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姐是“圆梦舞蹈队”里跳得最好的一个，但她却不是这个舞蹈队最早的成员。舞蹈队是自发性的组织，大家为兴趣而来，因兴趣而聚，讲究的是众生平等，讲究的是水平实力，绝不论资排辈。谁跳得好，大家看在眼里，时间久了，队员们心服口服，自然而然就会被推举为领舞。霞姐就是这样坐上“圆梦舞蹈队”领舞这把交椅的。
　　 霞姐是外地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没有一点口音，谁也听不出她是哪里人。霞姐是跟着儿子来到翡丽镇的。霞姐的儿子是大学毕业后跟着女朋友来到翡丽镇的，在一家银行工作。霞姐的亲家一家是土生土长的翡丽镇人，老两口除了霞姐儿媳这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在很远的南方某城市工作。霞姐来翡丽镇是为了照顾不满两岁的孙子，因为亲家老两口也是去南方照顾自己的孙子去了。可谓两相奔波，各为其孙吧。
　　 霞姐中等身材，微胖，皮肤白皙，眉目清秀，尽管岁月的沧桑在她美丽的脸庞上刻下了无情的印记，但丝毫也不能遮掩她与生俱来的美。年近六十的霞姐精神矍铄，为人谦和，落落大方，性格开朗，亲和力极强，“圆梦舞蹈队”的队员们都很喜欢接近她。“圆梦舞蹈队”的“领地”在翡丽镇中心广场，早晚两场热舞。早场伴着太阳升起，晚场和着日暮挥洒。遗憾的是霞姐每天只能参加日暮这一场，早晨她要做好早点，安顿儿子儿媳上班，要照顾宝贝孙子。只有到了晚上，儿子儿媳下班后，她才得以解放。
　　 我和霞姐的熟识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那天日暮，天气闷热，我们“圆梦舞蹈队”照例按时开始了晚场。正当我们热舞正酣之际，几道闪电突然划破夜空，紧接着惊雷阵阵，带着土腥味的雨滴稀稀拉拉地砸了下来，广场的舞者以及纳凉的人们迅速开始撤离。我看看时间尚早，和三个要好的舞友提议请霞姐到就近的烧烤店小坐一会儿，霞姐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那天我们吃着烧烤，喝着啤酒饮料，谈天说地，一直到雨停了才余兴未消地各自回家。席间，我说：“我们一天霞姐霞姐地叫，还不知道霞姐的尊姓大名呢。”
　　 霞姐淡淡地笑了一下说：“我有两个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霞，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叫我小霞，现在老了，人们叫我霞姐。看样子你们都应该比我小一点，也就叫我霞姐好了。”但她最终也没有透露她的真名实姓。我们四个本地人彼此尴尬地使了个眼神，便识趣地转移了话题。但我的心里却就此闪过了一丝阴霾。
　　 因为这次简单的聚餐，我们几个和霞姐成了好朋友。临散席的时候我们借着酒劲儿，约定每人轮流坐庄一顿，吃什么是其次，主要是每个人做东的时候都要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我们四人是本地人，率先做东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霞姐是外地人，自然也是客人，我们不想让她请客，提议最后一顿我们四人一起请霞姐。但霞姐死活不同意，她说那样我们就把她当外人了。无奈，我们只好依了她。但就是这个小小的约定，却带我们走进了霞姐悲催传奇的人生旅程。
　　 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四个本地人都依次履行了当初的约定，每个人做了东，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故事中不乏平时难以启齿的隐私。有分享，有倾诉，有发泄，有悔恨，也有憧憬，真可谓苦辣酸甜，人生百味。人之相与，贵在交心。通过一次次掏心掏肺的讲述，我们彼此都打开了心扉，霞姐也渐渐消除了外来人应有的戒备，主动约好了时间要讲一讲她的人生故事。
　　 记的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周末，夜幕下的翡丽小镇已开始有了一些凉意，我们来到了一个灯光旖旎、环境优雅的酒吧。前几次宴席，霞姐都是只喝饮料，滴酒不沾。我们都很奇怪她做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酒吧。那天霞姐真的喝了不少酒，她借着酒劲儿，给我们讲诉了她传奇坎坷的人生经历。
　　 一九六四年春天，解放军的一支农垦部队进驻了东北平原西部胜利屯这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由于远离城市，人口较少，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很适合屯垦。霞姐的姥爷周二仁就住在胜利屯的东头，再往东就是屯垦部队的营房了。村子东头的人家和部队共用一口井，那时候军民关系非常好，战士们经常给劳力少的老乡家里挑水。
