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有片火烧云，晚霞的光从云彩缝里挤出来，斜照着我家厨房的小窗户，泛黄的旧窗纸接住这缕夕照，转手把它递进昏暗的厨房，黑乎乎的墙壁便有了一层晕光。我妈在窗下的案板上擀面饼，白面的、薄薄的烙饼。一盘炒好的菜被倒扣的粗瓷碗捂着，没有捂严实，醋溜土豆丝的香味从缝隙间逃出来，被我和弟弟的鼻尖捉住。我们细细地闻，深深吸气，排除窗下鸡圈里飘出的鸡粪味的干扰，闻到了让人欣喜的气味，脸上乐开了花。啊！不光是醋溜土豆丝，还有肉香。我妈准是炒了一点肉丝，一定是的，那盘被捂得严实的菜肯定是土豆丝溜肉丝，虽然，依着我妈的脾性，大概整盘菜里也不会有几根肉丝，但是，肉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神奇，它具有强大的侵略性，它能挟持住跟它混在一起的任何蔬菜，使它们退缩、臣服。我妈深知肉的优点，她说，肉菜么，就是吃那个被肉染了味道的菜。我和弟弟也认可她的观点，不认可也不行，那年月，肉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奢侈品。我们的味蕾最诚实，从不撒谎，掺了肉丝的土豆丝的确比纯土豆丝好吃一万倍，哪怕肉丝少得能数过来。弟弟兴奋地蹿到我妈背后，踮起脚，搂住她的腰，喊着，妈、妈，有肉、有肉。我妈用擀面杖轻轻抽一下他的屁股，说，你俩长着狗鼻子。
　　 可不，我们的鼻子尖着呢，不仅尖，还有弯钩，不光能把我家小厨房的饭食味道一丝不漏地勾住，还能把邻居二妗子家的厨房气味搜刮一番。二妗子过日子俭省，她家厨房的气味总是寡淡寡淡的，来了客人才炒一次鸡蛋，肉味么，过年才有。去地里揪一些红薯叶子就能让二妗子一家人吃好几顿。这会儿，她端一碗红薯叶子糊糊面，坐在台阶上，呼噜呼噜，吃得山响，晚霞也映着她的脸，她乱糟糟的头发像霞光中的一蓬草。西天边的那片火烧云如电影里的漂亮布景，被人用画笔画到天上似的，我们的小院也是满院红彤彤，就连大皂角树油绿油绿的叶子也不那么绿了。
　　 估计有些烫吧，二妗子转动碗沿边嘬边呲溜，一碗糊糊面，被她吃得热闹极了。我妈听见二妗子呼噜糊糊面的声音，她倚着厨房的门框打趣地说，二嫂，别不舍得吃，你家大母鸡下的蛋，不是光能卖钱，人也能吃，你看，二嫂，天边又有火烧云了，今年的麦子呀，准是个好年景。二妗子咽下一口糊糊面，撇撇嘴说，大妹子，我哪能和你比，你家有在城里挣工资的人，我家可是一屋子泥腿子，年景再好，细粮也是不够吃啊。说完她又埋头对付那碗糊糊面，赌气似的，声响更大。我妈抽动嘴角笑了一声，二妗子半是讥讽半是羡慕的话让她忽然有了一些好心情，《朝阳沟》里的小曲顺势就爬上了她的嘴唇，她哼哼呀呀唱了半句，又猛然想起了什么，停了唱，叹口气，闭上嘴。灶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蹿的，映照着我妈的脸，她像在想什么大事一样显得严肃。她总是这样，开心的时候会倏然收了笑容，陷入一种焦虑中或者说忧伤中。二妗子知道我妈在想什么，她起身回她的厨房，小声嘟囔一句：有本事就回城里。
　　 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担心我妈听见这句话，若是听见了，今晚可能就不能吃安生饭了，那该多可惜，让人流口水的土豆丝溜肉丝呀。我便尽力发出很大的声响，比如吆喝我家三只正在吃食的母鸡，以掩盖二妗子嘟囔出的足以引发我妈愤怒的那句话。
