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花儿，站在缝纫机旁，眼巴巴地看着陈姨忙乎。真希望那块红方格布料，立刻变成一件漂亮的衣裳。
　　 我们在盼年衣。
　　 陈姨是花儿的母亲，手巧，矿区孩子们的年衣大多她做。女孩儿的衣服，她尤其用心，年年想着法子变样式。她做蝴蝶领，女孩儿们就成了一只只翩飞的蝴蝶；她做灯笼袖，女孩儿们在风中跑就会鼓起两个灯笼；她镶金银线，女孩儿们就把丝丝阳光穿在了身上。她还用碎布给我和花儿拼成花手绢儿，或花书包。在那个荒远的高原戈壁矿区，陈姨引领着一种独特的时尚。后来很多年，我都有个做裁缝的梦想，可惜手笨心拙，最终了了。
　　 陈姨嗓门大，性格急躁。我见过她跟别的女人吵架的场景，她头发蓬乱，圆脸涨红，唾沫飞溅，激动时要扑向对方。旁边的人多次劝阻，结果她还是趁人不备，冲上去一头把对方顶倒在地，像一只发怒的母羊。
　　 做年衣的陈姨，面部柔和，神情专注，动作麻利。我和花儿看累了，玩一会儿，再时不时地跑过来问年衣啥时候能做好。她伏在金边已经磨损的“飞人”牌缝纫机上，总说快了，快了。问急了，抬头看到我俩直勾勾的眼神，就嗔笑道：“咦，这俩小妮儿，咋恁想穿新衣裳哩！”她的河南口音，抑扬有致，好听得很！
　　 “现在的孩子好幸福，我们那个时候莫得条件穿。”我母亲把头凑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粗声大气的川音，总是让火苗一蹿一蹿的，像我们急不可耐的心。
　　 花儿急切地问：“妈，我俩谁的衣服先做好？”
　　 “你俩还分谁啊，那么好，每年的衣裳都做得一模一样。等到以后一起嫁人，我给你俩每人做一件同样的大红衣裳，中不？”
　　 我俩互相对视了一下，齐声回答：“中！”嫁人，是个完全模糊的概念。脑子里跃然而出的是戏台上的新娘子，一定是那样的大红嫁衣，光彩夺目！
　　 看看我们一脸认真的样子，陈姨笑道，小丫头，不害臊。说完，她和母亲哈哈大笑，然后边干活，边热聊起了各自结婚时的情景，都遗憾没有穿过红嫁衣。
　　 “那会儿没饿死就不错了，谁还管穿啥。”陈姨脚不停地踏着缝纫机，手抹着布料上下滑动，机针“嗒嗒嗒”地轧出一条条整齐的线路。
　　 “对头，我们结婚时，他家布票不够，啷个办嘛，东拼西凑总算给我做了一套蓝色衣服。”母亲把锥子在头皮上刮了刮，然后左手抵着鞋底，右手把锥子用力往里攮。“后来又赶上了文革，不爱红装爱武装。不晓得小时候有没有穿过红衣服，哪个还记得！”
　　 陈姨忽然站起身，拿起那块红方格布料走过来，披在母亲身上。后退几步看了看，笑道：“你别说，红色还真衬人！咱们才三十来岁，还能穿。”
　　 母亲走到镜子前，朦胧的灯光下，眼睛闪烁着火花，亮亮的。她把布料取下来，又披在陈姨身上，歪头细视说：“好看！好看！”
　　 陈姨拢了拢短发，对着镜子，像个娇羞的新娘子，红着脸笑言：“孩子都大了，人家穿的都是绿灰蓝，我如果穿恁红的衣裳出门，还不得让矿里的娘儿们骂成狐狸精啊！”两个人笑成一团，又贴着耳朵说起悄悄话。
　　 屋里炉火正旺，热烘烘的。她们只穿了一件贴身內衣，身体饱满，脸颊绯红。身后的墙上挂着幅画，满树盛开的红腊梅，在摇曳的灯花里，像一个虚化却温暖的背景。
　　 在矿区，花儿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圆脸、俏眼、单眼皮儿，大人们说她长得俊。她是个野丫头，我也是。我俩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受宠、娇气、爱哭、臭美，而且玩游戏都喜欢耍赖皮。但是争完吵完，照样好得像一个人儿。
