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记得哪个哲人说过：人生是由无数偶然组成的，早上出门，向左走，可能踩到狗屎。向右走，也许捡到金子，偶尔发生的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以前我不信这个邪，但经历几回命运的毒打后，才完全信了。
　　 24岁，人们说这是本命年，要穿红内裤。我请几个哥们吃饭，他们合伙送了几条给我，我很嫌弃，将它们扔在衣柜的最内层，看都不想看见。24岁那年无病无灾地过去了，什么坏事也没发生，当然也没什么好事值得铭记，平平淡淡地过了。后来，我总跟哥们说，什么红内裤，都是骗人的，是那些做生意的，想出来的噱头。
　　 28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忽然想吃我妈做的饭菜，揪心般地想。其实，她做不出什么好菜来，只会在我回家的时候，给我打散两个鸡蛋，舀一大瓢水放在锅里煮，临出锅前，撒上一些葱花，热气腾腾地端给我。有时候会多做一个菜，她把夏天晒干的空心菜用水泡开，加上青辣椒炒着，炒出来，混着一股太阳的味道，就着这两个菜，我能吞下两碗饭。
　　 那天出来的时候，就有点晚了。我骑着电动车，才走到一半的路程，天就全黑了。我心里生出些后悔，觉得不该出来，加上天又下雨，能见度极低，心里一度想折回去，但鸡蛋汤的味道总在我鼻子边晃荡，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前开。
　　 那段时间我过得不好。我所在的医院，效益不好，已经有两个月没发工资了。其实医院没钱，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老院长退休后，每一个新来的院长，都说医院没钱。没钱就改革，改来改去，医生们越来越穷。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了，院长们两手一摊，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两手空空的医生们，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我的口袋里也没什么钱，所以，那段时间，我去我妈那里蹭饭比较勤快。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为了蹭饭，就想坐在老家的门口，坐那么一会儿，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精神似乎也能轻松起来。
　　 那天出门的时候，同事们劝我，天气不好，别回去了。去我妈那里，有一段路比较黑，也没安路灯，但只有短短500米的样子。我没听劝，依旧是回去了。
　　 我在我妈那里吃了晚饭，稍微坐了一会，外面是真黑，比平常的夜晚都黑。雨也没停过，时大时小，等雨小的那会，我骑着电动车出门了。走了一半的路程，是真的看不太清楚，到处都是黑黝黝的，我凭着感觉往前骑。开着开着，车子突然摔在地上，我听见自己内心有个声音说：“终于是出事了。”
　　 我在地上趴了一阵，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才发现是有人将一辆摩托车放在路肩上，我没看到，直接将那摩托车撞倒了。我发现我起不来了，挣扎着拿手机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紧急拍片后，说是腰椎骨折了。我想完了，躺床上三个月是跑不了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移动，腰部一阵阵钝痛。三五个医生，轮番上阵，劝着我做手术。我仗着自己能拉尿，能解大便，脚指头能动，就和医生硬扛。医生终于也是失去了耐心，觉得我这个人油盐不进，是说不动了，就随着我去了，也不怎么来查房，就让我躺在那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三个月后，我终于是能自己起床，上厕所了，但身体总是有些不适。每晚每晚睡不着，头晕得厉害，脸色苍白，脚步虚浮。一时间，内外科检查做了一遍，也没查出个名堂来，医生束手无策。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爱哭泣，不能谈论我的病，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脑海中总是幻想着怎么去死。作为医生，我为自己设计了好几种死法，每一种都可以不露痕迹，像是自然死亡。慢慢地，我开始不能行走，腿和脚明明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走路，一走路，就好像要摔倒，但一直没摔过。哥们叫我去吃饭，我去不了，他们一人架我一个胳膊，我才勉强走到饭店。他们看着我，我看着自己，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妈每天琢磨我的病。有一天，她觉得自己突然想通了，她认为我是被吓了。她带着走路不便的我，找到我们村的一个老神棍，让他看看。老神棍翻开我的眼皮，对着我的眼白，上下左右地看。看了一阵，说是我枉死鬼缠身，还好身体壮，那枉死鬼才没有得逞，我才保了一条命下来。说着，拿起三根香，对着一碗水，不停地念叨，念了一阵，叫我把那碗水喝了下去。如此三次后，我依旧每天晚上睡不着，依旧想哭，依旧想杀死自己，依旧走路不稳。
