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夜，乍暖还寒。
　　 晚饭时的一杯老酒正酝酿一场暴动。我感觉到他们的躁动。
　　 推开房门，游走在涂满清辉的院落。
　　 刚过十五，圆月如盘。暖暖的灯光透过窗，辉映着月色，拉扯着我的身影投落在甬道上。
　　 这是十年前我在浑河边的小村买下的一个占地十几亩的院落。朋友问，这么偏僻的地方能升值吗？我说，不能。朋友说，能动迁吗？我说，能动迁就不买了。朋友无奈地摇摇头。我微笑着点点头，想起了庄子的那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于是，我开始在这里种树，十几种果树、很多的风景树，乔木的、灌木的、藤类的；栽花，草本的、木本的；种菜，应季的、反季的……徜徉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树下、花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乐趣谁能体会到呢？
　　 不觉间，热汗蒸腾了醉意，“老酒”们垂头丧气地被我征服了。
　　 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回放热播的《人世间》，又一个过年聚会的场景。搬入楼房后的曹德宝得意地对国庆，在大家面前秀了一句梁晓声先生留给世间的妙语：“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会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熄了灯，关了电视，我依旧赖在藤椅上，反复地玩味这句话。回忆过往，感慨人生，咀嚼人世间的林林总总。
　　 月上轩窗，安详、宁静、温馨、惬意。如浅梦中的丹青水墨，似参禅时的心香静气。此刻，倘仙子临凡，衣袂轻飘，素手操琴，一曲静水微澜般漫彻心扉的古乐将是何等的唯美啊……
　　 是月光拉长了诗意还是烛语温馨了情怀？
　　 是夜色染浓了思绪还是轩窗深沉了记忆？
　　 续上半杯茶，和着月光，轻咂、慢品。
　　 今夜无眠，索性开灯，就写写这月和月光下的窗吧！
　　
　　 （一）老屋里的童话
　　
　　 那年的冬天很冷。
　　 母亲说：“这件新棉袄用了二斤棉花呢，面也是新的，你可要经心点儿穿，你哥都没捞着呢。”说着，就把新棉袄帮我穿上了。我问：“哥哥咋没有呢？”母亲说：“你哥比你大，抗冻。”哥哥噘着嘴看着母亲。母亲拍拍哥哥的肩，安慰到：“妈逗你呢，你弟的棉袄让妈拆了，棉花都弹了，欻空儿絮你的棉袄里。”我穿着暖乎乎的新棉袄，乐颠颠地跟着哥哥去家边的“条沟”划冰车了。划了一会，哥哥说：“冷，不划了，回家吧。”“再划会儿吧，你冷，推我跑就不冷了。”我就伸直了腿坐在冰车上。哥便在后面推着我的肩，疯跑在河道里玉带般的冰面上。远处，几堆碎冰，映着刺眼的光。我忽然记起那里有打鱼人砸开的冰窟窿。急急地、磕磕巴巴地喊起来：“慢……慢……冰……冰……”“冰窟窿”三个字还没喊出来，“噗”的一声，我和冰车便张牙舞爪地挣扎在冰水里了。
　　 被大家捞上来，水顺着棉袄淌到棉裤上，又流到鞋里。像受惊的水鸭子一样，吧唧吧唧往家跑，一路湿漉漉的小脚印把我送进了家门。
　　 父亲高扬起的手慢慢地放下，该是心疼压制了气愤，这是少有的闯祸没挨巴掌的一次。脱得一丝不挂，钻进被窝，热汗濡湿了梦乡。暖炕热灶，梦里的火把我烧醒了，呼地坐起来。月在窗上，白白的、亮亮的。回头，不知何时父亲生起了炉子，炉火正旺，暖暖地点亮了半个屋子，映红了父亲的脸。父亲坐在矮凳上，架着胳膊，烤我的棉袄。袅袅的水汽中，父亲瞄到了我，我龇牙朝父亲笑，父亲说：“还笑，看一会不揍你！”我围起被，倚坐在窗前。
　　 今晚的月好亮啊！你是放映机吗？是你把这些窗花投到窗上的吗？月亮笑着，不说话，扯过一片薄云遮在脸上。一会，云飘走了，月更亮了。月光下的窗晶莹剔透，栩栩如生的窗花牢牢地抓着我的眼和心。好多的房子！有高的、矮的，还有带门房的。这个房前铺了石板，那个房后有一排大树。是柳树？不，是杨树！大人说，前不植杨，后不种柳。柳树也没这么高啊。这个房子上还有两个烟囱呢！烟囱边还站着个小人儿，这小人儿是谁？嘎子！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哥吗！在堵胖墩家的烟囱呢，哈哈。老罗叔呢？我仔细地在窗上找，这个窗上没有，有孙悟空，在大闹天宫呢。该是在旁边的窗上呢。隔着这块窗，找到了老罗叔。是在打鬼子的炮楼？是！炮楼被炸掉了半边，硝烟弥漫的战场，鬼子死了一地。我分辨着，数着数，1、2、3……
