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亲杜桂琴，1919年3月16日生于河北省巨鹿县张王町乡杜家村，和我的父亲武子成是同乡邻村。
　　 听母亲讲，和我家的祖辈一样，我的姥家人也是贫苦的农民。我姥爷弟兄两个，他是老大，他哥俩年轻时都曾离家出外谋生。我二姥爷在皮匠铺当学徒，好几年都是只供吃不给钱。我姥爷不论在家还是出外，都始终是干农活。由于他和祥林嫂一样，长了一双顺驯的眼睛和一双粗壮勤劳的手，所以被一家大户看中，竟一连留用了十三年。那家主人大概也有鲁四老爷的风度，后来见我姥爷执意要回家，也没赖账，付清了这些年一直积存在他们家的全部工钱，舍爱放行。我姥爷一身乞丐模样，把钱装在一只背篓里，一路上免不了担惊受怕，夜住晓行；不敢搭车，徒步跋涉，总算平安回了家，结束了在外当长工的生涯。
　　 回家后，我姥爷用他的血汗钱买了几亩薄田，并首先张罗着给他的弟弟娶了媳妇。待到我的二姥爷的两个孩子都满地跑了的时候，我姥爷自己才成了亲。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在旧社会来说，已经是步入老年期了。我姥娘当年二十九岁，比我姥爷小十六岁，是一个智力容貌身材体格等各个方面都较差的人。这时候他们哥俩已经没了父亲，但是母亲尚在，婚后哥俩仍在一起生活，奉养老人。我姥爷这对低档次的夫妻，自然就处在精明的兄弟媳妇的领导之下，我姥爷在哪都是个抗大活的角色。
　　 我姥爷膝下有二子一女。他的小女儿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出生的那年，我姥爷已是五十三岁的老人了。我的大舅已经八岁，我二舅七岁。
　　 我的二舅七岁那年，也就是我母亲出生的那年，被歹人绑了票。因家里凑不上钱，最终惨遭杀害。我大舅后来跟我的二姥爷学成了皮匠。
　　 可能是由于我二舅的早殇使我的大舅成了我姥爷唯一的指望，或者是我姥爷过深地体会到了单身的难处，所以他老早就给我大舅订了亲，并且在我大舅十四岁的时候就把媳妇娶到了家（这倒和我父亲的结婚年龄一样）。舅母当年十九岁，精明厉害，成了我二姥娘的对手。大家在一起只过了一年就分了家，从此，我姥爷和我姥娘又在我舅母的执掌下过日子。舅母虽然厉害，但是对老人还挺好。
　　 我姥娘只活了五十七岁。据母亲讲述，姥娘那天早上没起来，她从来没睡过懒觉。我姥爷去叫她时，发现她口不能言，身不能动，那时候也没有抢救条件。那年我母亲二十一岁，已出嫁数年，赶到时，我姥娘已经停在了门板上，母女俩没能说上一句临终的话。
　　 我姥爷辛劳了一辈子，没吃着好的，没穿着好的，却享着了高寿。他活了八十八岁，无疾而终。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母亲早已搬到三千里之外的东北，并且正怀着我的四弟，根本回不去。况且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多少天之后了，所以我母亲也未能为她的父亲送终尽孝。我那年刚刚六岁，懵懵懂懂，只记得父亲拿着一封信，给母亲念了一遍，母亲就嚎啕大哭了一个下午。
　　 在我们哥几个中间，只有我和二弟有幸回了一次老家，可惜那时候我才四岁，我的二弟正在吃奶。等长大懂事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母亲常向我诉说我姥爷和我舅舅对我特别好，叫我不要忘恩。等我长大了，就只剩下了舅舅。然而直到1986年舅舅去世，我也没见过舅舅是什么样。至今我还保存着舅舅的孙子杜兰振写来的报告他爷爷去世的那封信，但是母亲至死都不知道那个消息。因为我父亲也是在这年去世的，我们不想让母亲再承受刺激了。在那个时代，不要说家里穷得勉强维持，即便拿得起旅费，生产队也不会给假，况且还有政治运动在监管着你的行动。我所能做到的，也就是每到年底，给写去一封措辞谨慎的报告信，在信里向舅舅问候一声而已。后来我在四平市给我们生产队淘大粪的时候，托人买了一百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舅舅邮了去。隔了一些日子，那一百斤粮票又被表哥给我邮了回来。
　　 以上记述了我母亲娘家的一些情况，就算是蛇足之笔吧。
　　
　　 二
　　 我母亲十七岁嫁到我家，到1986年我父亲去世，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十一年，足够了金婚的年限。然而我母亲跟随我父亲的这五十年，却是挨累遭罪担惊受怕的五十年，是没享受着一点家庭温暖的五十年。从关里到关外，从青年到老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没过上几天舒心惬意的日子。