　　 我俩经常干些不同寻常的事儿，比如把家里的红缎子被面儿，偷偷地剪一绺绑在麻花辫梢；伙同小伙伴，黑夜提着马灯去戈壁滩追野骆驼；十岁那年的离家出走，让大人们半夜分头寻找……
　　 我和花儿几乎形影不离，扔沙包，跳皮筋儿，到学校后面的沙地里挖地道，最爱到鱼卡河滩去疯玩儿。鱼卡河滩夏天最美。清晨，东方莹白的雪山顶上先射出几缕阳光，不久，鱼卡河便铺满了金色的光亮。河滩上深褐的淤泥，幽绿的地耳，明黄的铃铛花，鲜红的枸杞果，降紫的沙柳树，都裹上了一层暖。
　　 那天中午，我们一帮女孩儿照例先洗手绢儿，晾晒在沙柳枝上，然后卷起裤腿，趟水。鱼卡河是雪山融水，水沁凉，我们把脚探进去准会发出尖叫。接着便玩过家家，花儿当妈妈，旁边一个黑乎乎的男孩儿跑过来要当爸爸。
　　 花儿一把推开他：“不行，你不能当！”
　　 “为啥我不能，你想让谁当？”男孩儿瞪着眼不解地问。
　　 “甭管是谁，反正不是你。”
　　 男孩儿气呼呼地踢了花儿一脚，转身就跑，待我们追上去，只剩一路灰尘。
　　 我和花儿跑累了，趴在河滩上，托着腮，对着西边重峦叠嶂的大山发呆。好一会儿，花儿突然问：“你说山那边是什么地方？”
　　 我思考了一下，以自己那点可怜的见识判断，可能是上海吧！
　　 “真的，俺家提包上印着上海呢，还有很高的楼，真想去看看啊！”花儿激动得一骨碌爬起来，坐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大山。
　　 也许不是上海呢，再说去那干啥呀？我有些惴惴不安。
　　 “不管是哪儿，肯定比这里好玩。三毛可以流浪，我俩也可以啊！等长大了，咱们再回来。”
　　 那我们长大还嫁人吗？
　　 “嫁，嫁个跟《上甘岭》里面一样厉害的英雄。”花儿一双俏眼儿里全是坚定。
　　 这个大胆的想法，终于在初秋时节成为现实。我们放学后没有回家，而是向西边的大山跑去。穿过大片的戈壁滩，到达山脚下。抬头看，夕阳欲坠，晚霞像一大块儿色彩艳丽的花布，挂在大山上。我们兴奋地往上爬，猜测山后不是上海，一定有个美丽的王国，说不准有个英俊的王子，长大了可以嫁给他呢！
　　 我们最终没有抵达王国，几年后相继离开了鱼卡石棉矿区。此后，我辗转各地，从西北到东南，到更远的海外。山外的世界之大，全然超出了我当年的想象。面对喧闹的俗世烟火，王国像个美丽的幻梦，永远停留在了大山彼端。
　　 花儿十五岁随同父母回到内地，大学没考上，二十岁出嫁。她没有嫁给英雄，也没有嫁给王子，而是死活要嫁给一个肉联厂的工人。陈姨拗不过她，只能答应。她寄来了照片，白色的婚纱，长长地拖在地上；黑色的卷发，洋气十足；眼睛上涂了青色的眼影，少了灵俏，多了妩媚。
　　 她没有穿大红嫁衣，我也没有。我坚持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用大众注目的传统的出嫁形式。父母说我读书读傻了，在他们不解和无奈的目光里，我素面朝天，跟着他上了长途客车。完全不像是出嫁，更像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私奔。那决绝的背影，在父母心中划过一道经久不愈的伤。
　　 不知何时，花儿和我失去了联系。在这个飞快的世界前行，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是天涯。我们像被时间追赶，终日仓皇地奔忙。可是，某些明月疏影的夜晚，那些潜伏在生命暗处的人和事，总会偷偷地浮上来，叶一样漂在记忆的河床。
　　 再联系上花儿是二十年后，得知她早已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在另一个中原小城生活。
