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小的时候，去外面玩，回家时，家里突然有一辆凤凰自行车。我爸爸、叔叔已经将车的大架子装好了，正在装其他的：车前灯、后灯、后警示牌、车铃。我爷爷奶奶站在后面笑笑地看。南屋里弥满新鲜的钢铁和光亮亮的漆的气息，有很喜庆、现代化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后来也在一台飞利浦收音机上得到。那时候，能收到的电台不多，收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就很清，又大声。一家人中午时吃饭，就听天气预报、听陈世文讲古、听潮剧。傍晚，吃饭，又重复一次。到晚上，很想收听别的台，却总沙沙响，感觉是很远的海上来的声音，不时还突然啸叫一声，愈是像远海上的危险情况。于是，要经常将耳紧紧贴着机身上来听，杂音里会夹一些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音乐或者听不懂的话，会闻到一种很生份的来自南洋的现代化好东西的味道，连手感也特别地与家里一切东西不一样。有一种遥远的美好向心口袭来。
　　 一天，我吃过早饭，没去什么地方玩，也没有什么好玩，就在南屋将墙上的相框里的相片从曾祖父母开始看起，又看了过年时贴在墙上的戏剧年画的一格格小画。百无聊赖，就将鼻子凑到收音机上来闻，细细地，闻了好一阵。我奶奶在屋里收扫，笑着问我：什么味，傻孩子？我说：番畔（南洋）味。我爷爷在一旁：小孩子不要打诳语，不可胡讲话。
　　 我其实不是打诳、胡讲话。是因为心里美好，直觉泰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真美好。当然美好啦。我那时连城市都没有去过。只时时听电台，收音机里播新闻，时常会说：本台记者陈镜雄报道。本台，就是汕头人民广播电台，从播音人的声音都可以听出汕头这样的城市地方比大埕好很多。陈镜雄是大埕红花村人，爸爸说是他的学生，我听了，既佩服镜雄兄，也佩服爸爸。又想镜雄兄一定高高文文帅帅，因为他在粮食局卖米的妹妹就不高不矮，身体匀匀，好好看。泰国就更远。小时候觉得，越远路，地方越是好。不仅这个好。你看，我二伯公寄的相片中，有一张是他大儿子的。相片后面，我二伯公用钢笔有力工整地写着：相是长子任直在泰王手里领取博士毕业证书，后两位是公主，旁是大学教授。那时，全大埕，几乎没有大学生，连中师、中专也极少，高中生也不多。乡里不多的公家地方，向外的墙上都刷着红红的大字标语，与番畔（南洋）大不一样。所以，愈是觉得番畔好。
　　 1976年，刚刚国门打开，我二伯婆就从泰国回来。我们一家人很高兴，比过节还高兴。我们一家人，集中在大树脚下，背向大泊山，在东塘、后溪前，面向村东的护法老爷庙，照了一张彩色的合影。那时我才4岁，穿条短裤，脚弯弯，照时，左右关照别人站好，自己却照了侧面。我二伯婆那时才50多，穿条花布裙子，站中间，好好看。那时，全大埕，哪怕最年轻漂亮的姑娘，都不敢穿裙子。汕头还没有彩色相馆，要将底片拿回泰国才能晒出来寄回。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我至今，还要时不时拿出来看，总是有些自豪得意。
　　 我二伯公那时经常寄东西来。除了上面说到的自行车、收音机，还有用红红的好看铁箱子装的豆油、猪油。油好香，油吃完了，光亮亮的箱子用来放家里重要的东西，放在家里，也比别的家里摆设出众很多、像个漂亮的小姑娘。有时，寄饼干来，我就伴奶奶，一家一户，给邻居乡亲们分一点。那时，有好吃，互相分着享用是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的。
　　 后来，我二伯公寄钱来给我们家起新厝。我爷爷年轻时做过工程，建新房时，执把灰匙，行走在三层楼高的墙路，要砌墙的师傅不要砌齐缝石。做工的师傅很佩服。可惜我爷爷后来生病，过身了，才50多，再没有见过我二伯公。病时，也是我二伯公寄钱来，到汕头去住院、做手术。那时，没有医保，我爷爷不是公职人员，生病要自己出钱。乡村人，以一两头猪为限，生重病了，超过家里的经济极限，又往往不是县医院能治的，大多放弃治疗，活活地等着，听命运安排，转希望于神佛、公祖，甚至神婆、流医。相比之下，我爷爷算是体面的、有福气的。
