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刘禹锡不是情窦初开，觉得就是写自己感受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也不是年轻被别人看轻，想象将来会用实力打他们脸的“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而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陋室铭》。关于这篇文章，后来看到过一个故事。说是由于参加了王叔文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永贞革新”，刘禹锡被贬为安徽和州刺史。和州知县（那故事是这么说的）见他是被贬而来，就在各方面故意刁难他。就像住宅吧，先让他在城南临江而居。刘禹锡写下两句诗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知道后很生气，让他搬到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河边垂柳依依。刘禹锡又在门上写道：“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气不过，把他安排到城中，只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就在这间小屋里，刘禹锡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在石碑上，立在门前。当时觉得这故事真好。现在当然知道这故事实在就是搞笑，不要说“大方之家”，就是不懂古代知识，但对于人情世故略有感觉的人看到都会发笑。
　　 《陋室铭》是当时我们的背诵课文，记得老师曾告诉我们，“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或者记录功德的文字。一般来说，用于自己是警戒，用于先人是记录。比如我们常说的“座右铭”就是刻在桌子右边，警戒自己的文字。当时年少，也喜欢乱刻，时不时就会在桌子上，用小刀刻几个字。现在记得有什么“振中”、“兴华”什么的，就是浓缩了当时号召“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成的“座右铭”。刘禹锡的《陋室铭》，是说自己的，当然不是记录功德，而应该如我们年少的“振中”“兴华”一样是警戒自己的。现在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篇“背诵课文”居然还能背诵出来，实在不得不说老师的戒尺功不可没！由于是“铭”，所以不长，抄录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读出来的不再是“实录”，而是“希望”。仙让往来的山有名，龙使活动的水有灵，有德行的人让居住的房子流芳。就算是这样的破房子，只要有德行就会吸引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句让人觉得是实录。但正如年少时的“兴华”，我们都知道是想为中华振兴而努力，是一种希望。但也会被不知道原委的后人理解成实录：振兴了中华才这么说。刘禹锡这句就这样被理解成只要我德行足够就能让即便是这样的破房子流芳。就算是大唐，非要在活着时就说自己德行如何好，也一定会让人觉得狂妄吧？“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居住的环境，是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理解是实录，现在读却觉得是希望，是希望自己的朋友都有学问。这也是很传统的观念，一个人人品如何，刚接触不好判断，但可以根据和他密切交往的人的品性来大体确定，“人以群分”么。“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是独处时的状态，“可以”，可用它来，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希望，是能静下的心态。“调素琴”，就一张琴，“调”是亲自去做，是慢慢让琴适应自己，也让自己适应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还是写“陋”，上句是不富，养不起演员；下句是不贵，即便是官，也是一个“闲官”。最后举例，当时的诸葛庐、杨雄亭，应该如现在的“鲁迅故居”一样，是人们旅游打卡的地方。最后借助于圣人来总结，要真能达到那种程度，那么再“陋”的房子也就不“陋”了。
　　 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应该还年轻，当时的他还不被人知，所以他为了勉励自己，写成了这篇励志性的文章。而他也确实用自己的生命经历达到了一定的“德行”，而这“德行”也让这篇“铭文”成为了“名文”，也让后来的一些“白丁”读者倒果为因，以为这是他反抗心态的表现。具有强烈批判心态的韩非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古人要给异地的朋友写信，应该是口授，别人记录。由于是晚上，光线不足，他对拿蜡烛的人说道：“举烛（把蜡烛拿高些）”，记录的人把不小心把这句也写了进去。收信人读到这里，不是太理解，又不能立刻去问，只好自己想。想了好长时间，才理解为：“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他把这个理解告诉了国王。国王觉得有道理，按他的建议治理国家，结果国家治理得很好。韩非子得出他的结论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举世学者多似此类。”现在我们知道，任何文章，写的人写的是自己当时的心境，读的人按他自己读时的心境读出来他当时的理解。所以同样一篇文章，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境下，读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一篇文章开始流传，写文章的那个人其实已经死了。多一个读者，他就多死一次。这听起来像是作者们的悲剧，但人类历史上那么多作者，真正能达到这种“悲剧”程度的其实很少。刘禹锡可以说是这种很少的作者中的一个。
　　 刘禹锡生前自称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其祖上本来居住在洛阳，但他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寓居苏州嘉兴。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刘禹锡出生在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年轻时曾到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跟皎然、灵澈学过诗，这也决定了他的诗作风格：浅显易懂。贞元六年（790年）到洛阳、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同榜的有柳宗元，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被任命为太子校书。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出任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任他为掌书记。贞元十八年（802年），他被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后，唐顺宗李诵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受到唐顺宗信任开始主持政务。刘禹锡因与王叔文观点相近，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和柳宗元一起进入了权力中枢，开始了他们的政治改革。但现实很骨感，他们的改革失败了，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唐朝历史上的“八司马事件”。