　　 也不知道是哪天起，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光，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有了这个想法，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一样，我去找精神科医生看病。刚升上来的年轻的精神科主任，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还是给我做了一个心理的评估。做完之后，他小心地对我说：“是焦虑症，要不要吃点药？”
　　 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马上同意吃药。年轻的主任大约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利地答应吃药，在他看来，许多人一听到精神方面的疾患，首先想到的是拒绝。可他不知道，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若是医生说，吃屎能治我的病，我也会去吃大便。
　　 药吃下去，很快奏效。慢慢地，那些胡思乱想就在脑子里消失了，和它们出现的时候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的。一年多之后，我又恢复到以前，但工作是回不去了。我请假的那段，有人顶了我的岗，医院以我精神有问题为由，将我从外科发配到药剂科。我不肯去，到院办去闹，闹来闹去，也没结果。顶我岗的那个人，私下给了我两万块钱，说是补偿，并且说，我去闹也没用，千万别把精神问题又闹出来，得不偿失。
　　 我去了药剂科，那里全由老头老太们组成。我去了，马上拉低了他们的平均年龄。他们对我的到来，也是非常欢迎，药剂科那些庞大的箱子，终于有人搬得动了。我跟主任说，我的腰椎受过伤，医生嘱咐过，不能用力，不能抬重物。主任戴着老花眼镜，他的双眼从镜片后射向我，看了一阵，说：“又来个没用的，老黄总是将废物塞到我们科室。”老黄是医务科主任。
　　 药剂科每天的工作很闲。无聊的时候，我会想想，要是没有当年摔的那一跤，就没有后面的事，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人生没有答案。
　　
　　 二
　　 医院又换了新的领导，很年轻，听说在国外留过学，学习过先进的管理经验。至于是什么经验，他在会上讲过许多回，我一次也没听明白。我问科室的老主任，他也没听懂。一大堆名词，音译汉，拗口难懂，还有什么5W管理，说是要把我们医院建设成双一流医院。新领导去找上面，贷了一些钱，用于医院搞建设，马上有推土机来，将旧房子夷为平地，只将一些仪器搬了出来。我们龟缩在当年日本鬼子侵华时建的房子里头上班，夏天没空调，冬天没暖气，都靠身体硬扛。冬天实在太冷，老主任向医院申请了一个煤炉子，我们又过上烧藕煤的日子，上一天班下来，鼻孔都是黑的。
　　 医院大楼建到一半，资金链断了，在建的大楼，一下子烂尾了。工程草草收场，施工人员在烂尾楼上铺一层绿色网膜，就带着工具跑了，只剩下漫天的垃圾和那座只能当垃圾的大楼。大楼像一头怪兽，静静地立在原地，张着嘴望着我们来来去去。我们依旧躲在旧楼房里上班，病人跑了一半，医院里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另谋高就了，剩下些老弱残兵。
　　 资金链一断，新领导就跑了，据说去外地一家医院当院长去了。他上面的靠山，三个月前被查了，进了监狱，这辈子只怕是难得出来了。不过，据说那靠山也不难过，他的儿女都去了国外，只剩他一个人在国内。本来他也想跑，出海关时候，被拦住了，没走成。
　　 一时半会，我们医院也没人来接手，副院长当正院长用，可他什么事都干不成。医院的账上不但没钱，还欠银行一个亿，职工半年没发工资，一个个饿得嗷嗷直叫。副院长只得进行改革，几个科室合并，做出特色科室来，能挣多少算多少，先发点工资，以解燃眉之急。
　　 我依旧在药剂科做事。那年药剂科被要求装一个新系统，药房里的几个老头被电脑系统搞伤了，只剩下我和那个老是出毛病的云系统斗智斗勇。医院建议我再去考个执业药师证，名正言顺地上岗。倘若两年之内考不到，就等着下岗。
　　  我住的地方，是个小一室一厅，除了睡觉外，做不了其他用，连个看书的案头都没有。为了考这个证，我每天下班后，先不急着回家，而是在药剂科后面的一间小房子看书。那是放杂物的房间，堆积了各种形状的纸盒，长的方的，满满当当。房子的东北角有张桌子，上方有支白炽灯，打开后，房间里照得雪亮。虽然霉味扑鼻，好歹有个看书的地方。每个晚上，我就坐在那里看书，一般看到晚上十点，就起身收好书本，放在书桌上，关好灯和门，再走出医院的大门，坐车回家去睡觉，这样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
