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白杨坪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太平天国进军湖南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举办团练。后来组建起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地主武装团练——湘军。咸丰四年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出省作战，为清政府收复失地。为了强化镇压力量，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咸丰十年（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攻占安庆，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媚外残民，受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病死南京。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他曾鼓吹并推进洋务运动，主张对外坚守“以羁縻为上”；对内修明政事，急求贤才，引进西方的军事和技术。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荣誉评定：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特长：敦品厉行、谋勇兼具。
　　 最得意的事：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倡导洋务运动。
　　 遗产：《曾文正公全集》
　　 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评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实质上，他们斗争的真正动机是出于“义愤”，即要捍卫孔孟之道，建立尧舜之邦，实现平生理想。在大清国看来，他们都是忠臣，是栋梁，是“中兴名臣”，但他们对大清国是有隔阂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满人与汉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
　　
　　 他们是当时的忠臣，而在封建时代，忠君与爱国是同义语。你不能指责他们顽固，也不能指责他们反动，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符合当时的道德与文化体系的，也是完全符合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价值观念的，谁也没有资格指责他们。
　　 --编者题记
　　
　　 诤谏之臣：为权贵侧目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几乎可以用“平步青云”来形容，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但也由于他的年轻气盛，招致了朝中权贵的侧目。
　　 结识穆彰阿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如果把曾国藩比作“千里马”的话，那穆彰阿便是“伯乐”。穆彰阿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势显赫一时，“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真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当时号曰“穆党”。曾国藩会考中试，主考官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穆赏识曾的才干，曾对穆也非常恭敬，时相往来，穆很关照他。
　　 晚上，穆向曾询问皇上召见情况，曾国藩说：“我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未见人来传呼，只好回来。”穆又问：“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曾答不上来，穆怅然说：“机缘可惜。”曾国藩很乖巧，立即起身，向穆倒地一拜，说：“愚生不才，求恩师指点。”穆思索半天，召来仆人说：“赶快将四百两银子送给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秉烛代录，此金作为报酬。”太监将壁上的历朝圣训抄录出来，曾国藩连夜细读，背得滚瓜烂熟。次日圣上召见，奏对称旨，龙心大悦。皇帝对穆说：“汝说曾某遇事留心，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从此，曾国藩青云直上。184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在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寒门”儒生，骤升二品京官的高位，升迁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觉意外。他写信对他祖父说：“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升擢不次惶悚实深。”又不无得意地对他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而得内阁学士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曾国藩对穆彰阿更是感恩戴德，他深有体会地说：个人想要做点事，除了机遇之外，还要有贵人相助。”
　　 过了两年，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左右侍郎与尚书同为一部负责官员，曾国藩对朝廷正式负有实际责任了。他在家书中说：“从前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几乎刻无暇晷。”从此，曾国藩正式参议朝政大事，开始了自己的执政生涯。
　　 诤谏之臣
　　 1850年初，道光帝病逝，咸丰帝即位。即位后，他就道光遗命四条中“无庸郊配，无庸庙”二条交臣工详议。曾国藩陈《遵议大礼疏》，咸丰帝批示“颇有是处”，并于宫中召见他。曾国藩详细对策，颇得咸丰嘉许。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非常震怒，四处调兵，打算把太平天国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但由于将帅失和，清军一触即溃。曾国藩上了一折，指出国家有两大病患，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建议裁汰5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奏折送上去后咸丰帝批示“知道了”，曾国藩不明白咸丰到底同意与否。4月26日，曾国藩以诤谏之臣的姿态再上一疏，措辞直指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弊，一是苛于小节，疏于大计；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年轻的咸丰阅后大叫“狂悖!”,“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只是因为军机大臣祁藻和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季芝昌为之苦苦求情说：“此门生素有愚直，惟皇上幸而赦之。”于是咸丰忙道：“曾国藩条陈一折，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今若治罪于他，反招致朝臣议论。”于是，仍优诏褒答。由于曾国藩“好直谏议事”，所以遭到权贵的侧目，处境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
　　 经历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感前途渺茫。从此以后，曾国藩也锋芒锐减，再不敢在奏折中指责皇帝，对其大政方针表示不满了。一个月后他在一本奏折中说：“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颇有忏悔之意。
