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在荒野的山间小路上，一个忘年交的师友，用他那不善于歌唱的歌喉，唱起了属于他青春时代的歌。他声音有些沙哑，可是那歌声、歌词和他的哭泣，留在了我的心里，永不褪去！
　　 那是72年冬季，那年我16岁了。我们家刚从黄平县东坡农场又调回贵阳沙子哨农场，当时就安排住在一个大队的牛马房侧面的房子里。
　　 那个时代，牛马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每天早晨出工时，就会听到出工干活的人们牵牲口的各种吆喝声，杂成一片，其间还伴着一些粗鲁们的叫骂声。当马车夫牵马套上马车，准备就绪后，就听到“嘚儿、驾”但见马鞭一扬，就听得马鞭在空中发出“叭、叭”的响亮声音，那马车就奔驰着上路了。
　　 这些劳作出工的场景，给十分寂静的早晨增添了些热闹。那时我在家闲呆着，无所事事，也很无聊，不时就在周围走走。早晨的一点热闹氛围，也是一个正好消遣的去处，就到牛马房圈门前院子里去看那些场景。
　　 当牵牛的牵着牛，肩上扛着犁铧上路了，马车夫驾着马车上路了，牛马房又稍稍安静了些。那些喂牛喂马的人，就开始打扫牛圈马圈了。我不时也就和那些喂牛喂马的人达上了腔，和他们聊了起来，也就相识了。在这些人里，我觉得一个喂马打扫马圈的人，有些另类，是个文化人，我喜欢接触文化人，就渐渐的与他熟悉了起来。
　　 他叫张强，当时已是44岁的人了，在农场劳动改造。那时叫就业人员，就是刑满后，按当时的政策，留在农场就业的。时值冬季，他邀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坐坐，就是在牛马房里隔的一间小小的斗室里。他给我煮茶，还特意加了些红糖在茶里。说是冬天喝红糖煮的茶，人暖和些，又暖胃，还可防感冒。以后我们就经常来往，我常到他的屋子里聊，不断的加深一些了解，我们渐渐地亲热了起来，聊的话题也就多了。
　　 他是安徽人，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安家。因为他们这类人安家极不容易，一般的妇女是不会嫁给劳改释放犯的。又加之他是个文化人，个性有些孤傲，与当时社会习惯有些格格不入，且农场环境又较为封闭，要想找个配偶安个家就更困难了。
　　 他是什么原因被定罪的，我不知道，也不便问，不知是因言获罪，还是历史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中学生时期投笔从戎，从军抗日，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02师的士兵。
　　 因为我们交往不断加深，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像他这种被歧视的人，遇上了一个率性的小青年与之交往，没有歧视，也尊重他，大概是感受到了一点人世间很正常自然的人情互动的温暖，所以十分欣慰，把我视为知己，与我交流也就更加宽泛了。
　　 因为他是文化人，我对一些感兴趣但又不太懂的历史知识、故事，就向他请教，有一次我请他解说岳飞的《满江红》，这触动了他对青年时代的激情回忆。他很细致的给我讲解《满江红》这首词，还唱起了这首古曲，当唱到“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就会感情激昂！我也就受了些感染，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讲的“性情中人”吧。我很难理解，怎么他这种人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纯真朴实，有这样自然自觉的爱国品质，我有些感动，也有些疑惑，怎么这样的人会是坏人呢？
　　 春天年年如期到来，我们已经是很好的忘年交朋友了。一天，我们到山野郊游踏青，当然也聊些我们感兴趣、有意义的话题。
　　 正值阳春三月，春风和熙，天上白云飘飘。在山间小路上，在原野里，一个青年男孩与一个成年男子，在一起郊游、漫步，欣赏着春天的美丽景致，谈论着人生。张强谈论着他逝去的年华，未免有些伤感，他仰望着蓝天，仰望着远方，应景而发，情不自禁的唱起了属于他青春时代的那些歌曲，先是唱岳飞的《满江红》，接着又唱抗战时期的《知识青年从军歌》，在后又唱起了《江南之恋》，也是抗战时期的歌曲。
　　 他唱歌的声音并不好听，声音也有些沙哑，可是很投入，很专注，是心在唱。当他唱起《江南之恋》时，唱着唱着就伤感起来，后来就哭泣了。有些歌词我也没听得清楚，只是听得他最伤感的那后两句：“别离时我们都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时，他哭得更伤心更伤心了。
　　 以我当时的年龄和知见，是不能完全理解和感知他那丰富深层的感情原因的，我只得安慰着他：“别哭、别哭”。一个40余岁的成年男子汉在一个16岁的小青年面前，感情无遮掩的哭泣着，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年春天里的歌，留给了我许多思考，永远植入了我生活的记忆里。他唱的这些歌，在那时的公开场合是听不到的。因此，我特请他把《江南之恋》的歌词写给我。