　　 有时候，我走出来时，会遇到张大中。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也在这个医院工作。他在外科，待遇比我好，每月能拿到钱，也不用考什么执业药师证。他是医院的子弟，他的爷爷，他的妈妈都是医院的职工，他爷爷还是医院的元老之一，虽然早死了，但这段历史抹不了，医院的人都知道。
　　 我和张大中，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因为住的不是同一个寝室，所以很少说话，只是偶尔遇到了，会笑一下，算是打招呼。倒是分到同一个医院后，因为是同学，所以关系亲密一些了。我和他虽是同学，却从来不主动谈起学校的事，我们心照不宣地将学校的事压在心底，似乎那里隐藏着一个伤疤，一揭开，就会流血流脓。
　　 大二那年开学不久，张大中同宿舍的王泉生日。因为才开学，口袋里的钱还比较充裕，王泉就叫了宿舍里的人吃饭。后来又去唱卡拉OK，闹到半夜才回。张大中他们宿舍当时住了四个人，王泉只叫了张大中和另外一个同学吃饭，没有叫左郁同去。王泉平时和左郁关系不好，素有积怨，因此没有叫他。回来的时候，早就过了熄灯时间，他们在门口和宿管阿姨好说歹说，宿管阿姨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才手下留情，让他们进了宿舍大门。可当他们走到寝室时，发现寝室的门被反锁了。他们就不停地敲门，敲得不耐烦之后，开始叫骂。睡在寝室的左郁，后来还是给他们开了门，但满心不高兴。两帮人言语之间，有了冲突，但因为天色已晚，吵了几句之后，还是停了嘴。
　　 那天晚上，王泉喝了不少酒。回到宿舍，还很兴奋，自娱自乐地唱了一会歌，说了一堆胡话，又给他那在外地读大学的女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闹到凌晨三点还不肯睡。
　　 第二天是星期天，王泉他们寝室的门，一直关着，当时没人在意。旁边宿舍的人过来玩，见门是关着的，就没有进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星期天的晚上九点多钟，旁边宿舍的人觉得不对劲，去推他们宿舍的门，门一推就开。
　　 寝室里很安静，没有一点声响。但因为太安静了，推门的同学心里有一丝丝发毛，叫了其他同学一起进来，发现王泉他们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早已没了呼吸。寝室没有打斗的痕迹，几具尸体面色青紫，除此之后，没有任何异常。这件事情后来查明了，是左郁干的，当时他已经跑了。几天之后，被逮了回来。
　　 警察说，左郁很平静，也不后悔。谈起这件案子，左郁说，他在心里酝酿了很久。寝室里住四个人，其他三个人是一帮，专门针对他。他放在寝室的牙膏洗衣粉，舍友们说都不说，扯开就用，他对他们早就不满了。特别是王泉，趁着家里有钱，看不起他，他早就想过要结果掉王泉。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想了很多方法。他很看不起那些拿刀拿枪的人，他不愿见血腥。对于那些将杀人场面搞得声势浩大的，他从心底里看不起，别说，他还真做到了杀人不见血。
　　 晚上，王泉他们喊口渴，左郁给他们倒了水，里面放了他平时攒起来的安眠药。左郁睡眠一直不好，不能中途被叫醒，醒了后，一个晚上的睡眠就报废了，跟着第二天的白天也报废了。他经常去开安定，这药他并没有吃，都存了起来。那天晚上发挥了作用，他将药全倒进了水壶里，灌进了王泉他们的肚子里。本来，左郁还留了后手的，如果安眠药不奏效，他还有另外办法致王泉他们于死地，可那个办法没用上，安眠药直接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不过，那一回，张大中逃过了一劫。他和王泉他们喝完酒，唱完歌之后，没有回寝室，他是本地人，家里离学校只有几里路。那天晚上，他从歌厅出来后，就直接回家了。那件事发生后，张大中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才慢慢恢复过来。
　　 那时候，学校也很紧张，接连几周的晚自习，辅导员都亲自坐阵。开班会，找同学谈心，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站在讲台上，日光灯在他头顶上照着，他满脸是汗。他头上居然有了白发，被日光灯一照，非常显眼。他说，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既然来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住同一个寝室，那就是缘份。大家一定要团结友爱，有什么事互相沟通，不要做互相伤害的事。
　　 不知是不是听了辅导员的话，我们班后来空前团结，同学之间很友爱，但我和张大中，依然没有更多的接触。
　　 我和张大中在同一间医院工作后，我们从来不提大学时的事，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如果那是一个伤口，结了痂，撕开了，一定又是鲜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