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要转行当教师了，我有点儿始料不及，因为她已经人过中年了。我对她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吗？她说，你讲故事，跟我当教师有什么关系？我说，嗯！关系还不小呢。她说“哼！腰里别个死耗子——假充打围的。”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故事还是开始了。
　　 时间倒推几十年，回到我上小学的时候。
　　 四年级上半学期，由于搬家，我转学了，从天宁寺小学转到复兴门外第一小学。转学的那天，是父亲带我去的。在学校的大门里，校务主任和班主任接待了我们父子俩。
　　 校务主任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并要看我的记分册。父亲把记分册递了过去。在天宁寺小学，我算是个不错的学生，是班里的中队主席，学习成绩就不用说了。所以，校务主任翻阅记分册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有底的，以为他得夸奖我几句。熟料，校务主任对我父亲说：“这个成绩在那个学校还可以，到这就不行了，他跟不上进度。我给您提个建议，让您的孩子转到三年级，从三年级重新读起。”
　　 我父亲显然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问道：“为什么呢？”教务主任说：“两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不一样。我这也是为您的孩子着想，再读一遍三年级，打打底子。”校务主任穿一身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戴一副黑边眼镜，相貌很和善，说话平心静气的。校务主任说罢，班主任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说：“您的孩子到这个学校就得是后进生了。”
　　 父亲有点儿迟疑。我抢过话头儿说：“那不行！回头天宁寺小学的同学该说我是蹲班生了。”一句话，把校务主任逗笑了，他对我父亲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家商量商量，明天他来上学，再给个准信儿。”
　　 晚上，我们全家开了一个会，商量我的事，是直接转入四年级呢？还是重新上一遍三年级？我哥也在天宁寺小学，是学校的大队主席，我们哥俩学习好在学校是有名的。但是，我哥因为临近小学毕业，要考初中了，所以没有转学。我哥听说这个情况，很不服气，说：“英杰在全班学习是最好的，怎么会跟不上？”我二姐也说：“不能重读三年级啊！那不成了蹲班生了？”其实，我父亲也是有点儿质疑的，因为我们哥俩的学习成绩在那儿摆着呢，他不相信转学之后，我会由班里的尖子变为后进生。
　　 我的态度呢，当然是信心十足。但是，当我坐到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这里的进度比原来那个学校快多了，原来那个学校，算术课还在学乘法、减法，而这个学校已经学应用题了。我去的那天，小测验的内容是同向运动、相向运动，我整个一个“蛤蟆跳井——不懂（卟咚）”啊。课程设置也不一样，原来那个学校只有算术、语文、音乐、体育和大字课，这里多出了好几门，比如历史、常识和珠算。
　　 数学小测验的成绩很快就下来了。老师站在讲台上宣读每个人的成绩。念到我的成绩，36分，全班倒数第一。我坐在那里，面红耳赤，心慌意乱，难堪到了极点，真想寻个地缝儿一头钻进去。我当真变成后进生了。
　　 放学后，老师把我留下来谈话。她说：“看看你这个成绩……你现在要是考虑转到三年级，老师可以和校务主任打招呼。”然而我没有答应。我讲不出更多的理由，就认准了那句话：“回头天宁寺小学的同学该说我是蹲班生了！”老师一点儿都不客气，对我说：“你这种成绩，能保证以后不蹲班吗？你转学重读三年级和蹲班不一样，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老师说罢，递给我一本新的记分册，告诉我把上面的表格填写一下。把记分册和今天的算数卷子拿回去让家长签字。我一看记分册，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民族、籍贯、家庭住址、家庭出身等栏目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头一回遇到，就问老师：“老师，出身怎么填啊？”老师说：“回家问你爸爸去吧。”
　　 问父亲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填工人。”我姐姐在一旁问道：“爸，您不是商业部的干部吗？怎么填工人呢？”父亲说：“咱们家，你姥爷是铁路工人，你舅爷是铁路工人，你舅舅是铁路工人，爸年轻的时候，也是铁路工人，爸就是当工人的时候参加罢工走上革命道路的。记住，咱们家是劳动人民出身。劳动人民最光荣！”
　　 第二天，我交记分册的时候，遇见一位叫高志勇的同学。他一大早就来了，在擦班里的窗户。高志勇把我的记分册拿过去翻看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们家出身也是工人？”我说：“是。”我还傻啦吧唧地补充了一句：“我爸说，劳动人民最光荣。”高志勇说：“什么最光荣？咱班这几个工人家庭的，学习都不好，老师特别不喜欢咱们。你看我，蹲了一年到这个班，我觉得吧，自己学习不好，那就在劳动方面好好表现表现，所以我每天都早来，擦玻璃、扫地，每天放学我都参加值日，可老师从来没夸奖过我一句。”他说话的时候，弯着腰，端着满满一大盆水，那个镜头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我没有把高志勇的话当回事。我想，我当前最要紧的事，是尽快学习把成绩搞上来，尽快摆脱这种难堪的局面。
