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建房过程，我都在读书。只有周末才做一点儿事情——挖土填院子。挖了多少车土，我没计算过，反正一条长约200米宽约2米的水沟让我和妹妹挖深了半米多。至于母亲推了多少车泥土，我不知道；至于父亲推了多少车石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爹娘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东面四间，写上了我的名字，他们只留下了西面两间。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人，也只有爹妈了。
　　 三年高中我过得浑浑噩噩，初中时的出类拔萃似乎就是一个梦。上中专的路子让我自己给堵死了，看着爹娘失落的眼神，我肠子都悔青了。
　　 爹托本家二爷到第六中学打听，没有我的名字。我的牙一下子愤怒地疼痛起来，半张脸肿得像块馒头，在炕上拳打脚踢，既是因为要命的牙疼，更是无限的悔恨与绝望。
　　 虫牙折腾了十来天，二爷帮忙活动了十来天，最终我灰头土脸地来到了第六中学。就晚了这十来天，我就像从山顶落在了沟底，大鹏变成了家雀。物理成绩再也没有了辉煌，化学成绩依旧窝囊。初中时期被老师夸奖的荣耀再也没有了，被同学艳羡的自豪无影无踪了。
　　 最终，我发现自己竟然就是一枚土豆，于是便有些自暴，有些自弃。三年，拢共得了一张奖状。参加了一次越野赛，紧张得去了一趟厕所，迟到了，奋力拼搏，结果只抓了十个人，鞋子跑掉了底。偷偷尝试了一次恋爱，还有疾而终。
　　 1984年高考预考，我竟然被淘汰了。就在我准备在回家的路上一头扎进平塘的时候，班主任告诉我：“别的学校腾出一个名额，你不用回家了。”
　　 这又是天上掉下了一个雨点儿，落在了我眼里。作为40%中的我留下来之后，开始了拼了命的冲刺。冲刺到最后，遇上了估分报志愿，这真是一个害人的方式。我摸着胆预估了505分，这让我的老师很是嗤之以鼻：“你真没个逼数吗？”
　　 我一下子懵圈了，是啊，预选都落榜的我，真的能这样？心里发虚了。报志愿的时候，我想报山东经济学院，老师摇摇头：“你报师范吧。”
　　 “为什么？”
　　 “读师范国家发生活费，你家里的情况，你不清楚吗？”老师语重心长。
　　 “那我报山师。”“不行。”“曲师。”“不行，你只能报聊师，你的估分有水分。”
　　 当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多少夸张，只多估了5分。比我分数低的同学去了山东经济学院，我去了聊城师范学院。我这奋斗了三年，依然没有逃出读师范的魔掌。
　　
　　 四、长达四年的蹉跎时光
　　 当我坐汽车，转火车，转汽车，来到鲁西南一座满大街跑驴车的城市，打听聊城师范学院的位置时。人家说：“哪里还这个学校，倒是有个山师分院。”
　　 后来知道，1970年山东师范学院搬到聊城办学，那年我6岁。1974年山师搬回济南，在聊城下了一个蛋——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那年我10岁。1981年更名为聊城师范学院，这年我18岁，高中一年级。这是为我准备的？
　　 在这座毕业之后才终于确定学校大门真的朝北的师范学院里，我蹉跎了四年大好时光，唯一的成就，就是顺利毕业，回到了爹娘身边。
　　 走进大学当头一棒就是被老师叫去参加英语竞赛，第一道题就把我造蒙了。听力题，我听清了第一个单词，20分的听力题，交了白卷。老师皱着眉头问我：“你高考成绩那么好，这是怎么了？”
　　 往事不堪回首，我的英语成绩都是我的恩师每天晚自习，把我叫到他办公桌前，硬是搓出来的。我连录音机都没见过，哪还有什么听力？我的高分的光环就此失去了亮度。
　　 接着，班主任问我在高中担任过什么职务，我羞于启齿。高中三年，我就是一枚土豆，报到晚那么长时间，班干部早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以后，成绩总是灰暗的，班干部离我远远的。直到高三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件安全事件（不便于直说），成立了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当了个委员长，跟着老师巡查了一段时间，这就算是我三年高中生活，比较高光的时间。可惜的是，不知什么时间，这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悄无声息了，现在你去问同学和老师，没有一个人记得还有这件事儿。
　　 当我嗫嚅出这个职务后，班主任说：“你回去吧。”我这高分光环，又一次失去了亮度。
　　 四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儿，扳着指头能聊几天几夜，现在回想起来总有很多的感叹，要是从头再来，我肯定不那样。朋友笑了一声说，真的来一遍，你还会那样。现在我信了，因为我就是一枚乡下来的土豆。