　　 我急切地问，花儿，这些年过得好吗？电话里一时无声，莫名的空白，让我怀疑不小心碰到了挂机键。正准备仔细查看，话筒里忽地传来低低的抽泣声，带着努力压制后的颤抖。隔着遥远的距离，我却瞬时感受到一种切身的寒冷。
　　 我无言以复，此刻，等待和倾听或许是最好的安抚。她渐渐平静下来，告诉我，那个肉联厂的工人——第一任丈夫，好赌成性，两人离婚，儿子判给他。第二任丈夫，老实没本事，两人的儿子尚幼。平时经营了家小饭馆，生意一般，比较劳累。
　　 她缓缓地讲述着，语气中有种说不出的悲凉。那个午后，像一场欲下未下的雨，让人沉闷。
　　 其后，我打过几次电话，花儿都在饭馆忙碌，匆匆说几句便挂了。最后一次通话，她说因拆迁，饭馆要关门了，准备到别处去看看。
　　 翌年，春天来了，我想去看看花儿。不知何故，电话号码成了空号，这根努力接上的线又断了。我放下电话，茫然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花儿是一朵漂泊的流云，我再也抓不住她，就像我们无法掌控未知的命运。
　　
　　 二
　　 母亲打开旧木箱，轻轻地托出一方红绸缎，小心地拎起两角，抖开，铺在床上。
　　 红绸缎色泽温润，上面有淡淡的银色暗花，如疏影，横斜在清浅的月光里。我趴在床边，手按捺不住，想去摸。母亲不许。她说我每天在戈壁滩上玩儿，手毛糙糙的，会刮花绸缎。
　　 母亲斜坐在床沿，目光像绸缎一样柔和。她的手平日忙个不停，此刻，除了手指偶尔挑起滑落脸庞的短发，拢于耳后，多半安静地放在腿上。面对光滑细腻的红绸缎，这双手甚至有些羞涩。许久，她用手背轻轻地抚熨折痕，折㾗很快又恢复如初。她叹了口气，拎起两角，又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锁上。
　　 锁上箱子的母亲，转身之间，就仿佛从理想回到了现实。目光黯然，神情寡淡，眼角细纹里有几分难以言表的沧桑。似乎箱子里锁进的不是红绸缎，而是她曾经同样光鲜亮丽的年华。那双手也不再小心翼翼，继续麻利地洗衣、做饭、织毛衣、戴着顶针用力纳鞋底，生气时，依然屈起中指敲我们的脑壳。
　　 从有记忆开始，这样的场景出现过两三回。其余时间，那块红绸缎压在箱底，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秘密。有一次，母亲从箱子里拿东西，忘了上锁。我待她上班后，急忙掀开箱盖，里面放的都是家里的贵重物品。箱子挺大，十岁的我不得不把上半身栽进去，从角落里的一堆布料中找到它，拿出来，兴奋地蒙在头上，模仿戏台上新娘的红盖头。红绸缎水一样滑过脸颊，微凉。我还不尽兴，把它摊在床上，偷偷地顺着边儿剪了一溜儿，再对折剪开，分别绑在麻花辫梢，然后对着镜子臭美了半天。黑辫梢，红花结，最初的审美恐怕是从这儿开始的，以至于现在对黑红搭配都情有独钟。疯完，想想后怕，赶紧像母亲一样折好，放回原处。至于母亲什么时候发现了红绸缎的残缺，已全然没有印象。
　　 红绸缎，是父亲当兵时回家探亲，从重庆买来的，打算送给母亲做嫁衣。那个年月，买这个东西相当于奢侈品。按父亲的说法，他从商店进进出出两次，才最终下定决心买了它。倒不是小气，是因为穷，他当初入伍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每月的津贴，他存一小部分，其余的几乎都寄回家。尽管钱寄到爷爷手里，就像长了翅膀，飞到茶馆、饭馆、戏院里。