　　 我妈和二妗子，总是嘻嘻哈哈地说笑话，可是话里话外又暗藏针尖和麦芒，她们互相扎，我分不清她们到底是在亲昵还是在斗嘴。其实都是一些碎碎的事情，过日子的事情，锅碗瓢勺的事情。我妈常说，日子过不好就会被笑话，人要硬撑着过好日子。我妈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二妗子是那个专门等着笑话我们的人。不过，我们小孩子不掺和大人们的事儿，二妗子对我们和善，她的针线活做得好，她能把裤子上的破洞补出一朵花来。我妈顶服气二妗子的针线活。
　　 嗯嗯，好，咱们好好过日子。我们顺应着我妈的话，使劲点头。当然要点头，好日子就是吃白面烙饼卷有肉的菜，谁能不顺应呢，傻子才不顺应呢，我和弟弟都不是傻子。
　　 九斤黄、大黑和小白，三只母鸡正在鸡窝门口啄食用麸皮拌和的鸡食，鸡喙把装食的破铝盆敲得咚咚响，它们能把半盆麸皮疙瘩啄得一点不剩，在钻进鸡窝前，它们显得恋恋不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再往盆子里投食，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向鸡圈的小门，却仍然不肯钻进去，而是在门口徘徊，除了食物，它们大概还留恋这黄昏的光景吧。鸡窝里黑咕隆咚的，那是多让人惧怕的黑色啊。人怕黑，鸡可能也不例外。可是它们又不得不在黑暗的鸡窝里捱过一个个夜晚，与被黄鼠狼叼走或者是咬伤相比，黑暗显得无足轻重。如果你见过我家的母鸡黄昏时分在鸡窝门口恋恋不舍的样子，你或许也会喜欢上它们。眷恋、不舍被它们演绎得淋漓尽致，它们总是在暮色降临后，才极不情愿地跳上小门的台阶，在钻进鸡窝前，大黑还又回头望了我一眼，而小白则不仅扭头望着我，还咯咯叫了几声，我和弟弟能听懂小白的咯咯声，那是在说明天见。它是我们一手养大的。当时的几只鸡娃，唯有小白活着长大，其余的，都在我们的玩耍中夭亡。随后，一块小木板堵严了鸡窝门。
　　 小白是一只羞涩的小母鸡，前天才刚刚产下它的处女蛋，白色蛋壳上有几条痛苦的血丝。这枚蛋，是我和弟弟亲眼看着小白产下的。我们趴在它的产房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它。我家供三只母鸡产蛋的产房，是一个大大的旧篮子，篮子底部铺了一层碎麦秸，像一张柔软的床。九斤黄、大黑和小白，轮流在篮子里产蛋，它们乖得很，有蛋的那天，必会早早地卧进去，一通用力使劲，再咯咯哒咯咯哒地报喜。收捡热乎乎的鸡蛋，是我和弟弟抢着干的美差。而上天仿佛是安排好了似的，它们从来不会抢窝，它们都是隔两天产一次蛋，我们天天都有鸡蛋收。小白在三只母鸡中年龄最小，就在我们还把它当作一只母鸡小姑娘时，它在我和弟弟的惊喜中学着九斤黄和大黑的样子卧进篮子，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想看看一只母鸡是怎样产下它生命中的第一枚蛋的。我们就那样趴在篮子旁边，眼睛像钩子。初产的小白大概又急又羞，鸡冠子憋得发黑，它终于忍受不了我们的眼光了，它从篮子里蹦了出来，屁股里夹着那枚蛋，一扭一扭地在院子里跑，没跑多远，憋不住了，小屁股往下一蹲，一枚白色的带着血丝的蛋就在院子中的石板地上骨碌骨碌。弟弟眼疾手快，迅速抓住那枚蛋，却又害怕它的血丝似的，往我手心里塞。我托着那枚蛋，对着太阳瞄它的里面，还煞有介事地微眯着另一只眼。那枚蛋在阳光下通体发亮，蛋壳仿佛吹弹可破。这枚蛋被我妈放在另一个篮子里，没有和九斤黄、大黑的蛋放在一起，我妈说小白的蛋是乌鸡蛋，要留着。
