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猪拱白菜”的视频，我看了两遍。觉得演讲者除了那一段声嘶力竭的咆哮，也是风平浪静，春暖花开。据说，演讲者在高一的时候，就被保送清华。也就是说，他这头乡下土猪，已经拱到了城里的白菜。
　　 相比演讲者，我，还有无数的乡下孩子，连土猪都算不上，至今也没有拱到城里的白菜。那么，我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思来想去，我应该算是一枚（“一枚”也是一种奢侈的文雅词儿）乡下来的土豆。
　　 土豆，普通得全世界都有，光名称就有10多种（洋芋、洋山芋、洋芋头、香山芋、洋番芋、山洋芋、阳芋、地蛋、地豆、山药）。不仅块茎丑陋，茎叶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不过呢，它竟然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而且，它还能开花。据说，最早是作为花卉出现在欧洲贵族的花园里，真的无法小看。
　　
　　 一、镶着花边的岁月
　　 我所知道的，往上数好几代，我家都是在土坷垃里刨食的。到了我爷爷这一代，攒了几亩地。在划成分的时候，我家是“下中农”，距离“中农”，还有几步之遥。也就是说，还可以解决自家的温饱。不过，我是没有经历过的。也幸亏是下中农，在我后来的学习生涯中，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红小兵没问题，红领巾及时绕在脖子上。
　　 我最向往的是“红卫兵”，还没来得及干，就不知怎么不提倡了，成为我的遗憾之一。
　　 1964年农历5月26日，距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两年，我出现在了这个纷繁的世界里。我总觉得用“出现”比“出生”好，因为“出现”对应的是“消失”，“出生”对应的是“死去”。对于死，好多人表面上很达观，其实很避讳。
　　 按老传统，我是长房长孙，爷爷对我寄予了厚望。他说，在我出生的头一天晚上，他梦见了一头老虎闯进我家。他找人打了一卦，竟然是文曲星下凡。爷爷暗自高兴，给我起了个乳名“文强”。好几代没有个真正的读书人，需要有个好苗头了。叔虽然读书不错，小有成就，但生不逢时，命途多舛。
　　 这个文强，长到八岁的时候，走进了学校，认识了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人家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就能吟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才是文曲星下凡，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寒门出身的骆宾王是怎么做到的，却知道同样寒门出身的我，举步维艰，木讷愚钝，全然没有闪光的地方，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后来，我没有成为文学大拿，恐怕是爷爷被算命的忽悠了。
　　 母亲说，我小时候长得还挺好看。可惜没有照片为证，所以母亲再三在老婆面前炫耀，也无法让人心服口服。母亲拿出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妹妹的人生第一次照片，老婆才点了点头。
　　 这张照片里的我，鼻直口方，浓黑的头发，眉眼清秀，上身是海军短袖衫（也不知是不是借来的），下身是蓝色短裤，脚上是一双发了白的解放鞋。右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拘谨地放在胸前。整个摆拍，有些滑稽，也有些可爱。
　　 从这张照片来看，我小时候，应该真的很好看。不过，也只是好看而已，有点儿中看不中用的感觉。母亲说我三岁才会说话，没有一点儿文曲星的样子。
　　 母亲用好几块碎布料拼凑了个书包，装着一块石板儿，几根石笔，扛着一只木头箱子，在1972年的春节之后，走上了“文曲星”的梦里。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开始实行中小学秋季始业。到了1970年突然实行春季始业，1972年过了春节，我走进村里小学。到了1974年，又要实行秋季始业，于是，我在二年级多待了半年。如果不是这次整理档案，这些事儿，我都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五年半的时光里，留下的记忆并不多。
　　 一个是，兄妹三个在蚊帐里假装睡觉或者真的睡着了的时候，爹小心翼翼打开蚊帐，递进来三个甜瓜，然后赶紧合上蚊帐：“赶紧吃了。”或者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兄妹三人看着天上的月亮，想着自己的未来，母亲把一个月饼（就是现在吃腻了的五仁月饼）掰成三份，我们仨吃得连渣儿都不剩；或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兄妹仨静静躺在炕上，等母亲把明早要穿的新衣服熨熨帖帖放在枕头旁，然后安然入梦……
