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村庄上的小伙伴们，常常乘着月色，摸到村外去摘桃子，偷西瓜。冬季里大队糖埠开榨后，他们又常常摸进糖埠里偷甘蔗。
　　 我可从来不曾拥有过这种有月亮的夜晚。我从小就不会“偷”，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敢。我与小伙伴们出去割猪草，也不敢偷生产队里的红花草，我下到红花草地里，就会吓得全身发抖，只在田塍上老老实实地割着猪草。
　　 我有两个兄长，他们在那种月夜里不是背甘蔗回家，就是带西瓜回家，当然，我也会揩到一点油水，只是每次揩上油，总是要看兄长白眼。那种白眼，让我心里好难受，暗想，下回自己亲手去偷。有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独自出发，摸到生产队里甘蔗林旁，硬生生地站到后半夜，也不敢拔一根。后来我二兄寻来，将我拉回家，我娘说，我肯定被鬼迷了魂了，怎么到了甘蔗林旁，就不敢伸手拔一根呢？这孩子长大了有什么用？
　　 我八岁开始上学，学会了拼音，也慢慢学会了汉字，我记得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学了课文的当天，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同学们晚上默写课文。晚餐后，我爹娘，兄长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趴在床上默写课文。我写了“毛主席”三字，“万”字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我突然放声大哭。我的哭声惊动了我娘。那时我居住在一座八开间的带天井的老宅子里，宅子里住着四户人家，七八头猪，上百只鸡鸭鹅。我娘就在下堂屋与人聊天，听到我哭声，奔进房，问我为什么哭啊？我边哭边说，万岁的万字写不出来了，我娘说，那就翻翻书啊。我说，老师说，默写不准翻书的。我娘说老师又不在。我说，我自己知道偷不偷看啊。我娘急得没法子，就拿扇子过来，说扇柄上也有个“万”字。我推开娘的手，说不准偷看书，同样不准看别的东西啊。可是我瞥见扇柄上的钉脚线了，其实那不是“万”字，但有万字的形状，我一下字就想起万字来了，我又大笑着：“我会写了，我会写了！”
　　 我父亲病下时，从县医院回来，带回来了苹果，那是给父亲吃的，我娘切了一小片给我，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过苹果。但我拿到手上，要问一问家里其他人有吗？我希望大家都能分得那样一小片，余下的留给父亲享用。父亲的命已经不长了。父亲在我十岁那年秋季离世了。
　　 我没哭。我不喜欢父亲，他老打我，打得很凶的。常常打得我腿肚子上鲜血直冒。我虽然不敢偷，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大人的怒骂声，甚至是打骂中度过的。我二兄很善偷，像老鼠那样精，他个子又长得像一只小老鼠，很小个的一个人。可是他很得大人的喜欢，我父亲从来不打骂他。我娘为了哄他上学，还要偷偷地煮个鸡蛋他吃，还要瞒着我说千万别让“癞头看见”。我小时候大家都唤我“癞头壳”的。
　　 我父亲去世后，我二兄就去生产队上放牛。我大姨娘想带我出去要饭，可我娘咬着牙让我继续上学。我姨娘，姨父，舅父，都怪我娘，这么穷的家，还要让他上什么学？出去讨口吃的，或者上生产队里放条牛，比读书强得多了。我娘就是不肯，说我就会读书。
　　 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要到外村上学，每天午间要赶回家吃饭。到了冬季，机埠上要搭建糖埠，邻近好几个大队的甘蔗都要拉到我大队机埠上来榨。我村上那些会偷的野孩子们，说起月亮下偷的趣事，那明晃晃，柔情四溢的月亮，是那样让我心潮起伏，垂涎四尺四。我看着他们，瞪直了眼珠子。可我就是不敢偷。
　　 有一个雨天，我穿着蓑衣，光着脚板，从学校回家吃饭，经过糖埠时，在堆甘蔗的棚里扫了几眼，心想，等一下上学时，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如果没人，拔上一根藏到蓑衣中夹起来，就走。吃了饭，我走到堆放甘蔗的棚里，还真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放开胆子，到甘蔗堆上拔了一根，折成两截，藏到蓑衣中，夹起来就走，可刚出棚，后面就传来一声叫：“你给我老老实实地放下来！”
　　 我乖乖地丢下甘蔗，低着头，冒着毛毛细雨，继续往前走。
　　 1981年我因二兄治病，辍学回家务农了。从此后，我就独自一人自学，写作，四十年了，没有一点出息。我大姐瞧见我就数落，你这一辈子怎么这样没出息呢？小时候别人敢偷生产队上的甘蔗，你有一回在甘蔗地头旁，呆到半夜还不敢偷。那天看守员还故意躲起来，说村上就你不会偷，就让你偷一回，怎么就不敢偷一回呢？我二兄像老鼠那样精。可外人不知道，我二兄在外打工，赌博，嫖娼，欠了十几万元的帐。我长兄现在瘫痪了，两天前我将轮椅推到走廊上，他瞧见邻居家一棵枣树上结满了枣，笑嘻嘻地要我乘月亮下偷偷地摘些回来。我从网络上买下十斤，交到长兄手上，骗他是我夜晚出去摘了别人家的枣子，兄长笑眯眯地说，有点出息了，可惜老了。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要照料兄长吃喝拉撒，琐碎的事要忙到夜晚七点钟，才会静下来看书、写作。看书累了，就到三楼平台上，望望月亮。我从来没有忘记四十年前，那个想成为物理学家的少儿郎。月亮是那样地明晃晃，明晃晃。我娘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娘信你，你会有出息的！”
　　 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