　　 周二仁老两口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都已在本村成家分门另过了，住在村子中间，大女儿嫁到离胜利屯二十多里的幸福屯，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只有小女儿惠萍那年十九岁，还未找婆家。惠萍聪明伶俐，人也长得漂亮，提亲的人自然不少。但她心气很高，介绍的十里八村的那些小伙子她都没看上眼。屯垦部队的姚排长二十五六岁，人特别精明能干，浓眉大眼，是部队的美男子。由于老周家没有年轻的男劳力，姚排长经常领着小战士给他家里挑水，一来二往他和老周家三口走得都非常熟了。但老周两口子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小女儿惠萍和姚排长偷偷地暗恋了。
　　 这一年的夏天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热恋的程度了，晚上他们经常到村外的树林里约会。按道理年轻男女彼此喜欢、搞对象也是很正常的事，可偏偏姚排长三年前在山东老家已经娶妻生子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年中秋节刚过姚排长部队的领导就收到了匿名的举报信，举报他和惠萍乱搞男女关系。
　　 一天晚上部队领导突击检查营房，姚排长不在，领导问战士们姚排长去哪儿了，战士们都说不知道。但从他们挤眉弄眼的表情上，领导已经明白姚排长肯定又到村外约会去了。第二天部队开大会作出了对姚排长的处分决定：责令其和女方断绝关系；留党察看一年；从排级降为副排级，由上级部队首长协调调离所在部队。一个星期后姚排长离开了胜利屯的部队，据说调到了四川。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老周两口子把小女儿关在家里大骂了好几天，惠萍整天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一天中午，她趁父母午休拿了一根绳子跑的村口的一颗大树上上吊了，幸亏一位村民及时发现并把她救了下来。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又躺在了自己的家里，父母、两个哥哥都守在她的身边，母亲老泪纵横，呼天抢地喊着惠萍的名字。毕竟是骨肉亲情，惠萍苏醒后父母、哥哥再没有责怪一句，众人又好言相劝了一番。但从此惠萍再也没走出自家院子一步，她怀孕了，肚子里有了她和姚排长的孩子，已经快四个月了。
　　 母亲看着小女儿日渐隆起的肚子，惆怅万分，月份大了又没法流产。一家人几经商量，实在没有好的办法，只好严密封锁消息，等到足月了把孩子生下来送人了事。
　　 第二年春寒料峭的时候，一个女婴悄悄的在周家降生了。快生的时候惠萍的姐姐惠云来到娘家和母亲一直精心照料着可怜的妹妹。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惠萍产后出血，晚上就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惠萍把姐姐叫到身边，告诉她孩子的名字姚排长给起好了，叫姚彩霞。惠萍离世后倔强的姐姐惠云郑重告诉父母和哥哥弟弟，这个孩子她要了，她一定要把孩子拉扯成人，以后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她就有什么，决不让她受半点委屈。惠云决心要把妹妹这点儿血脉传承下来，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妹妹的那份手足之情。
　　 一家人简单地料理完惠萍的后事，姐姐惠云就抱着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丈夫郑拥军一脸不悦，抱怨说自己已经三个孩子，又抱回来一个，将来怎么养活得了？惠云斩钉截铁第说：这个孩子你必须接受，要不然咱们就离了婚，我养活她。丈夫无奈，一万个不痛快地勉强答应了。惠云没有告诉丈夫孩子的真实名字，又跟着自己的孩子取名叫郑艳霞。可惠云一直亲切地叫孩子小霞。从此郑拥军和周惠云就成了孩子的亲爹妈。
　　 一年以后惠云又生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也是个女孩，取名艳蓉。至此惠云夫妇一共养育着五个孩子。那个年代不搞计划生育，多数人家都有五六个孩子，有的甚至更多。惠云的两个儿子大，三个女儿小。小霞的姐姐比她大三岁，妹妹比她小一岁。一家人平静地生活着。惠云把对妹妹的全部亲情都转移到了小霞身上。小霞记得母亲总是趁着哥哥姐姐妹妹不在的时候偷偷地给小霞衣兜里塞一些糖果小吃，小霞经常享受着母亲对自己的偏爱。从小到大，妈妈没舍得骂自己一句。可父亲却大不一样，虽然没有打骂过她，但在小霞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没抱过自己，总是对自己不冷不热的，和对姐姐妹妹明显不一样。小霞感到母亲偏亲自己，父亲偏亲其他几个。不过在这个家里，有母亲的偏亲就足够了。她和别的孩子一样的玩耍、一样的上学，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有时候母亲还能偷偷给自己一些好吃的，她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日月如梭，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该娶的娶、该嫁的嫁，家里只剩下小霞和妹妹两个还在读书，俩人的学习都不错。一九八一年小霞从乡初中考上了县高中，她的学习更加努力了。第二年，高一放了暑假就是农忙季节，小霞白天和父母妹妹一起到地里劳作，晚上还要抽时间学习一会儿。快开学的时候家里来了妹妹被县高中录取的通知书，小霞满心欢喜地准备开学后领着妹妹一起到县城读高中。可就在妹妹接到通知书后，父母就背着她们姐妹俩开始争吵，见到她们就有意停下来回避。一连几天，两口子都是这样不停地争吵，有她们姐妹俩在的时候就相互板着脸默不作声，谁也不拿正眼看对方一眼。姐妹俩也不便去问，但小霞似乎感到一点儿不详的预兆。