　　 1852年7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他于8月9日出京，9月7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得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取道黄梅至九江，随后溯长江西上至武昌，因太平军攻打长沙，曾国藩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10月6日抵家，从而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乡居生活。
　　 再度出山：凭湘军起家
　　 要说曾国藩真正的作为，还得从创建湘军后算起。曾氏在有了湘军这张“王牌”以后，才开创了新的势力范围；湘军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崛起，也为曾国藩的伟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组建湘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起义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随即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
　　 然而此时清朝的主要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衰败不堪。清政府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果纷纷溃败。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一片慌乱，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装力量来协助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清政府便令两湖督抚劝谕地方士绅兴办团练。此时，曾国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制。这年10月，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上谕，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随即启程赶赴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曾国藩认为集中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是当务之急。但咸丰帝并没有让他募勇练兵，建立军队。为此，他在“团练”二字上大做文章，把本来并无二致的一个名词，“谬加区别”，一分为二，一则称“团”，一则称“练”，反复强调“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说：“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团练大臣曾国藩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另搞一套，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清代的八旗兵是父子兄弟相承袭的世兵制，绿营也常常将子弟作为随军余丁，一起习武，待有余缺，即以子代父，以弟代兄。而湘军则实行勇由将招的招募制。
　　 曾国藩反复强调要在原籍招募兵丁，他看重的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遇有社会变乱，便以“保卫桑梓”“守望相助”相号召，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种向心力，被束缚的农民就成为最天然最合适的兵员材料。曾国藩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极力主张在原籍招募兵丁，即使后来出省作战，也仍然由统兵将官回籍招募。
　　 一支军队从组建到具有较大的战斗力，总是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此外，还需要有严格的军规军纪。曾国藩是深知这些建军要素的，他针对绿营人心涣散、军纪松弛、军法虚设的局面，亲手制订了一整套营规和营制，以便于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强化宗法关系相表里。
　　 曾国藩在湘军成立之初，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技、一触即溃的弊病。因此，他特别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劲旅，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把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曾国藩终于搞起一支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从此，曾国藩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集团。以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为首的军事帅才在湖南、江西、浙江等一带互相呼应，开创了新的势力范围。曾国藩也从此令人刮目相看。
　　 首战失利
　　 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获全胜，烧毁清军兵营11座，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湖广总督吴文熔投水而死。咸丰帝得报，急令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顺江而下，直达武汉。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兵弁17000余人，浩浩荡荡，挥师北上。临行之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的檄文，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号召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保卫“圣道”，一同镇压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
　　 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随即开始了西征。西征军在再度攻克汉口、汉阳后，分军进攻湖南。1854年2月27日占领岳州，连下湘阴、靖港、宁乡，形成长驱直入的形势,前锋距湖南省城长沙仅有六七十里，长沙城内一片慌乱。曾国藩派塔齐布、周凤山、杨载福分率水陆湘军沿湘江北上迎击。太平军见湘军来势汹汹，便退出岳州，撤往湖北。后遇自汉阳西上的林绍璋部援军，两军会合后再次南下，杀向湖南。湘军占领岳州后，塔齐布、周凤山乘势进占湖北通城。4月4日，王鑫部与太平军交战于羊楼司，大败，逃回岳州。4月7日，太平军攻城，王鑫缒城而出，曾国藩率部退守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占岳州、靖港、宁乡，前锋攻克湘潭，形成对长沙的钳形攻势。
　　 曾国藩虽然吃了败仗，但湘军主力并没有受损。为了冲破包围，曾国藩于25日先派塔齐布率陆军对湘潭太平军猛攻，随后又派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率水师五营驰援。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冲溃由民船组成的太平军水营，经过7天激战，攻陷湘潭。军另一路由曾国藩率领，于28日攻打靖港。由于太平军炮轰舟逼，又遇西南风发，水流过急，
　　 湘军战船不能停泊，中炮起火，四处逃窜，五营水兵尽遭歼灭。陆军见状也夺浮桥纷纷溃逃。曾国藩执剑督阵，并树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旗者斩”，士卒皆绕旗狂奔。曾国藩过去曾多次讥笑清朝绿营兵不能打仗，现在看到自己训练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感到无脸见江东父老，一气之下，跳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好被随员救起逃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