　　 80年代后期，真正开放透了，我二伯公才在离开大埕四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大埕。走时，家乡为日本侵占、灾荒，曾祖父母都在，我大伯公还年轻，我爷爷还在读书。回来时，曾祖父母、我大伯公、我爷爷都不在了。他只好去找他年少时的伙伴。我不在场，想来肯定百感交集。我二伯公十八岁时，就负责大埕的保安工作。那时，兵荒马乱，他晚上带把长枪和几个人，巡守在大泊山下的田园里。后来，他还到过南澳岛，与日本鬼子面对面打仗。我二伯公就此，与日本人不共戴天，在泰国，有日本商人来谈生意时，他坚决不做。我二伯婆反复解释，这是日本平民，不是军人，但我二伯公还是坚持不见、不合作。
　　 我见到二伯公时，他给了我们二本书，一本是故宫图册，一本是北京图册，很厚、很精美、很重，看了，感觉像去过北京一样真切。我爸爸送给他一本手抄版的《东里志》，之后又送印刷版的，以及新编的《东里大观》。《东时志》是明代乡贤陈天资在外为官晚年归来与吴少松一起编攥的，记录了饶平东南三镇的乡土地理人文器物习俗历史大事，尽有可考，无神怪传说，录有很多明清文士的诗作。正是过番人在外怀乡的好物。
　　 那天，我坐在二伯公对面，他很动感情地批评美国，说美国自以为是世界警察，其实很自私。又说，在国外的华人，最爱国了，这几年，中国好，自己在外腰都直好多。我二伯公，到九十五岁过身，都没有入泰国藉，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二
　　 说起来，我们家有两代人的过番历史。
　　 我曾祖父出生在清末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南方大概还是耕织为主，东里的柘林港是潮汕大港，后又开樟林港、汕头港，又可能由广州十三行带动，加之潮汕的山由于每年台风多雨水冲刷土层薄不好种作，人多地少，于是手工业和商业不得不发展。
　　 我曾祖父出生了不久，父母过世，就由他的曾祖母抚养。艰难可知。我曾祖父长大了，娶了大埕所城大户人家的识字知礼的女儿。生了孩子后，我曾祖父带着我大伯公经常来往于新加坡，为人理数（做财务）。解放前夕，因家事时局回到大埕。其时，日本侵华，潮汕沦陷，又遭旱灾饥荒。我二伯公在一次外出卖鱼之后，就在樟林港坐红头船去了泰国。听说，我二伯公托人回家告知父母，但我曾祖父自己感觉到了，立即赶到樟林，但已经晚了。
　　 我二伯公到了泰国，起先在曼谷，后来到北榄坡。刚开始做什么谋生，不知道，后来主要做建筑工程。我小时候认得字了，没什么玩的时候会不断地翻家里的老物件和书信。泰国和南洋寄来的信件我们叫番批。县城的街上，据说有人开有店子为人写番批、读番批。大埕没有。我爷爷、我爸爸就经常为人读番批、写番批。我自己能看番批，就知道我二伯公叫陈克达，用老字（繁体）写，信封上写北榄坡府陈克达建筑工程公司。二伯公字质朴、有力，现在想起来，像鲁迅先生字体，字不结在中间，开张但不放开，笔画的力度送到笔尾却不用土力，可以想见书写时的从容、认真、坚定。
　　 这与他的人很统一。我曾祖父高大魁梧，我曾祖母小家碧玉，从老照片看，脸形和五官好精致，气质雅致庄重。遗传到我祖辈，就我爷爷高瘦，我大伯公不高而魁梧，我二伯公则个子合度，不胖不瘦。我看到他时，已经近80了，因为久居热带地区，皮肤油黑结实，脑门圆满，眼神慈祥坚定，口音百分之八九十是大埕的，一部分可能是大埕的老口音、或是与东南亚语言结合的音。听起来亲切、有历史感、年代感，有力量、靠得住。
　　 我二伯公创业初年，遇到一次大水害。由他建设的水利工程被毁，但他坚持自己出资复建交付，因而讲信用的名声流传，事业也越做越顺利、越大。我二伯公去泰国后，不断地寄钱寄物来。那时，解放后，国内的生活很困难。一般的家庭，大人开足劳力，都很难保证一年里的米食足用。那时候，各家过年，都在门目上写“人寿年丰”、“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乡里公家单位的墙上，则写些“农业学大寨”、“伟大领袖”之类。看不到懒惰的人，连小孩子也要在玩耍时手里提个粪篮、屎耙，随手拾肥。但是，这样子，也吃不饱、吃不好，穿不暖。一般人家，冬天里在床铺下加点稻草是正常而不会被取笑的事。这样，我二伯公寄钱寄油来，就十分重要。
　　 我曾祖父少年孤苦。我天祖母（曾祖父的祖母）可谓伟大，因为她不仅养得我曾祖父体格高大，而且读了书，又有能力，有德。曾祖父早年见过世面，为人公道仗义。从新加坡回来后，以做豆腐、老花（一种空心、炸糥米为皮、外裹芝麻的甜食）发家。乐善好施。乡里有人生了矛盾纠结，久解不下的，就说，去找啊正蒙叔公来评评。我曾祖正蒙叔公一番公正说理，又时常自己出资解决实际问题，趁之者众。以至，族内有一个大伯伯少年丧父，我曾祖父母就让他在我们家寄食。这个族伯现在90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正名，都叫他搭食伯。这个伯父性格很硬，不好处，但我大伯公过世时，他自己包了麻，以子弟礼送终。又，潮汕沦陷，灾民慌乱四散，竟有人从潮安逃到大埕，此再东就出省，再南是海，无从再行走了，就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几岁的潮安男孩在村东的大树脚下哭。有人告知我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将他收养为长孙。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叫崇明的大伯。现在，也快90了。
