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不舒服，泛酸水，找饼干吃。
　　 吃着吃着，忽然就想起老朱。
　　 老朱那时穿着一件旧旧的灰色中山装上衣，一条灰不拉几的裤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兜里时常揣着一小包用马粪纸包着的饼干，不时拿出来咀嚼几块。
　　 我那时起知道有一种病叫胃溃疡。老朱吃饼干不仅是为了解馋，而是为了治病。关键是那时我们连苞米面的窝头都吃不饱，所以感觉老朱很奢侈，也很嫉妒他。
　　 老朱的身份是“五七大军”，也叫下放干部。事实上是短暂的下放，关系还在原单位，不像我们这些知青未来的一切都很渺茫。老朱来自于省城的某科研部门，他既是下放干部，又是知青点的管理者。
　　 其实公开场合我们不该称之为老朱，而应称之为朱师傅。那年月不管是对农场的农业工人，还是农场的干部，知青们都习惯的称之为师傅。师傅是那个时代约定俗成的表示敬重的代名词。我们只是私下里才敢叫他老朱。
　　 我是1973年转点到这座国营农场的。初始被分配的活儿是伺候瓦匠，俗称为小工儿。也就是和泥，递泥兜，搬砖头之类的活计，但是不能得罪瓦工。相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工儿，瓦工则是大工儿，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让干啥就干啥，还要有眼力见儿。
　　 我伺候的大工儿人称老李头，很有性格，据说在我之前已经撵走好几个他看着不顺眼的小工儿了。
　　 我来到他身边后，开始他也并不拿正眼瞧我，但我还算乖巧，少说多做，干活儿不惜力气，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在那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很快把自己晒成一非洲难民形象。
　　 上帝是可以感动的，最后惹得老头不得不怜惜地对我说：“孩子，你傻啊，干活儿一定要学会悠着点儿。”
　　 就是我暗自得意征服了老李头的时候，也征服了老朱。有一天，老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在我面前站定后，扶了一下眼镜，才看着我说：“明天你到场部上班吧！”
　　 到场部上班？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坐机关，那可是每个知青都梦寐以求的好事啊！谁愿意天天像牲畜一样挨大累呢？可是，这样的好事凭什么会轮到我这个傻小子啊？要知道，在这座国营农场，有三百多名和我一样的草根知青呢！
　　 老朱见我一脸的狐疑，就笑着说：“我观察你好几天了。你在歇着的时候，总是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画得可真好，是难得的人才。你到场部搞宣传吧！”
　　 原来是这样！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大的馅饼。再看老朱时，原本一脸沧桑的皱纹，如今则像花朵一样生动而鲜艳。灰色的中山装，看着也干净、整洁多了。
　　 第二天去场部时，我特意选了一件相对干净且补丁少点的衣服穿上。我局促地走进办公室的走廊，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忐忑。几乎所有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转过头，默默地打量着我，估计他们心里在想：“这傻小子有什么能耐？被选进机关上班了？”
　　 我被安排在政工组上班。老朱是政工组的组长。我最初的活儿就是写板报。
　　 这活儿我实在是太熟了，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当少先中队的板报委员，一直写到大队的板报委员，和黑板天生有缘，在黑板上描描画画对我来说简直是小儿科。
　　 果然，场部北墙外那块四米多长的黑板被我一顿折腾后，立刻吸引了众多的农工和知青聚集观看，场部周围像办喜事一样热闹。办公室那些卫生球样儿的“眼珠”，再见我全都变得活泛而柔情蜜意一般。而老朱则远远的站在人群之后，一边往嘴里塞饼干，一边显露出得意的神情。似乎在说：“我的眼光不错吧？”
　　 现在想想，那个年月的人心多么纯净。只要看好你，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无需你的感恩和报答。
　　 老朱在那之后不久就悄悄返回沈阳了，据说单位需要他回去工作。老朱悄悄走的，没有和我们告别。但老朱却一直没有走出的我心里，乃至四十七年后，我仍能记得他，记住了他叫朱克明，也记住了他因为胃酸不时往嘴里递饼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