　　 终于有一天，眉头紧锁的父亲把姐妹俩叫到身边，当着母亲的面开口了，其实这话是说给小霞听的：“艳蓉也考上县里的高中了，按理说这是个高兴事儿，姐妹俩都到县城念高中是咱们家的荣光，可一是姐妹俩一起开学，家里一时也凑不齐学费；二是家里缺劳力，你们俩上学一走就剩我们老两口了，地里的活儿还挺多，爹又有坐骨神经痛的老病······”父亲顿了顿，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小霞，爹知道你学习好，是个念书的料，可你也要理解爹的难处啊！爹也供了你这么多年的书了，高中就算没念完，但也算上过了。你妹妹毕竟还没进过高中的门呢，爹供你们俩确实是有心无力呀！小霞，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现在都十八了，更能明白事理了，你把这个上学的机会就让给妹妹吧！？”
　　 小霞听了父亲的话，两行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低头不语。家里的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过了好半天，小霞低声说道：“爹，我听你的。”
　　 “别听你爹的，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一起念！”
　　 “你这是气话嘛，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家里就折腾空了，砸了锅卖了铁，咱们一家人以后就喝西北风呀？”
　　 妹妹懂事地含泪说道：“让二姐继续念吧，我和爹妈在家劳动。”
　　 “你还小，拿轻抗重哪能行呢？”父亲说。
　　 母亲叹息着流下了为难的泪水。小霞擦了擦泪水抚摸着妹妹的头说：“爹、妈、艳蓉不要争了，让妹妹念吧！我大了，劳动我能行。”
　　 ······
　　 就这样小霞结束了自己的读书生涯。此后的两年里，小霞咬着牙承担起家里所有的重活儿累活儿。到了秋天更是早出晚归，忙里忙外。可小霞有个毛病，就是草籽儿过敏。秋天农田里干活儿免不了接触草籽儿，一接触草籽儿她的眼皮肿得像发面的馒头，又痒又疼，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母亲心痛她，让她少做点儿。她说：不累，我年轻，能行。母亲每天晚上都烧了水给她热敷，第二天早上明显好多了，可晚上从地里回来又是老样子。母亲一边用热毛巾给小霞热敷，一边感慨地说：“宝贝女儿呀，你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日复一日，小霞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麻木着自己的神经，尽量不让自己有闲暇的时间去思考。
　　 两年的艰苦劳动让小霞变得更加成熟了，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她的美，她变得更加亭亭玉立了，本村外村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她都婉言回绝了。不是这些门当户对的小伙子她都入不了她的眼，而是她另有想法。两年农村的艰苦劳作她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这样的生活根本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如果她再嫁到一个农村的家庭，这样的苦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她知道女人一生有两次重大选择：一次是出生，这由不得自己；二是嫁人，嫁好了，也能改变命运。她要通过嫁人走出农村，走出这无休止的面朝黑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父母亲也看出了她的心思，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城乡观念那么强时代里，一个农村姑娘找一个城里的小伙子谈何容易。如果城里哪一个小伙子要从农村找对象，肯定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否则，几乎是不可能。
　　 小霞二十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在城里的一个远亲来到家里，说县城郊外的国营鹿场有一个开货车的司机叫蔡海平，今年二十五岁，去年春天离了婚。这个小伙子有个坏毛病，单位不忙时候总是跑出去喝酒，酒后爱和人打架。和外人打，回家和媳妇也打。有一回跑到岳父家和岳父打了一架，从此媳妇领着两岁的女儿回了娘家。没几天，法院传唤了蔡海平，媳妇坚决不服从调解，半个月后，法院判决离婚，孩子归女方抚养，蔡海平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抚养费交给女方。因为这个小伙子有了这样的名声，快两年了也没再找到一个。就这么个情况，让小霞父母一家考虑考虑，几天后给个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