　　 然而，事不如愿，无论怎样努力，我的成绩就是上不来，一搞测验就是三四十分。其实，这期间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也在作怪，就是我十分想念天宁寺小学的同学，想念天宁寺小学的班主任。我和那个学校的同学是发小，是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感情真挚；那个班主任十分喜欢我，转学之后，她还与老公步行到我家里来看我。因为想念他们，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走神儿，有时候还偷偷地掉眼泪儿。然而，老师可不管这些，每逢这个时候，她就会拿粉笔头“啪”地一声拽在我的书桌上，厉声喝道：“栾英杰，想什么呢！”
　　 以后，我姐姐来学校，找我的老师谈了谈，希望老师能给我补补课。次日，老师安排班里三位同学轮流给我补算数课。那三个同学都特别好，其中两位男同学耐心、温存，给我的感觉像个大哥哥。那位女同学也是一样，反复讲解，不厌其烦。在他们身上，我重新感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心绪也随之而安定下来。
　　 然而，即便我真的取得了进步，老师也不曾对我说过一句加油鼓劲儿的话。有一次，她公布算数考试成绩，当她念到“栾英杰——100分”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心里琢磨，老师无论如何也该表扬我一次啦！熟料，她侧过头来，狠狠地瞪着我，说了一句：“栾英杰是偶然的！”以后，我不止一次地享受过这种特殊的待遇，比如宣读双门100分，也就是语文、算数都考满分的学生名单，读到我的时候，她又瞪起眼睛瞥着我，用强调的语气说：“栾英杰是偶然的！”
　　 我真的好尴尬，甚至觉得无地自容。难道我不配取得好成绩？为什么我好也不是，坏也不是？当初我转学的时候，老师不愿意接收我，是担心我学习成绩上不去，拖全班的后腿，现在我的成绩上去了，她应该高兴才是，好歹也得给两句鼓励的话吧？怎么总是动不动就给我白眼儿呢？无论如何，我搞不懂。不过，我毕竟是个孩子，老师说什么，并不真的往心里去，因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没有受到多大的挫伤。
　　 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终于醒过闷儿来了。
　　 几天后，父亲到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那天，父亲穿一身洗得已经褪了色的黑色的中山装，脚蹬一双布鞋，戴一顶黑色的旧单帽。此时，父亲已经患了肺癌，面色十分不好，他是努力支撑着来的。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这样，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家里家外就苦了父亲一个人了。
　　 我们父子俩一起走进校门，来到教学楼门前。我的老师正站在门口迎接学生家长。就在我和父亲走到与老师只有七八米距离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的家长出现了。那位同学的家长中等个头，皮肤白皙，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斯文文的。老师看见我们父子俩的同时，也看见了那位学生家长，她马上冲着那位家长热情地迎了上去，她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靥，两眼放射出激动的光芒，连连点头说着：“您好！您来啦！”然后欠着脚跟、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热情地与对方交谈。那个表情，与我若干年后当记者，参加“母亲水窖”慈善工程时亲眼目睹的诸多女粉丝见到她们的偶像刘德华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我父亲止住脚步，等候和老师打招呼。老师终于和那位学生家长说完了，打了个“请进”的手势，才转身和我父亲说话。此时，她灿烂的笑靥飞速地收敛起来，对着我父亲，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说：“来啦，进去坐吧。”
　　 我父亲进去了，我留在外边。此时，高志勇站在我旁边，他低声对我说：“看见了吧？老师对宵竹的父亲多热情！跟对你爸不一样吧？”高志勇长我两岁，所以他的想法多一些。我没有回话，因为没有想那么多，然而高志勇却非要把这点儿事说透不可，他说：“你知道宵竹的爸爸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哇。”他说：“我告诉你吧。他爸爸是歌唱家，广播电台里播放的《金瓶寺的小山》、《克拉玛依之歌》，就是他爸爸唱的。他爸爸叫朱崇懋。电影《农奴》、《遥远的勐垅沙》看过没有？他爸爸还是乐队指挥呢！你知道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爸爸也参加指挥了！”他还说，你刚转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咱班那谁的爸爸是大干部，那谁的爸爸是老红军，那谁的爸爸是中央警卫团的等等。