　　 至于留着小白的蛋做什么，我们才不关心呢，这个黄昏，我们只关心卷饼。烙饼卷土豆丝溜肉丝将在这个被晚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黄昏把我和弟弟的胃抚慰得舒舒坦坦。生饼已经被我妈擀好，摊在大面板上，就等着鏊子热了。我妈伸手在鏊子上方试了试热度，说火候还不到，再等等。然后她用尖头的擀面杖拨了拨灶膛里的玉米秸秆，火势仿佛就威猛了一些，火焰蹿得老高，舔着鏊子的底，也照亮我妈的脸。
　　 每逢我妈烙饼的傍晚便是我和弟弟兴奋的时刻，我们在厨房门外的空地上疯跑，以释放兴奋情绪。供我们嬉戏的场地实在是太小，也就是厨房门口的一块空地，我们根本跑不开，只能像笼里的兔子一样绕圈跑，他跑我追，追上了就用玉米秸秆抽他的屁股，轻轻抽两下，玉米秸秆就软了，但是并不会断，这东西的芯容易糠化，皮却很有韧性，软哒哒的像是一根使不上劲的鞭子。我妈不大愿意让我们到大门外去游戏，那里倒是宽敞。她担心我们和村里的孩子们起纷争。能有什么纷争呢，不过就是打架而已，小拳头打、小拳头还。我们打了架是绝少让我妈知晓的，除非脸上的抓痕或是青肿出卖我们。我妈总是试图让我们明白我们和村里的孩子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和弟弟一脸的不服气，我们晃晃我们的脑袋，又舞动舞动胳膊，再踢踢腿，证明着我们是健康的孩子，什么零件都不缺失，我们攥着小拳头说遇到欺负就要反击、要打架。其实，每逢有烙饼的黄昏，把我们留在院子里的不是我妈的命令而是我们惦记着厨房里的烙饼，热饼卷热菜，想想就让我们直咽口水，闻着饼香哪怕在巴掌大的地方嬉闹，心也是宽敞的。另外，我们其实还有任务，我们不能觍着脸白吃饼，我们得惦记着为灶膛添加玉米秸秆以获取我妈的赞扬。
　　 烙饼和醋溜土豆丝令我和弟弟格外乖巧、殷勤。整个厨房都涌动着暖色，斑驳的窗户、被烟熏黑的墙壁都罩在一层光晕中，我妈的脸颊也是微红的，是晚霞还是灶膛里的火苗染红了她的脸，抑或是尚年轻的我妈本来就该拥有健康的肤色，这个我还真是说不清楚。
　　 能说清楚的是饼的数量，我数了数，有五张饼。每次烙饼都是五张，好像我妈只认识这个数似的，其实我妈是村小学的算术代课老师，她认识的数字多着呢，成百上千，但她从来不会给我们烙成百上千的饼，她说白面金贵，不能由着性子吃。纵使某个周末，在城里工作的我爸回来，她也不会多烙哪怕是一张饼，她说我爸在城里单位食堂有细粮吃，家里的白面要留给我和弟弟，我们贪吃，正长个子。分配的原则是我妈早就定好的，这是我家吃烙饼的惯例。我和弟弟每人吃两张。我们卷了菜，大多数时候是醋溜土豆丝，有时候，也会是我妈自己生发的黄豆芽、绿豆芽，冬天常常是萝卜丝，我们的冬储萝卜就埋在玉米秸秆垛旁边。不管是什么菜，只要卷在柔软的烙饼里，就很香，我们是不挑菜的，也不敢挑。我们端着被醋溜土豆丝撑得饱满的卷饼，像端着个小炮筒子，用两只手捧着，咬一口，菜汁儿顺着嘴角流。剩下的那一张，我妈不吃，我妈自己吃混杂着红薯面或是玉米面的馒头，黑色的、黄色的、黑白相间的、黄白相间的。她把它们掰成小块，泡在热小米粥中，像喝一碗更稠的粥，呼噜呼噜的，与邻居二妗子吃红薯叶子糊糊面发出的声音一样。我和弟弟却是细嚼慢咽，把饼、菜与牙齿、舌头厮磨在一起的时间无限延长。那个时候，我偷偷地想，为什么我妈和二妗子吃粗粮时都能发出粗糙的声音？粗粮粗粮，大概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吧。