　　 父亲本来没啥文化（入学不到一年就辍学了），家里一贫如洗，按常理配不上母亲。母亲家住在县城边，外公做点小生意，家境尚可。母亲读过书，且读到高小。有一定的学识，心性就有点高，别人介绍的对象一概看不上。她与父亲的相遇纯属偶然，或者说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父亲在东北当兵的第四年，回家探亲。这时的他，已经在部队完成了人生巨大的蜕变：努力学习文化，从文盲成为学习标兵，身高增加了近十公分，面黄肌瘦的农家孩子逆袭为挺拔帅气的军人。某个普通的冬日，他戴着军帽，披着军大衣，浓眉朗目，身材高挑，赫然出现在川东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英气十足。简直像提前安排好的一折戏，母亲和她的婶子正好从对面走来，不早不晚，恰好看见了父亲。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父亲像一道光，霎时照亮了母亲十八岁的世界。
　　 我在懵懂的青春期，常对母亲一见钟情的爱情展开联想，并不断美化成了动态的电影画面：灰色的街道，黑瓦的房屋，穿梭的行人，随着父亲的出现，渐渐虚化成背景。父亲左手插在裤袋里，长长的军大衣右摆被风掀起，步伐矫健地走过来。距离越来越近，每一步都成了慢镜头，沉实有力地落在母亲心上。她不由地停下脚步，将风筝般飘飞的视线慌乱地收回来，面色绯红，心乱神迷。
　　 母亲的婶子颇有经验，一定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异样的光亮。也是巧了，父亲身旁跟着他的表哥，与母亲的婶子正好相识。于是，两入跨步上前，聊着聊着，就有意撮合这桩婚姻。
　　 父亲和母亲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尴尬地等着，但从两人热聊时瞟向他们的眼神中已察觉出端倪。父亲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母亲，中等个，微胖，圆脸，长相平常。父亲后来评价道：“城边住的人，跟山里人还是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大概是指气质端庄大方。这句评价成为母亲一生最骄傲的资本，并由此延伸出对父亲家境的屡次描述：“我第一次去你家，爬山累得脚杆酸。家里那个穷啊，被子都是借来的，后来才知道，连张完整的棉花絮都莫得！”母亲的语气里说不出是嘲弄还是同情，言外之意，下嫁给父亲，是她作为城边人的不凡之举。
　　 母亲的这种优越感，造成她后来常常保持家里的强势地位。我很为父亲抱不平，觉得他当年若不是家徒四壁，人穷志短，绝不会看上母亲。后来，父亲告诉我，奶奶病重时想喝口糖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母亲那时还没过门，却毫不犹豫拿出仅有的钱买来蔗糖，再化成糖水，一口一口地喂奶奶。父亲还在部队，回来后听说此事，就下定决心非母亲不娶。
　　 两年后，父母结婚。刚经历过大饥荒，自然一切从简。婚期到了，又赶上奶奶病危。父亲从部队攒的钱不多，外婆明事理，只让母亲买了几尺布，做了一身衣裤，就算数了。结果奶奶头天去世，父母第二天结婚，红白喜事一起办，是不能穿大红大绿的。母亲身着蓝底碎花棉袄，父亲穿着绿色军大衣，在一种悲喜交织的心情里完婚。那块红绸缎自然没用上，母亲想必无数次畅想过身穿红嫁衣的喜庆场面，可惜不能如愿。我上高中时，她亲手给我缝制过一件杏色缎子罩衣，立领、盘扣，很是精致！想来，这也是她一个未了的情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