而易举就可募得;有的人则时运不佳,屡屡碰壁,不得不放弃。冯庸就属于后者。
　　 办学经费筹措不顺,丝毫未能动摇冯庸办学的热情,却使冯庸建校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主动地放弃了募捐,决意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自己全部担负起建校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