　　 在来自全省各地的同学中，我俨然一枚土豆。歌儿不会唱，跳舞踩人家的脚尖；画儿不会，踢球不知谁是自己人。偶然一次参加系里的越野赛，得了个名次（好像是第五名），体育部长找到我，要我参加学院的越野赛。我欣然答应，我想一雪高中时候的耻辱。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锻炼，身体真的倍儿棒。大雪天在洗刷间用白雪擦身体，竟然白气腾腾，爽啊。多年之后，说得再蓬勃，人家也不信。
　　 学校越野赛中，我的鞋换成了有生之中第一双运动鞋，忘了花几块钱买的。第一次穿上了印有“中文系”字样的运动服。虽然，最终没有挣到什么好名次，总归还是留下了合影（等我找找看，还存没存）。这样的事儿，十五年之后同学聚会，我有意无意提起来，人家都摇摇头：“没印象。”甚至，我当了两年的副班长兼团支部组织委员，都没几个人记得，我不是土豆，也是土鳖。
　　 别人不记得的事，未必我自己不记得。有一次，早起跑步。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在晾晒衣服的水泥柱子之间跑了起来。要知道，那柱子之间可是有铁丝的，不然怎么晾晒衣服？我被铁丝勒了脖子，后脑勺着地，昏死过去。
　　 等我醒过来，我们组的同学在组长赵凤英（她已经不在了。要是那年同学聚会我不去的话，就成为遗憾）带领下，围坐在我床前。又是水果，又是糖果。现在想来，可够搞笑的，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把我送到学校医疗室呢？
　　 说起医疗室，想起一个笑话。我同学（就不说姓啥了）害怕打针，让我陪他去。一声嚎叫之后，医生打完了针。我正觉得同学故作恐惧，忽听医生大惊失色：“针头呢？”我一看，天哪，那针头在同学的屁股上，晃晃悠悠……
　　 《项脊轩志》里说：“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是的，人生际遇，风平浪静有时在，波谲云诡未可知。
　　 好像是1986年，班里进行了一次捐助，集款若干，购置了电视机等物品若干，委派了若干同学前往临沂某地方（忘了为什么，我没有去）。事后，系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需要班干部发言，班委会决定让我这个口齿不伶俐的人上场。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逼上了梁上，慷慨陈词了一通，心里很是虚得慌，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道听途说。
　　 没想到，晚自习时，一位同学借故找茬，说我没去过临沂还瞎嘚吧，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自然与之理论，他气急之下给了我一拳。我哪里受过这窝囊，抡起椅子就要劈头盖脸，幸亏同学拉住。现在想来，都后怕。
　　 好像也是1986年的一天晚上，刚要入睡，走廊里突然人声鼎沸。一打听，是楼上女生宿舍一女的在床上吊死了。几个男的冲上去搭救，已为时已晚。第二天，宿舍楼外满墙的大字报，什么内容都有。我这个乡下来的土豆，浑身瑟瑟，不敢发一言。
　　 晚上，我们班干部被老师叫到家里坐坐。没想到外面竟然闹翻了天，武警都来了，校长跟学生对话了半天。据说，有个二逼竟然质问校长：“凭什么我在图书馆撕了一页书，还要处罚我？”
　　 多少年以后，我经常把这件事跟89年的学潮弄混，可能是因为都让人心有余悸吧。
　　 四年里，我考研究生的劲头，被“中文研究生没有出路”的谬论消灭了。事实证明，这是我不思进取的借口。考上研究生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不是大学校长，就是大学教授。
　　 四年里，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这些都保存在了我的梦里，时不时回味一下，也是挺甘甜的。四年里，受过别人伤害，也伤害过别人，这些都沉淀在我的心底，让我懂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懂得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四年里，写过的诗歌评论，被老师表扬过；向《黄河诗报》投的稿，被编辑鼓励过。只可惜，没有坚持下来，那个“文曲星”悬在空中，像个尿泡。
　　
　　 五、生根发芽的灰色时光
　　 1988年，25虚岁的土豆，在山东半岛一个滨海小城开始了生根发芽的奋斗。
　　 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4.5元，捏在手里，就像枯黄的树叶，没有任何分量。自然，土豆就变得相当不起眼，臭老九的余毒还在流传。土豆想跳出教师队伍，蹦跶了好几年，终于知道，自己毕竟是土豆，没有人高看你一小眼。
　　 25岁的土豆，被岁月搓搓得早就不好看了。头发早就开始飘落了，额头越来越大；络腮胡子倒是疯狂生长，我怀疑是头发堕落了。捏着64.5元的月工资，摇晃着穷酸的身影，背靠着农村户口的家境，在县城里到处碰壁，转悠了好几年，也没有个中意的女人。好不容易看上了一个在粮食局上班的，爹娘死活不同意，嫌乎没有文凭。后来，真的感谢爹妈，分手的第二年，粮食局散伙了。