　　 一个是，母亲用钩针给我钩了背心，这也不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因为母亲做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关键是，母亲竟然用红线给背心镶了个边儿。这下，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都笑我像个女孩子。我有些难堪，回家让母亲拆掉。母亲说：“怎么了？多好看，别人想有还捞不着呢。”这种羡慕加嫉妒，才让我留下了记忆。
　　 一个是，母亲总是让我戴着套袖，夏天总要把上衣束在裤子里，我真的不懂得母亲的苦衷。后来才懂得，那是因为母亲手头拮据，没有更多的钱。这两种方法可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也就能节约了不少的钱。我呢，还有我妹妹，每天戴着套袖，束着上衣出门。在拐角处就拽下套袖，掏出上衣。放学后，在拐角处，戴上套袖，束起上衣。有一次跟同学在人家盖房子用的方块石头堆上玩，一不小心“嗤啦”一声，前襟撕开了一个三角口子，吓得我赶紧把上衣束进腰带，要是听母亲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至于学习的事情，我一件囫囵事儿也想不周全。只记得，我先后被两位外面调来的老师教过。一个女的，姓魏。她女儿在我班，我对她女儿在课堂上叫她“老师”挺惊讶。魏老师很厉害，我们都怕她，不敢当面反抗，就在黑板后面（那时候的黑板是一块大木板，将两根木棍斜放在墙上，然后把黑板放上去，于是后面就有了空间）写上我们给她起的外号。不记得老师的名字了，外号叫“乌鱼蛋”，好像跟老师的姓名谐音。我们用粉笔写上“打倒乌鱼蛋”“乌鱼蛋滚回老家。”
　　 另一个老师是个男的，叫徐天俊，长得很凶恶，我们给他起外号“徐大巴儿（“巴儿”在我们这里是“难看”的意思）。徐老师教学挺好，怎么好也不太记清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来的，没带家属，所以就得吃派饭，学生家里轮流管饭。管饭分两种，一种是送饭，就是家长做好了饭，学生端着或者提着送到老师办公室。有一次，一位同学端着一盘子饭菜，不知是被饭菜的香味馋着了，还是脚下绊着了，反正一盘子饭菜飞了出去。他妈一边哭，一边重做。出了这件事之后，家长们再也不敢送饭了，都是请老师到家里吃饭。
　　 母亲对于管老师饭很是上心，一是可以跟老师拉拉关系，照顾照顾自己的孩子。关键的是，老师吃饭是付钱和粮票的，母亲手里最缺的就是这个。
　　 这些断片似的记忆，就是我的小学生涯。真的恨不得重新过一次，可惜……后来懂事儿了，一想起这事儿就惭愧一阵儿。在五年半的小学里，一直拿奖状。母亲把奖状高高贴在墙上，整整贴了一圈的时候，也到了上初中的时候。
　　
　　 二、折了稚嫩的翅膀
　　 1977年9月，升入初中，那时候叫“联中”。本来以为到了联中就能当上“红卫兵”了，没想到头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自然，“红卫兵”就成了历史。
　　 也就在这一年，恢复高考。我的一个老师的心思都用在了复习考大学上。几乎每节课，他都在教室门口，坐在凳子上，沉浸在我不认识的课本里。最终他考上了我后来考上的大学，比我早十一年当上了高中教师。
　　 当时，数学老师鼓励我好好读书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同学们努力学习，将来就能过上‘大馒头就猪肉’的生活”，因为我课桌里放着母亲给我的午饭——一块玉米饼子中间夹着一根咸萝卜。那时候，玉米饼子也不是常吃不败的。这位老师，我毕业后，偶遇，到我家喝了一顿酒，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走了，让我担心了好几天。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就在我羡慕着老师可以在教室门口晒着太阳看着书的时候，就在我为了“大馒头就猪肉”的生活发奋学习的时候，厄运已经悄悄向我走来。
　　 那个时节，我们这里的计划生育运动如火如荼。我也曾在游行队伍里高喊：“一对夫妇一对孩儿，不是结扎就放环儿。”
　　 我的舅妈和舅舅为了躲避工作组的穷追猛打，跑到我们家歇脚，自行车放在我家门口。当我跟伙伴疯闹够了，一个人穿过黑漆漆的胡同，心里很是害怕，一溜小跑往家里赶，“咣叽”，我的左眼撞在了自行车屁股上，金星四溅之后，猛然拱起来。
　　 母亲带着我到大单家卫生室，到白沙滩医院，父亲带着我到文登县医院，得出的结论，必须休学。
　　 说实在的，我真不想休学，因为我的同桌是一位漂亮的女生。这位女生的漂亮是让人丢魂的那种。她是转学来的，像一道霞光，让我充满了梦幻。