元和九年（815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也就在这次回京后，他写了带有讽刺性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除了惊讶于它题目得长，就是诗本身表达出来的那种强烈情绪。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当时的我对于历史及人性的了解，仅仅限于课本。那本书里说这首诗导致了他再次被贬，“尽是刘郎去后栽”，是那么不屑的口气，当然就是这首诗导致了他被贬。现在当然明白，这首诗和他的再次被贬或许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即便有关系，也一定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关系。他被贬肯定是他的作为，而不是他的文章，尤其是这首诗。好多人说文如其人，其实说的是好文章，真正能传世的文章，才是作者人品的综合体现。而这些文章在所有文章中的占比是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回到这首诗吧，这诗和他的其它诗一样，很直接，也就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诗表现的是：热闹，非常热闹，所有的人都追捧的那些热点，都是我走了才冒出来的。现在想，与其说这首诗表现的是讽刺，不如说是不甘心。而不甘心是带有一些酸葡萄心理的，它不但不能伤害目标，反而会让目标更加夺目。
　　 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是在元和十年（816年），再次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后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他因母丧离开连州。长庆元年（821年）冬，他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奉调回洛阳。大和元年（827年），他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时，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前有一篇小序说：“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刘禹锡参与王叔文改革，是当时权力中心的人物，那时的玄都观，在他的记忆里是没有什么花的。被贬十年后，他回来，所有人都说玄都观有道士种了仙桃，花很漂亮，他写了《游玄都观》。很快自己再次被贬，这次时间更长，十四年才回来，结果玄都观的桃树都没有了，只有兔葵、燕麦这些“菜花”。这样就写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年轻时，总觉得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解气！是古人诗文中很嚣张地表达。可在经历过人世上的一些事后，才明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才是真正的嚣张。你曾经那么打击我，也曾确实差点打败我，但我仍旧在这里。那个那么嚣张的你在哪里呢？前些年很流行的那句话：“本来一直以为我在为你打工，没想到其实是你在给我打工。”和这句诗表达的情感基本一致，差别就在于文化。刘禹锡有文化，所以诗句可理解的范围就广，也让他脱离了小人得志的嫌疑。
　　 宝历二年，刘禹锡应召回京，路过扬州时，与白居易相遇。老朋友，又都是在异乡，所以聚会就不可避免。除了喝酒吃肉，诗人么，写诗就是本分，更何况酒喝大了之后。这样，白居易就有了一首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的“刘二十八”就是刘禹锡，他应该在本家弟兄中排名二十八。诗是这么写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由于作者是白居易，所以诗的下限就高，整体而言也确实不错。表面上看是在为刘禹锡鸣不平，其实在夸他。最好的在我看来是额联，“诗称国手徒为而”，就算是一流诗人又有什么用呢；“命压人头不奈何”，这样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然了，诗人么，总是用自己的经历来理解别人，他写别人，其实也在写他自己。收到了这首诗的正式文稿后，刘禹锡也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算是回赠白居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首联接白居易尾联，“巴山楚水”，是代指他被贬后迁徙过的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边远地区；“凄凉”是个体的感受。对于个人而言，家是最好的地方。对于古代文人来说，长大了，国就取代了家，所以国家的代表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乡”，其它的地方都是他乡，是感觉不好的地方。“二十三年”，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三年（827）回到京城，共约二十三个年头。“弃”是被人弃，由于被“弃置”所以“凄凉”。
　　 额联“闻笛赋”，西晋向秀的《思旧赋》。《思旧赋》序文中有这样的话：“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思旧赋》是古代文人赋的名篇，篇幅不长但情深意切。在这二十三年中，刘禹锡的好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相继离世，他牵挂他们但也只能像向秀一样用文字表达那种牵挂。“空”应该是无意间道出了文字的局限，可以让自己暂时心安，但对于逝者却毫无用处。“烂柯人”，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柄（柯）已经朽烂。回到村里，没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二十三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对于权力中心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已经看不到熟悉的人了。
　　 颈联是名联，受赠者白居易就曾说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由于历来称颂太多，反对的当然也就不少，像清代宋顾乐就在《梦晓楼随笔》里说：“乐天论诗多不可解，如梦得‘霄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而乐天乃极赏叹，以为此等语‘在在处处当有神物护持’，谬矣。”错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给出答案。文人无聊本也是常事，他没有理由，当然也就不值得批驳。这句是对人世及自然现象的总结，所以清代赵执信说它是“有道之言”。真正把这句理解清楚的应该是沈德潜，他在《唐诗别裁》里说：“‘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这句是承接了上句，变化一直在发生，发生在自己身上当然也是正常的。就这心态，他已经不像绝大多数人一样，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那些道理，要是好事，自己当然有分；但要是坏事，那自己就是例外，是不在其中的。比如假洋鬼子们常说的“中国人如何如何”，尽管他也是中国人，但他说的“中国人”是不包括他的。盛极而衰、到了最高点当然会回落，这是自然规律，凭什么只对别人起作用，对说话者就不起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