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过门儿带几床被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妹妹“十一”办事，眼瞅着就到日子了，可被子连一床还没做上呢。
　　 妹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抛下母亲拉扯我们几个孩子。长年的操劳，使母亲的身子骨十分虚弱，这几年又患了食道癌。母亲曾经对妹妹说，缓缓身子，这几床被一定要亲手做上，没想到，就在临近国庆节的前几天，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住进了医院。
　　 妹妹急得直抹眼泪儿。
　　 我呲嘚她：“就知道哭，自己做不就得啦！”她说：“我才不自己做呢！这是在讲儿的，自己做陪嫁的被，过门儿得受一辈子累。”
　　 我提了两个熟人，想请她们帮忙，然而妹妹不乐意。按她的说法儿，如果找外人帮忙，必须得请“全可人儿”，否则不吉利。我提的那两位，均不在“全可人儿”之列。
　　 据说“全可人儿”的条件非常苛刻，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若是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解释则是这样：现在的独生子女将来断无资格享有这一美称。
　　 这样短暂的时间、这般苛刻的条件，谈何容易呢？一晃就到了30号，“全可人儿”还是没找来。据说还真打听到一位，可是人家身体不好，不能受这个累。
　　 晚饭过了，妹妹还没回来。不知是在继续查访呢，还是在忙活别的？
　　 都这节骨眼儿上了，还管得了那么多。我抖开被里、被面，铺上被套，抓起行被大针——开练！真叫“赶鸭子上架”啊！大针好几次扎进了我的手指，流了好几滴比黄豆粒还大的血珠儿。
　　 泪水开始在我的眼角打转儿，当然，不是因为大针扎的，大小伙子，哪能那么娇气？而是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一件事来：
　　 父亲患病以后，住进了肿瘤医院，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把你妹妹带来，爸想看看她。”我再去医院的时候，带上了妹妹。那时的肿瘤医院还在建国门外，我们从三里河家里出来，乘坐2路无轨电车到前门，在那里换乘9路公共汽车。在前门换乘的时候，要过马路。马路上人来车往，乱哄哄的。我下意识地把妹妹的手攥在自己的手里，领着她横穿马路。那是我第一次领着她，第一次感觉到妹妹的手是那么小、那么软。我低头看了她一眼，瘦瘦的小脸儿、黄黄的肤色！她抬头看着我，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充满迷茫。我的心里难受极了，觉得妹妹特别可怜。
　　 偌大的公交上只有七八个乘客。车上的售票员挺爱说话的。我们刚坐下，她就问我：“你们是小兄妹俩吧？”我说：“是。”她接下来夸我们，说：“这小兄妹俩，长得真好看！你看，妹妹大眼睛双眼皮的，哥哥还有一对酒窝儿。”她这一夸，前面的几位乘客都掉转头来看我们，有两位年龄较大的乘客也跟着夸了几句。
　　 售票员又问我：“你们去哪儿啊？”我回答：“去建国门外。”她又问：“去建外干什么？就你们两个小孩儿？”我听出来了，她是在为我们担心。因为当时的建国门外除了日坛公园、肿瘤医院和几家使馆之外，就看不到什么建筑了。尤其是下车的地方，路边是一片小松树林子和荒草，有时候一个人影都见不到。我说：“阿姨，我们去看我爸爸。”“看你爸爸……”售票员有些不解。我说：“我爸爸住院了，肿瘤医院。”她问道：“你爸爸是什么病？”我说：“肺癌。”
　　 售票员阿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了，她看着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一边行被，一边感叹我们家兄弟姊妹命苦：长得好看又有什么用？我确实生有一对酒窝，但里面装的分明是人生的苦酒；我妹妹确实生得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的，眼仁还随我的母亲，是深宝石蓝色的，但是又有什么用，难道能挡得住“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这要是让妹妹看见该如何是好？大小伙子，哪能当着妹妹的面哭天抹泪儿呢？心里再苦，也得装出个笑模样来。
　　 时针过了22点，妹妹风风火火地回来了。推开屋门，她一下子愣住了：沙发上，三床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缎子被在闪光；床上，气喘吁吁的我正在撅着屁股笨拙地“飞针走线”。
　　 “二哥！你……”她双手蒙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从我手中夺过针线，说：“哥，我自己做！”
　　 “不怕一辈子受累了？”我问。
　　 “全都瞎掰！真信还别活了！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现在，她逢人就说：“我结婚，是我哥给做的被子，你信吗？”
　　
　　 （原载1992年2月8日《北京晚报》1660字）
　　 （经百度搜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