　　 我们眼巴巴地瞅着我妈，希望她把那张剩下的烙饼一分为二均分给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吃饱了，打着饱嗝，细粮和热菜令我们的胃无比舒坦。可是我们肚里各有一条贪婪的馋虫，让馋虫满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管不住馋虫。但是我妈不答应，她能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孩子是饿还是馋。她说，饿是水缸，几桶水就能装满；馋是村头的那口深井，没法填满。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只能看着她把那张饼收在篮子里，篮子则被挂在房梁上，如诱惑或者说象征般悬于我们的头顶。她留着那张饼，说你们俩谁表现好就奖励给谁。那语气不像是我妈，更像是学校老师。哦，对了，我妈也是老师，别人的老师。老师们总是把表现好、奖励之类的词絮絮叨叨地挂在嘴上。不过，对于孩子而言，遗忘比牢记总是来得更迅捷。被我们惦记的烙饼很快就被我们忽略，它和几个黑色的、黄色的、黑白相间的、黄白相间的馒头厮混在一起，难逃风干的命运。等到我妈意识到烙饼已经失去奖励的功能时，它已干硬得再也卷不住任何菜而遭到我和弟弟嫌弃，最终被我妈撕碎泡入一碗小米粥中。她在喝这碗小米粥时，呼噜呼噜声果然小了很多。这个感觉被我多次验证之后，我像个小巫婆一样既窃喜又慌张，仿佛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秘密的门，而我却被这个门以及门后的未知唬住了，不敢走入门内。
　　 我妈的奖励计谋总是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于穿堂的风中，而新的烙饼又会在某个黄昏再次热腾腾地问世。
　　 我常常琢磨，在我妈眼里，什么样的表现才是好的呢？我和弟弟私下里也讨论过，尽管我们是获得同一份奖品的竞争对手。在我们有限得可怜的认知里，学习好理所当然被排在第一位，但是学习这件事对于两个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似乎还没有构成问题，我们考试次次都是满分。那么表现好，便是帮我妈做家务吧？似乎也不是，我妈是个勤快人，我们借住的外婆家的两间老房子被她拾掇得干净利索，一间住人，一间储存粮食、堆放农具，里里外外整洁有序。
　　 那时，我妈被下放农村已经好几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借住外婆家的两间老房子也好几年了。外公外婆和舅舅们，他们获批了新宅基地，建了新院子、盖了新房子，就在离老房子几百米的后街。村里的新房子都在那一片，宽敞、空旷，几乎都是平顶，站在房顶能望见辽阔的麦地，望见通往城里的大路。有一次，说好周末回家的我爸却迟迟没有回来，我妈担心，就让我爬上外婆家的房顶去望着大路。我从傍晚一直望到黄昏，终于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影摇摇摆摆地从大路那头游移过来，我知道那准是我爸，他从城里回来需要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快到家时可不就累得摇摇摆摆了么？那天我爸也是从一片红彤彤的云彩里骑出来的，我一直盯着他看，盯得久了，我眼睛发晕、发酸，只好闭上眼，可是眼睛里还是一片红，一片红中还有一个小黑点在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