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父亲继续回到部队，希望母亲能照顾好家，尤其是他的弟弟妹妹。易家腊肉饭一样肥滋滋的生活只属于曾经，现在的家，瘦得像个空荡荡的骨头架子。母亲一心想改变贫穷的状况，而且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不小的事业。她操持家务，养猪养鸡，精管农田，把父亲寄来的钱妥帖安排。
　　 家里慢慢有了起色，好不容易日子能熬出了二两油。但她忽视了一个问题，父亲每月寄来的钱，原本一直由爷爷领取。母亲知道他不顾家，就主动要求管理，并把每分钱的出入都记帐，让爷爷过目。原以为爷爷理解她的做法，然后同心协力为易家的繁荣发展而奋斗。刚开始还相安无事，时间一长，爷爷到县城泡茶馆、戏院的瘾又犯了，半辈子的习惯咋可能说丢就丢呢！可他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问儿媳妇要，就只能又偷偷地卖粮食。从某个角度看，爷爷在农事之余，还不忘追求精神享受，绝对具有不同一般的文艺特质。我身上那点所谓的文艺气息，大概源自于他的遗传。
　　 母亲不能容忍爷爷的做法，也绝不像奶奶那样忍气吞声。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写信向父亲告状。爷爷好歹也是一家之主，哪受过这种管制，结果可想而知，两人虽不明吵，但暗战不断。母亲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有欺老霸权之嫌。她气性大，索性消极怠工，没事去打牌、聊天，和爷爷的关系也更为紧张。父亲回来做过调解，效果甚微。之后，母亲有了身孕，就隔三差五地回娘家住。至此，她对易家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拯救，彻底破灭。
　　 父亲结束了七年的当兵生涯，本来可以回到县城当武装部长，可他不愿拘泥于小地方，在母亲的鼓励下，选择到青藏高原工作。母亲也要跟随，可各方面条件不允许。一次与爷爷矛盾激化后，她毅然决定抱着还没满月的大哥，千里寻夫。所有的亲戚朋友劝阻，都无法改变母亲的执念。这次绝决地离开，简直有几分悲壮的意味。
　　 母亲舟车劳顿，一路辗转，途经浩淼的长江、平坦的中原、雄浑的黄河、广袤的草原、无垠的戈壁，离故乡越来越远，如同到了天边。当她抱着孩子伫立在最后的目的地——柴达木，冰冷的雪山，静默的戈壁，干黄的灌木，缓缓行走的骆驼和午后阳光下寂寞的影子，酝酿出某些不可言说的感伤情绪。一阵风吹来，沙粒入了眼，也入了心，把母亲的后半生时常硌得生痛。
　　 她从家乡随身携带来的物品不多，竟然有那块红绸缎。不过，当时流行的是绿、灰、蓝，它只能又被压在箱底。
　　 其后，随着父母工作调动，家里多次搬迁，红绸缎始终都在，当然还有父亲的军大衣。从实用价值看，军大衣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它不再专属于父亲，而是与我们的童年有着温暖的情感联系。西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兄妹几个在外面玩耍，冻得手脚发麻。带着一身寒气冲回家，先钻进军大衣，裹住全身，快速取暖。争抢是常有的事儿，哥哥基本相让，主要发生在我和弟弟之间。有时拽过来，扯过去，大声争吵。父亲烦了，拿过大衣，把我俩套进去，一人一半。我俩分别将一只手伸进衣袖，另一只手继续打来闹去。生病时最开心，三分病装成八分，故作痛苦状，然后裹着厚实的军大衣坐在床上，心花怒放地吃母亲煮的红糖鸡蛋。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军大衣也渐渐褪了颜色、残破不堪。总有一些东西会遗失在成长的路上，但军大衣上淡淡的烟草味和那些遥远的时光，却历久弥新！
　　 母亲再次从箱底托出那块红绸缎时，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说洗一下，给我做件中式婚服。我那时满脑子新思想，崇尚没有仪式的婚礼，又觉得这花色太俗艳，断然拒绝。母亲叹了口气，拎起红绸缎的两角，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
　　 后来我调到南方工作，父母退休后也跟随而来。离开时，他们把家里的许多东西或卖或送，重要的打包邮寄。我整理邮寄过来的物品时，蓦然发现那块红绸缎，叠得方方正正，外面包着一块柔软的棉布。我笑着说，这东西还留着啊，老古董了！母亲拢拢花白的头发，幽幽地说道：“几十年了，舍不得！”
　　 我只好将它束之高阁，一晃又是二十年。于母亲而言，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她的小妹、大哥、母亲、小弟先后去世，大儿子下岗，二儿子离婚。生活像是遭遇了一场场泥石流，她不得不继续用那双衰老的手收拾残局，打理日子。直到疾病缠身，倒在病榻，失去语言和行动能力。这双手照顾过孙儿，搬过货物，端过餐盘，记过一笔一笔的帐。那块红绸缎，却再也没有触碰过，俨然被遗忘在时间的角落。
　　 今年房屋重新装修，我处理物品，又看到那块红绸缎，皱皱巴巴地挤在一堆旧衣物间。打开来，它散发着浓浓的霉味儿。柔和的灯光下，色泽暗淡。
　　 忽然，眼一热，心一暖。我轻轻地抚摸着红绸缎，羽毛一样轻柔的声音，仿佛那些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