　　 当我不得已休学回家后，每当到白沙滩村，都要偷偷趴在沟沿上，看着同学们在操场上的身影。偶尔被发现，就很尴尬地被揪出来，嬉闹一顿，然后怅惘回家。
　　 休学在家，一边吃药，一边在生产队干一些活计。本家哥哥是队长，安排我给生产队看稻苗，赶家雀。每天能挣5分，顶半个劳力。那个时候，生产队里的劳动日值是1毛钱，也就是说，我每天可以挣5分钱。五分钱，那个时候大概可以买5块水果糖，不过，母亲是舍不得买的；也可以买1斤西红柿，家里种的，不用买。
　　 看稻苗的，还有三队的我的一个同学，他辍学在家。他读书不如我，运气比我强。我一路读书，读到25，走出了农村。他一辈子在村子里，娶了个漂亮的媳妇，至今快60岁了，依然很漂亮。结婚的时候，这女人有精神病，据说是被人欺负了。我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媳妇娶回来不到一个月，精神病好了。病好了的媳妇家人后悔了，因为我同学家里太穷，只有一个母亲还傻乎乎的。眼看着婚姻要黄汤了，他的表舅从台湾回来了，带回了大笔的钱，大宗的商品——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等。媳妇家里人又后悔了，赶紧刹车，漂亮媳妇留下来了，转过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好多年没见面了，即使见了面恐怕也认不出了。据说，他的日子一直不温不火，挺舒坦的，这就够了，我很羡慕。
　　 当我的眼睛保住了，视力并没有多少恢复的时候，又到了新学年。没想到的是，原来的初中二年制，改成了三年制，也就是说我读了四年初中。然后，高中也改成了三年制。我比我的同龄人多读了三年书。人家考了个专科，我考了个本科，又多读了两年。当我的同龄人参加工作5年了，我才晃着25岁的身影，走进了社会，开始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说，即使我活到100岁，四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
　　 初中学习生活，现在想起来记忆犹新。最难忘的是我的物理老师，长得很严肃，但在我面前从来不严肃。我是物理课代表，我的物理成绩老师都不用公布，每次都是满分。这并不是我多么聪明，而是老师教学很上心。有一年秋天，老师让我到六村屯他的家里拿他批改的作业。他的家在村东南头，只有两户人家。进大院子，老师在打地瓜丝，满头大汗。见我来了，急忙停下来，进屋拿出作业：“你赶快回去发给同学们，晚自习我去讲。”
　　 我突然看到老师的手掌好像有个窟窿：“老师，你的手……”“没事儿，干活哪能保证不受伤。”“老师，我帮你干会儿吧，这活儿我也会。”“不行，你现在赶紧回去。”
　　 毕业后，只在镇上大街上见过老师一面，老师问我为啥不考研究生，眼里有埋怨与责备。后来听说为了给女儿办婚礼去买鱼，不小心掉到深沟里摔死了……
　　 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有了青春的萌动，但很幼稚。收到第一张小纸条的时候，竟然提溜着到处问是谁写给我的，让那位女同学很难堪。多年之后，见到了她，心中还是一种愧疚。
　　 就像休学前那位女同学的到来让我心中无比温暖一样，班里新学期又转来一位漂亮的女生，每一位男生都看傻了眼。这吃国家粮的女孩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当然，这样的漂亮女孩只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多年之后，成为别人孩子的妈的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依然漂亮，更有风韵了。
　　 漂亮的女人只能欣赏，学习成绩还得靠自己争取。遗憾的是，我的化学成绩一直沉闷，让老师觉得故意刁难她。这也让我在高中文理分班的时候，我坚持了一个月，软磨硬泡，终于到了文科班。惹班主任生了气，也让初中物理老师很是不满意。
　　 1981年中考，我是我们初中唯一过了中专分数线的人，我叔叔摇摇头：“真的吗？一颗雨星掉到咱眼里了？”
　　 当班主任无比自豪地说“我早就看这小子行”的时候，当复习了好几年也没过线的同学直摇头的时候，我竟然胆大包天，更改了第一志愿——乳山师范学校，想到南方一所学校溜达一下。没想到，这一改动，爹妈的命运就此改变。
　　
　　 三、一切都是宿命
　　 原本，爹妈暗自高兴，儿子再有两年就能吃上国家粮，家里从此就摆脱了贫困和低人一头。当爹妈从堂叔那里知道我落榜的原因之后，啥也没说，决定盖房子。理由是，这上了高中，三年之后就21岁了，假如考不上大学，那就得在家种庄稼了，那就得有栋房子结婚生孩子了。
　　 爹娘手里只有500块钱，咬着牙想盖六间瓦房，在40年前，谁也不相信。所有的木料是二姨夫帮忙省了不少钱买的，连家里用的小铁车都是二姨夫送的。院墙是三姨夫砌成的，甚至吃水机井都是三姨夫一口气挖出来的……所以，爹娘一直让我们记住姨夫们的恩德。两位姨夫去世的时候，我恭恭敬敬给他们磕头，为他们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