　　 调皮的月，无邪的窗。童心里的月夜，好美！
　　
　　 （二）月色凄迷的山坳
　　
　　 上初二时候，我的个头就快赶上爸爸了。
　　 放了寒假，母亲和父亲商量：“让老二和我卖衣服去吧，我发现一个新地方，没人去过，一定好卖。”改革开放之初，茨榆坨镇成了闻名东北的轻纺集散地。依托茨榆坨，一个走乡串户售卖衣服的“背包”大军悄然兴起。母亲在社办工厂上班，请了半年的假，成了一个“背包客”。父亲说：“还是搭帮去吧，老二还小啊。”母亲说：“小啥，搁过去都娶媳妇了。”我在一旁听着，兴奋地插嘴：“行，我去！还能挣钱，我都这么高了。”就这样，一个年轻的“背包客”跟着母亲，肩背手提几大包服装，坐客车，倒火车，直奔三百里外东丰县的莽莽大山。
　　 到了山里才知道，冬季里的大山，雪是不化的，一层压着一层；风就是一把钝刀子，会疯狂地蹂躏你的脸；每段山路都是险阻，不是崎岖、泥泞能形容的。逢集就赶集，占个场地，拉起绳子，挂满了衣服、裤子。这个乡窜到那个乡。没集了，就去大山里的村屯，挨家挨户地走。有人的地方就是目的地，没有回头路，走到哪哪就是起点。
　　 出来第七天的早上，母亲把最后的半包衣服往肩上一甩，信心满满地说：“走，往西，进沟，今天卖了，明天回家。”我兴致勃勃地跟着母亲。
　　 太阳落山的时候，仅剩了几件稍有些瑕疵衣裤。母亲说：“不卖了，天还没黑，沿山路走，找个镇店。”月亮爬上山岗，斑驳的树影落在泛着雪光的山路上。回头，没有人烟；眼前，除了山还是山。我脚上的血泡该是破了，钻心地疼。母亲一个趔趄，摔在山路边的树丛里。我搀起母亲，坐在路边。母亲说：“我的胳膊可能破了，疼。”母亲一说，我才感觉到搀着母亲的手热乎乎的。我拿开手，发现血正从母亲的棉衣袖口洇出来。我找出一件面料柔软的衣服，撕了，给母亲包扎上。我早慌了神儿，忐忑地问母亲：“妈，还走吗？”母亲扶着我站起来，坚定地说：“走！不走俺娘俩得冻死这儿，找个老乡家吧。”
　　 过了眼前的山，隐隐约约的灯光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坳里。我兴奋地喊起来：“妈，有灯！有灯！”娘俩摸索着向灯光的方向走去。几声狗叫划破夜空，回荡在大山里。吓得我们娘俩不敢靠前，同时也唤醒了女主人。女主人披着棉衣开了门，疑惑地盯着我们母子。母亲走近几步，说：“大妹子，天晚了，能让我们借住一晚不。”女主人打量着母亲和我，迟疑着说：“哦……俺当家的没在家……”没等她说完母亲就把话抢过来：“我是背包卖衣服的，这是我儿子。还剩几件，上价都好几十一件，也不往回背了，有大人的，也有小孩的，都给你家了。”女主人一听，顿时热情地招呼：“快进屋吧，齁冷的。”
　　 山里不缺柴，屋子暖暖的。干干净净的西屋安顿下母亲和我，热腾腾的粘豆包和酸菜炖冻豆腐。一锅水烧得滚开，是给我和母亲烫脚的。女主人乐呵呵地抱着衣服回到自己的屋，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地试着衣服。我忍着痛，轻轻地沾着水，洗脚。母亲看着盆里的水，问：“脚是不是破了？”我尽量轻描淡写地说：“没事，脚上的泡破了吧。”母亲捧起我的脚，看着那一串流着血水的泡，眼泪就含在眼里了。上了炕，母亲解下围在腰里的布包，说：“老二啊，你说我们这趟能挣多少钱？”我想了想，答道：“有三、四百吧。”母亲打开布包，数出一沓，又数出一沓，摆在炕沿上。指着两沓钱说：“这个是上货的，这个是俺娘俩花的盘缠，这些全是挣的。”母亲抖了抖手里厚厚的一摞钱，递给我，得意地说：“数数。”我接过钱，笨拙地数着，十元、二十、三十……一百、二百……九百！整整是九百啊！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钱。
　　 躺在炕上，母亲说：“其实，没想让你来受罪，是想让你来锻炼的。明年就初中毕业了，考不上学，不得有个营生干啊，不然咋生活啊。”我想想，说：“我不想背包，想上班。”母亲说：“上班，上哪上班啊？”“哪不行啊，最好是吃皇粮的，像爸那样，当个干部。实在不行去工厂呗，化工厂、农机厂、食品厂……那么多厂子，前院的二光子还去造纸厂了呢。”母亲转过头，看着我，打着咳声：“老二啊，那些地方，都不是咱能去的。你爸是破格提拔成干部的，咱家是菜队户，就是住在城里的农业户。不种菜顶多能去个社办工厂。”第一次听大人和我说户口的事，第一次知道一个小小的户口本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疲惫的母亲入睡了，我却睡意全无。坐起来，呆呆地看着窗。圆月依旧，清冷的光照着窗，似一汪冷泪。窗花依旧，却杂乱无章，在我凝重的视线里变得苍白又枯燥。夜，静得奄奄一息；月，凉得彻骨寒心。