　　 《江南之恋》的歌词：“我家，在江南，门前的小河绕着青山，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我懂得怎样想怎样歌唱。啊，江南！春三二月，莺飞草长，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啊，江南！麦田的微风，吹醒了夏夜的梦，明媚的星星，点缀着蓝天。啊，江南！秋水哟，共长天一色，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啊，江南！寒鸦点点，带来了鹅毛雪，殷红的渔火，独照着江滩。啊，江南！水样的柔情，露样的清香，梦样的温存，云样的迷惘。啊，江南！千遍万遍唱不尽我的怀想。啊，江南！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他告诉我，那个时代许多青年学生，都唱着这歌相互道别，走出校园，从军抗日。这歌表达了乡恋，表达了保卫家国，保卫生活的丰富感情，我后来也理解了什么叫家国情怀了。
　　 这个春天里的歌，他那沙哑的声音，他那哭泣的声音，铭刻在了我年青的生活、学习、思考的记忆里，这些歌也是我人生中具有启蒙意义的歌。
　　 有一次，他突然提议要到我家里坐坐，说是想见见我的长辈，讲讲话，虽然我们家也是及普通的农工家庭，但我知道我母亲和外婆是不欢迎张强这类身份的人的，可是已提议了，我也不好拒绝，也不能说原因。
　　 果然一天，他突然就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立即请他进家里坐，虽然家里不欢迎，但知道是我的朋友，仍以待客之道对待，请他坐下，给倒了开水。他坐下了以后，一会儿就恳切地对我母亲和外婆说：“中伦是个好青年，好苗子。这个年龄正是读书的好时光，呆在家里太可惜了，应该送中伦去上学才行，不然真的太可惜了，你们应该送中伦去上学呀。”
　　 我母亲和外婆听他讲完了后，有些生气，好像觉得张强这话是有点责备家里不让我上学似的，我母亲有些气粗的说:“他已是初中毕业了，现在是在家里等待安排工作的。”
　　 真是话不投机，没法讲到一起，我也不怎么会圆场，虽然找了些话说，氛围仍是很尴尬的。他有些失望，坐着也觉无趣，一会儿就告辞走了。其实张强本来就知道我也是所谓的初中毕业生，可是那是文革时期，能真正读到什么书呀，我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教学秩序不正常，到了五年级就全班到公社办的农中混了两年，就叫初中毕业了。他的意愿是希望我能重新获得正规一点的读书学习，然而与家里谈不到一起。
　　 他走了之后，外婆和母亲就骂我，说我怎么和这种疯疯癫癫的人搞在一起。张强是凭着一颗热心肠，到我们家里进言，却遭我们家冷冷的对待。其实我也理解我外婆和母亲的，在当时农场的那种特定社会环境，人们习惯称就业人员叫“老就”，这是一种歧视性的称谓。我和张强这种“老就”身份的人来往，长辈是担心一些人们议论，更怕那种打小报告的人反映，说谁家大人没有管好孩子，让孩子和“老就”人员往来，不讲原则立场，划不清界限之类的问题。
　　 张强出于关爱我，到我们家里进言，希望我再获得正规读书学习这事也就罢了。只是在以后的交往言谈中，他不时有些埋怨。
　　 劳改农场的就业人员每周一至周五晚上都是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学习的，一般是集中在通铺的大宿舍学习，主要是管教干部训话，讲评和时事政治之类。张强是从来就不认罪的，被定为抗改分子，同类说他是老抗改了。有一天晚上约9:00时许，我听到外面马路上有吵闹，乱哄哄的声音，我就走出来到路边看热闹，哎呀！原来是晚间政治学习时，张强被批斗了。因为他不认罪，思想“顽固”，散会后，他又高呼着：“我没有罪，翻案有理，我要平反”等一类口号。在就业人员中，这是有影响的，管教干部布置了几个改造积极分子，即“拐棍”一类的人动粗，一路监控，扭送着回牛马房。也没关他禁闭，因为他虽然从不认罪，但他历来讲规矩，遵守纪律，劳动积极，不怕脏不怕臭，干活负责，举止文明，诚实，待人礼貌。管教干部要处理一下，也是情势所然，但对他是放心的，才让他长期单工，住牛马房喂马。
　　 事后第二天，我到他那里去看他，出于同情和安慰，我自然也说些对现实的一些看法的话。他却说我年龄还小，是个小青年，不懂这些，不该谈论这些。这到也罢了，可他反而劝导了我起来，或许是一种引导吧。他说平时与我交谈时，发现我的思想观念是有问题的，不是“厚今薄古”，而是有“厚古薄今”的趋向，说这个问题要注意，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影响不好。
　　 那时我哪懂什么叫“厚今薄古”“厚古薄今”这些成语知识，就问他：什么叫“厚今薄古”？什么又叫“厚古薄今”？他就给我讲解：“厚：推祟，重视。薄：轻视，怠慢。厚今薄古就是推祟和重视褒扬现代，轻视古代。”接着他又加重语气地说，“你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不然今后是要吃亏的，必须坚持当今比过去好，当今的社会比过去的社会好的观念才行。”