　　 我的父亲原名武志存，1922年5月18日（民国十一年壬戌四月二十二日）出生。四岁时就没了娘，是个孤儿。是我的爷爷在外当爹在家当娘拉扯着父亲过日子，其难可知。我奶奶去世那年，我爷爷才三十七岁，但是我的爷爷没有再娶，而是早早地给我的父亲成了亲。我母亲结婚之时，其实也还是个孩子，但是家庭主妇的重担却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她的肩上。我爷爷平素不善于料理家务，我父亲更是懒散惯了，弄得家不像个家。从进了武家门，就是母亲挨累受苦的开始。再加上我父母双方都没有姨娘姑妈和姐姐妹妹，一方没娘，一方娘傻，真是孤零零的一对，有谁护怜？从这个家庭的一组建，就注定了母亲无助无援的命运。
　　 母亲和父亲在关里生活了将近十年，这阶段完全是旧社会。在这十年中，母亲已经从一个刚过门的年轻媳妇演变成了拖儿带女的半老妈妈。单就中国农村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普天之下的农民都是在温饱线以下拼命挣扎，而我家的境况更在别家之下。我的父母从成家起就身背穷字大包袱，一辈子都没放下来。更不要说还赶上了抗日战争，我父亲还抛家舍业参加了革命。扔下的那个家是什么模样就可以想象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家租种了本家武老金的二亩地，我爷爷自己侍弄尚有余暇，我父亲根本就没下地干过活。农闲的时候，我爷爷就给人家当挑夫，主要是给小贩挑菜；我父亲则是东游西逛，没什么正经营生。但是家务事他也不管，都推给了我的母亲。
　　 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到家务活能有多重。以为不就是洗洗衣服做点饭嘛！其实不要说在贫穷落后的旧社会，就是在1980年以前的人民公社化时代，非常琐碎的无尽无休的干完了也看不出来的家务活就足可以把一个人的腰骨累弯。在关里，我母亲除了每日必做的灶下锅上拆洗缝补，还要下田做工摘棉花收山芋，冬天坐在屋里纺线搓棉穗。据说收拾棉花这活不仅挨呛，还顶累人了。
　　 我小的时候听老人讲关里的故事，以为老家盛产小麦，一定能经常吃白面了，其实错了。母亲说家里常年的主食是高粱面和地瓜干。虽然是收了一些小麦，甚至是“多收了三五斗”，但是要粜出去换钱花，况且自家加工白面也没有那个设备条件。逢年过节，只能换几个馍馍吃，一斤小麦换不上一斤馍，吃挺大的亏，要吃顿饺子就更不容易了。因为盛产棉花倒是借了光：穿的就是自纺自织的大粗布。甚至连结婚时都没换上一件花洋布衫。母亲曾说：白毛女还扎了二尺红头绳，可怜自己连红头绳也没扎上，老土布裹了半辈子身。这种家织布连我们都穿过，那时候我都上中学了，舅舅好心给邮来了几块布。母亲给我们哥几个一人缝了一件褂子，因为家穷，只好接受。穿在身上，难看极了，被同学们讥讽为“四六料子”。后来我才明白：给死人预备的棺材才用那个“名称”，按厚薄大小分成几种规格，分别称为三五料子、四六料子或五七料子。
　　 旧社会的农民，特别是妇女，都是在愚昧落后封建闭塞的环境中过着牛马式的日子。干活吃饭睡觉，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母亲说：家庭妇女们之间的交流，就是在夏天吃晚饭的时候，各自从家里盛出一碗粥来，端到当街上，几个人凑在一起，边吃边互相诉说听来的新闻。而后期几年的新闻则多是战争新闻：哪个村子又被日本人洗劫了，谁谁被“皇协军”抓走了，听了后倒在心里添了许多恐慌。
　　 若把每个家庭比做一叶小舟，那么，这叶小舟就必然在社会这个大海里漂泊沉浮。像武陵桃源那样的境界终究是作家的幻想。然而，每个家庭的沉浮程度却大不一样。有的家庭一世平稳安然，就像扎锚在避风的港湾，总也没动一样；而有的家庭却总是在风口浪尖上激荡跌落，甚至翻沉海底。这种巨大差异必然与家庭主人的经历行为直接相关。在每一个家庭中，往往一个主要成员的活动，就会影响整个一家人的命运，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牵扯最大。拿我母亲来说，如果说关里的那种低下的生活水平并非是她一人如此的话，那么母亲在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在运动时期的压抑受辱，在饥荒岁月的苦难艰辛，基本与我父亲有直接关系。在我父亲的履历中，曾几次出家干革命，每一次都不仅给他自己埋下了终身的祸根，也殃及了母亲、爷爷以及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孩子。