　　 苍凉的月，冰冷的窗，可读出了一个少年的忧伤？
　　
　　 （三）暖暖的筒子峪，冷冷的月亮山
　　
　　 十月，筒子峪枫红满山，层林尽染，如一位酣然的老叟静卧在本溪东部的大山里。
　　 夕阳正浓，霞光似火。
　　 “把柴顺下山，收工了。”我大声地吆喝着。班里的战士们收拾了刀斧，用背包带捆好了柴，放排一样把柴顺下山。
　　 筒子峪离我们营区有一百多里地。每年入秋，连队都会派人来这里打柴。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炉子，一条“地火龙”卧在住着十几个人的板铺下，在走廊烧柴取暖。
　　 这是我第三次带队打柴。
　　 连长说：“一班长，这次你就别去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复员了。”我说：“还是我去吧，我熟悉情况。都是新兵，出点事儿咋整。”连长点点头：“也是，那还是你带队吧。”带着班里的战士，连里的“大解放”载着我们开进了筒子峪。
　　 筒子峪只有四户人家，既“跑山”又种地，还都是猎户。春有山菜秋有山珍，走兽飞禽一年四季不断，过着赛神仙的日子。我们住在房子宽敞，也是四户人家里主事的一家。男主人名字里有个东字，我们都叫他东叔。
　　 傍晚，炊事员做了几个菜，东婶儿炖了半锅獾子肉，我们和东叔一家会餐。
　　 “东叔、东婶儿，柴打完了，明天就回去了，谢谢你们这些天……不，这几年对我们的照顾！”我端起酒杯，既是敬酒，又是道别，直喝到月上轩窗。最后，酒桌上就剩我和东叔。东叔说：“韩班长，你是超期服役了吧。”“是啊，第四年兵了，回去就复员了，”我应着东叔。“咋没提干呢？”东叔语气中带着惋惜。“本来是为了提干才超期一年的，去年连里都打报告了，今年，上边有新政策，不能直接提干了。”我尽量语气平静地回答着东叔，却难掩满腹的惆怅。东叔见我情绪不高，转了话题：“这獾子肉咋样，香不？”“香，真香！”这是我第一次吃獾子肉，其实也是第一次吃真正的野味。“我带你们去掏洞吧，弄几个獾子，给连里带回去。”“好啊，好啊，我们还没打过猎呢。”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獾子洞是东叔早就踩好点儿的。带着锹、镐、木棒、绳子、网具，借着月光，我们蹑手蹑脚地跟东叔上山。
　　 “停！”在一个杂草掩盖着的西瓜般大小的地洞口边，东叔指挥着我们，下桩、围网。挖洞的、护网的、猎捕的，一切分配妥当，东叔将手电打着光放进洞口，这样会让惊醒的獾子缩在一起，不敢轻举妄动。“挖，把洞口开大了。”东叔指挥着，攥着一把两米来长的二齿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獾子群居，一窝少的两、三只，多的七、八只。獾子洞就像个长颈的葫芦，口小肚大。挖开洞口，保证容一只獾子窜出来。东叔拿开手电筒，把二齿钩探进洞里，使劲一捅，伴着一声嘶嚎，一只獾子窜出来，棍棒之下，它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战利品。一只体型更大的獾子窜出来，直撞到网上，竟被活捉了。一会的工夫，一窝六只獾子都被我们俘获了。
　　 大家抬着这六只獾子，在子夜里凯旋。忽然想起《打靶归来》，不是日落西山，也没有红霞满天，但这曲战歌太符合此刻的心情了。放眼前方，两座黑漆漆的山峰兄弟般厮守着，圆圆的月亮正悬在两峰之间倒三角形的凹处，仿佛一双巨手捧着一颗圆润、皎洁、硕大的明珠，美轮美奂。“看看，那边的山和月亮多美。”我招呼大家，东叔也朝哪望去。我问东叔：“东叔。那两座山有名字吗？”东叔思忖着，说：“没有，有时部队在那里训练，管那叫405和398高地。”“哦，那是部队的叫法，不好听。以后你们就叫它月亮山吧！看那月亮和山，多美的组合。”“月亮山，好听！”东叔重复一遍，该是赞同了我给它们起的名字。东叔边走，边和大家有说有笑地讲他打猎的故事。我的脚步慢下来，跟在大家的后面。几年来的过往一幕幕地在大脑里回放。
　　 那年，跟着母亲做了一次“背包客”就再也没去了。因为我想学习了，感觉到考上高中，再考到大专、大学，哪怕是考个中专是我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说来还算争气，在录取率很低的年代我如愿考上了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