　　 高志勇这一通爆料，让我十分震惊：以前的那个学校在宣武区，“穷崇文，破宣武”，在北京市在讲儿的；班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家里的条件都不好，哪里晓得这里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家庭，差距太大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多少有点儿回过味来：我想起刚转学的那天，我爸爸也是这身行头、这一脸菜色；我交记分册的时候，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的还是工人。我隐隐地感到了一丝自卑。我明白了，老师看不起工人家庭的孩子，她的潜意识里蛰伏着抵触甚至排除的情绪。
　　 其实，我父亲是个干部，不过朴实、本色而已。1960年7月，黎巴嫩足球队访华，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与中国火车头队举办了一场友谊赛，其时，我父亲是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的总领队。赛后，周总理和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下到场地接见双方运动员。双方运动员、教练及领队站成一排与周总理、贺龙握手。周总理接见到我父亲时，发现我父亲的着装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常穿的那身褪了色的黑色的旧中山服，周总理当即夸奖我父亲：“哦！你很朴素嘛。”
　　 过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父亲调到了商业部。有一天，他和几位同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天的大会由彭真同志主持，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莅临会场。我父亲在台下和众多的干部坐在一起。周总理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只接见过我父亲一次，还是在先农坛体育场那一次，但是，当他环视会场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他随即对彭真同志耳语了几句，让彭真同志表扬我父亲。彭真同志立刻点我父亲的名字，让他站起来，当众表扬：“今天到会的人员，大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家的着装都很讲究，不是一身呢子就是一身哔叽，唯独栾XX同志，穿着这么一身褪了色的衣服……”号召与会干部向我父亲学习，永远保持我党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和光荣传统。
　　 我父亲这个人，情感朴实，不喜张扬。其实，他还是个有几分特长的人，比如，他喜欢水墨人物画，我的床头上至今还悬挂着他的作品——《铁杵磨成针》。他尤其喜欢漫画，六十年代初期的《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人民铁道报》都刊登过他的作品。他创作的漫画《占座》，甚至在他逝后多年出版发行的《讽刺与幽默》上，被宵小之辈冒名盗用过一次。他的日语，也具备很高的水平……
　　 其后不久，我们全班组织秋游，去颐和园。
　　 我们是租用一辆公交车去的，早晨7点半就到了颐和园门口，大家排成两个纵队，兴高采烈地走到了昆明湖畔的铜牛的边上。
　　 老师站在两排纵队的前面，向大家宣布注意事项。就在老师刚要开口的那一瞬间，我的一位同学先说话了，他问老师：“他怎么也戴着中队长符号啊？”说话时还回头瞥了我一眼。
　　 这位同学是我们班的班长，也是中队长，他的左臂上也戴着中队长符号。据说，他的父亲级别很高，所以，平日里老师对他格外恩宠；他自己也很傲气，大约在他的眼里，我这个宣武区转来的工人子弟是没有资格和他一样佩戴中队长符号的。只见老师看了他一眼，回了他一句话，但是，因为声音很小，我站的位置又比较靠后，所以我没听清楚老师说了什么？随即，老师把目光转向了我，一脸的笑容瞬间变成一脸的怒色，用最大的嗓门咆哮了一声：“栾英杰，把你的中队符号摘下来，你现在不是中队长啦！”
　　 我听清了老师这句话，但是，我似乎又没有听懂。不会吧？怎么这么突然，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突然宣布我不是中队长了，让我把中队符号摘下来？我想，可能没有听清楚，老师没有说这句话？所以，一时间不知所措，傻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老师。
　　 见我没有反应，老师勃然大怒，她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声色俱厉地喝道：“栾英杰！把你的中队符号摘下来！你现在不是中队长啦！”
　　 这一声断喝，像炸雷一般！所有的同学都回头看我。有一个同学还提醒我：“老师让你摘中队符号呢。”我赶紧用右手摘中队符号，慌乱之中，曲别针还把左手扎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