　　 父亲第一次干革命，是他和母亲结婚的三年之后。他参加了县里的抗日组织，并且还前后担任了文书、干事、队长等几种职务。名义上是抗日，实际上经常交手的主要敌人却是日寇的帮凶“皇协军”。双方都是不靠军饷靠土地的非正规军。游击队属于“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后即散”的临时军，其实就是拿枪的农民。整体算起来还是平时多战时少。然而对于每一个队员来说，平时比战时还要危险：因为双方都是当地人，彼此认识或知道。像我父亲，在平时“没招之”，也不敢在家里公开居住。但是，他抬腿走了，扔下家属走不了，就有被绑架的危险。特别是青纱帐起，大多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我母亲在关里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就生在战乱期间。拖儿带女，也得经常躺在麦地垄沟里过夜。有时候敌人下来搜查，也进到地里顺着垄沟趟人。那可真是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支着一只耳朵。况且，地里潮湿蚊虫叮咬，屯子里狗吠鸡鸣，再加上孩子哭闹，谁能睡好？谁敢实睡？
　　 到了冬天，外面不能猫了，只好硬着头皮在家里挺着。关里的农家，多是小四合院，穷人家也有个院门。我家那时也有三间上房和两间厢房一扇柴门，组成一个四合院，但是那个破门根本就挡不住人。到了晚上，时常有人叫门：“武志存在家没有？”一听到这动静，母亲就吓得簌簌发抖，搂着孩子蜷在被窝里听天由命。她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唯一能仗胆的是东屋里住着一个老公公。
　　 有一天晚上，“皇协军”小队长曹二贵领着几个人闯进我家。恰巧那天父亲住在家里，听到动静，立即起来躲在了门后。门一开，正好掩住了父亲。趁几个人涌进屋里背对门口的一瞬间，父亲借黑暗立即逃脱。曹二贵进屋后，一摸被子，还是热的，就问：“武志存呢？”母亲回答：“我不知道。”曹二贵当即对着门后就开了一枪，吓得大人孩子哇哇乱叫。屋里四壁溜空，哪儿也藏不了人，曹二贵贼眼一扫，立即带人冲出屋子，向外追去。随后，外面的人喊声和狗叫声就混成一片。父亲能否脱险？爷爷和母亲能不牵挂？心都快跳出来了，却不敢出去打听一下。大冷天，自己家呆不了，总上谁家栖身？谁愿意承担这类风险？革命真是不容易！人民的江山真是一部分人民豁出命来打下的！
　　 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
　　
　　 三
　　 由于战争形势的恶化，1942年初，父亲被“皇协军”捕获。经历了一段半辈子也洗刷不净的囚徒生活之后，当年秋，只身一人逃亡东北。随后，母亲和爷爷也随着逃荒大军闯了关东。母亲的那段千里寻夫的经历，我已经在《记我的父亲武子成》那篇里详细述说了，在此就不再赘述。
　　 1943年阴历九月，我的父母在被称为北大荒的吉林省梨树县的一个叫刘家机房的小屯子落下了脚，一直到死，再没离开。在母亲八十一年的生涯中，在东北的日子是五十八年，占三分之二还强。但是直到她死，她都怀恋关里老家，怀恋关里的乡亲，怀恋关里的生活。她在关里经历了随生随死的战争，关里的生活水平丝毫不比东北宽裕，她为什么那么怀恋故土呢？
　　 母亲毫不隐晦地说：东北人没有关里人实在。我父母初到东北的时候，说话口音与当地人差异太大，特别是母亲，叽里哇啦的，总是招来妇女们异样的眼光，听些她们耍笑的话语。我的父母也不懂得当地的所谓风俗规矩，特别是妇女中的那些“说道”，处起事来，尽管自己满腔热忱，却总是被人家挑理找错，好心不得好评。半世的处人处事，让父亲总结出一句经典名言：“跟谁也难换出一般大来”。
　　 母亲曾和我说：你爹在关里的处境那么险恶，却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掩护；而在东北，你若有了事，面对的却多是看热闹甚至是下绊子的人。我分析后以为：父亲在关里，干的是抗日，日寇是我们全民族的敌人，因此他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在东北，干的工作总要牵动老百姓自身或者其亲属的利益，总是处在群众的对立面上。这个“群众基础”自然就和关里大有差别了。
　　 母亲的观点可能有地域偏见，我可不敢这么看广大的东北人，民风的淳朴不淳朴不一定非和乡土有关。但是母亲曾给我讲过很多乡邻们之间的事情，这些事情与我们家并无关系，但是却让我听了动情撼心。与我们家相关的属于“人待我”一类的事情我不想在此记载了，不值得我浪费笔墨。这种“难换出一般大”的外交，在我走入社会以后，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在此我只挑选了一件属于“我待人”类型的旧事，算是给那个时期留下点印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