　　 我曾祖父有了我二伯公寄来的钱，东埕人来程南市亭卖鱼，天黑了，卖不完，就直接提家里来，叫一声叔公，说，您都买了吧。我曾祖父就很少让这些人失望。有人怪我曾祖父，说，阿叔公，你肚子里吃了一座房子了，要建新屋多好。我曾祖父作什么答，没有听大人说过。但我小时候，我二叔叔经常说：爷爷吃肉时，一见孙子来，就赶紧把嘴里的肉吐出来喂。双眼津津。小时候，一有孩子生病了、有困难了，我奶奶、父母就说，我公祖有积德，怕什么。有一次清明，扫墓时，长辈们回忆，日本侵略时，曾祖父帮助过很多人安息。但是，不知为什么，土改时，我们家很难过，成份是贫农，但大队干部时不时将我大伯公抓去打，问不出什么，却时常把大伯公头发抓下一大片。话里话间，并不说我们是地主，而是旧社会时有声望，就是族长、恶霸，坏成份。这种恶名，所起无端，但直到我爸爸向我外婆家提亲时，还有人传话提醒。我外婆就如实向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看这人好。
　　 我在大埕时，听过一些故事。阿润兄家的长辈，有两个兄弟，一个勤做俭用，到头来，高成份，一个吃大烟，就好成份。我今天想来，我曾祖父毕竟年轻时见过世面，读过书。
　　 我出生时，我曾祖父已经过世了。我爸爸一提起曾祖父，会很自豪，又常说自己年幼时与曾祖的趣事。但讲的多的是怀念。说，他在韩山师范读书时，一日，梦见我曾祖拄根拐杖在门外，我爸爸急起床，望，追，自然不得，就哭。急坐车船回家，正是我曾祖过身不久。
　　 我以上讲的，大多是我爸爸清明上墓时在路上讲的。前些年，我们从大坑水库边过，看见好大一块岩石吃在坝上。我爸爸讲，那时，修水库，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岩石，就请村里有知识的老人来出意见，我曾祖柱着拐杖来了，就建议将大石砌在大堤里。现在看，真好。
　　
　　 三
　　 我二伯公在泰国，他给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和希望。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那时候，虽然没有开放，但泰国寄东西寄信来并没有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穿由机器织的花纹和颜色都很漂亮的毛衣。我二伯婆甚至还寄来连衣裙和高跟鞋。但是，她可能忘记，这是在中国农村，如果当时真敢穿，那马上会被人当街当面骂的。
　　 我二伯公，多在年节寄信寄钱来，每寄钱物，必念要敬父母，要买好东西拜我的曾祖父母。其他的，每当家里有大的事，如我爷爷生病，就会专门寄。我们家起新房子，也是。
　　 80年代后，大埕慢慢发展起来，开放起来，乡里有人开了厂，我二伯公就先是给了一笔钱，分给我爸爸三兄弟与堂伯伯几兄弟，要大家各自创业。我二伯公说，我们家从前就做生意，一个人总做田、讨海，没有出息，要创业发展。但是，那年，我小叔叔买了一辆拖拉机要搞运输，却出师不利，撞伤了人。我二伯公一方面委托来中国的人带了一万元来解决问题，不久，又给了一笔钱，要我爸爸与堂伯几兄弟集中办一个厂。
　　 这样，他就松了一口气，觉得侄子们生活可以保证。他转而做了一些善事。出资修缮公厅、高墘的护法老爷庙、陈氏宗祠。他修这些，要求人不要专门写他的名字。这可能是他青年时离开家乡，去南洋创业的夙愿。
　　 他当时出外。一是谋生，二是为家庭，三是为了家族的骄傲。
　　 为谋生，他在立足后就结婚，成家，慢慢稳定下来。我二伯婆是澄海人，有文化、有能力、身体好、心地好，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对我们一家人也很慈爱。为家庭，以上尽言，又另一事可见他的心。有一年，我二伯回大埕，早上，去海边，我爸爸急忙带了吃的东西跟去。聊天时，我爸爸无意间讲起我爷爷。说我爷爷在他去潮州读书时，没有手表，就说，等你二伯回来，就跟你买一块表。我二伯公听了很伤感，立即将自己手上的表给了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