　　 当老婆走进我的生活，我的意识里早就没有了“爱情”这个字眼儿，当年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梦幻，都石化了，都变成了柴米油盐。这时候的工资涨到了77块，两年涨了12块5毛。开始抽烟了，开始喝酒了，开始无名火了。
　　 当女儿走进我的生活，我的脑海里早就定型了“婚姻”这个字眼儿，眼下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追求，都固化了，都变成了家里家外，变成了口袋里究竟有多少钱。开始想发财了，卖过烤鱼片，倒腾过服装。在大街上拉一条绳子，挂上从即墨批发市场弄回来的衣服。赚没赚钱只有老婆知道，可贵的是我的酒后言语中多了一份自豪感，用阿Q的话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
　　 为了仨瓜俩枣的稿费，给报社写过一篇又一篇的“课文分析”、“写作指导”、“分课练习”、“综合练习”。的确，在工资只有几百、千儿八百的时候，从邮局取回三五十，三四百、五六百的稿费，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儿。
　　 就是在这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斤斤计较中，我竟然忘了自己可能是“文曲星下凡”。身边同事风生水起，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身边围着一层又一层的爱慕者。至少也由于作品的发表，被调出教师队伍，走进了政府机关，后来都谋了个一官半职。而我，依然是一介教书匠，做着养家糊口的勾当。
　　 看来，我是一枚货真价实的从乡下来的土豆，粗俗，鄙陋，鼠目寸光。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行。”我的骨子里，就不适合当教师，也从心灵深处不爱当老师，却在这个行当里混了一辈子，不能说是误人子弟（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对不起我的学生），也是害了自己一辈子，这是宿命？
　　 为了能多得奖金，就得留在高三，就得拼命批改作业，就得跟领导斤斤计较乃至脸红脖子粗。后来看了魏书生的视频，心中无限的惭愧。作为一名教师，没有把教书育人当作一种事业，而是当成了维持生计的行业，汗颜至极。
　　 我的工作经历的简单，恐怕不是空前，也是绝后。履历表中只有一句话：1988年7月在乳山一中任职——至今。三十多年，就在一棵树上荡着秋千。
　　 住处倒是变动不小，一开始在办公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先是一间两扇窗的，后来一位同事说他老婆孩子要来，问我是否跟他调换，我没加考虑，就跟他换了一间一扇窗的。老婆埋怨，自己也后悔，可木已成舟，哑巴吃黄连。
　　 后来在学校宿舍区，分了一间半平房（三间房一分为二），有院子，有邻居，还有草厦子，宽绰多了。再后来，竟然分到了80多平方米的顶层楼房。高兴了没几年，就开始了祈求别下雨的烦恼人生。终于，10年后，离开了外面大雨家中小雨的顶楼，搬到了现在90多平米的二楼。
　　 2014年，在同事的建议下，尝试文学，深一脚浅一脚走着。这时候，写文章的人汹涌澎湃，读文章的人日渐式微。纸媒经营惨淡，投稿报社几乎是石沉大海。好在网络平台像雨后春笋，给文学爱好者开垦了一片田地。不为稿酬，只为梦想。
　　 2017年，精心选择了三年间发表在纸媒和平台的65篇散文，在张主席的策划下，出了一本散文集。取名《穿透岁月的歌谣》，我不会唱歌，就借助文字把我心中的酸甜苦辣咸抒发出来。用叔的话说，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一年，54虚岁，到了申请不适合站在讲台上的年龄。我毫不犹豫就申请了，眼睛花了，颈椎增生了，记忆力减退了……的确不适宜站在讲台上了。没成想，借调到教育局编写《乳山市教育志》。正是因为编写教育志，才使我猛然觉得30年的教学生涯，就是一枚土豆的灰色生活。那么多精彩的事件，都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么多轰动一时的事件，自己竟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今年58了，到2024年就退休了。剃光了所剩无几的白发，穿上了一脚蹬布鞋。越来越不喜欢西装革履，休闲装穿起来越来越舒坦。
　　 现在的梦，有两种，一种是回到了从前的青葱岁月，见到了心仪的女人；一种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体态，给老人、老婆、孩子多做些贡献，继续探索自己到底是不是“文曲星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