　　 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被弄成了这个样子，还是抗改分子了，反而对我进行说教，要我坚持“厚今薄古”的观念。
　　 后来我才明白，他不给我说他不服判，不认罪的原因了。是担心讲这些会影响一个青年对社会阳光的认知，是希望我对社会的认知是阳光的和积极向上的。所以他说我年轻，不应该了解的还是不要了解。这种心性是慈爱啊！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的案情，到底是什么冤情。
　　 他在山间小路上唱的那些歌，他讲的那些故事，一直影响着我，以后我也会唱了。当时这些歌曲一般不能在公开场合唱，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那时就只唱“革命歌曲”，《满江红》也不能唱，以当时的历史观，民族英雄岳飞也是受批判的。书上讲岳飞是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镇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所以《满江红》也不提倡唱的，而抗战时期的《知识青年从军歌》(也有一说法是远征军军歌)，《江南之恋》则更是闻所未闻。
　　 1976年，我就在农场参加工作了，也就是农工。以后我和张强的接触也渐渐的少了。虽然农活很累很苦，但我仍坚持刻苦自学，1982年考入了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即后来的司法警官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法律大专学校，学业完成后仍在监狱系统工作，从事监管改造教育工作。
　　 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中，虽然总是一直记惦着张强这个忘年交的师友；忆着这个因不认罪而吃了许多苦头，却还告诫我要“厚今薄古”；忆着那年的春天里，在山间小路上，在原野里，他唱的那些歌。但因投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加之读了几年书，社会政治环境也在改革中不断变化，农场也在不断的清理就业人员，落实各种政策，国民党县团级旧军政人员的特赦、以及各类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等，因之人事也不断变迁，我也没有见着过张强了。
　　 我也曾旧地重游，到过我家原来的住址，到过牛马房。可物是人非，牛马房也没有牛马了，只是残破的房屋还静静坐落在那里。想着那几年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张强也应该获得政策落实，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家乡吧，我在心里还默默的祝福着他哩。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1999年季夏的一天，下午14:00点许，我到监部参加每月历行的监改造工作狱情会议。在监部门口，看见有好些人在围观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正在议论着是找监狱农场有关部门求诉什么的。
　　 我走近一看，愕然惊讶！愣了一下，这不就是张强吗？他穿件破旧的衬衣，肚子也外露着，我好惊悚，好惊悚呀！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农场！农场方圆也是几十里地，他是住在哪里？莫非自76年以后各种政策的落实、平反、甄别都与他无缘吗？怎么现今是如此落泊的模样，他也应该是七十岁的人了吧，仍然还在顽强地坚持着要求甄别平反。
　　 我正惊奇失神地望着他，同时他也望见我了，当我俩的眼神对碰时，他先是盯住我看了一下，然后立即把他那无助无奈且很失望的眼神转向一边，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一样。此刻，我的心好凉好凉！他不理会我，我不知道我在他心里成什么人了。开会时间已到，我也不敢耽误。
　　 会议是一个下午，会议结束后，监部门口自然是清净了的。也不知张强是该找那一个科室部门诉求，又是那一个部门来处理这事。我也没有打听，因为我也没有勇气去问。
　　 这以后，我好心痛的。那年在山间小路上，他那有些沙哑的歌声和哭泣声又反复在我耳边回荡。他在被批斗后，我去看他，他还告诫我要“厚今薄古”。我哪里知道他仍未获得政策落实，至今连工人的身份也不是，老了，就是领一点生活费度日子，他已然忧愤麻木的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