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东北地区霍乱传染病大暴发。那蔓延速度真是吓人，染上就没好。母亲说在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几天之内，就死了六个人，吓得谁也不敢上谁家去，人死了都没人抬。我父母都是热心人，谁家有事都倾情帮忙。我父亲见过生死，天性莽直傻大胆，就把那几个死人都给背了出去。大概老天也是保佑好人吧，我父亲还真没得病。说句笑话：被我父亲背出去的人有的连家属都没有，我父亲还敢指望死者本人来报答他吗？
　　 我母亲到东北后曾回了一趟老家。对于我母亲来说，那真是既不容易又很幸运的一次返乡。从那以后，别说母亲，就是父亲和我们哥几个，都再也没了机会。那是1951年的秋后，有一位贩卖牛皮的关里老乡，论起来还是我的远房舅舅，在东北做完生意后准备回关里。听说一路有伴，母亲动了“回去看看”的念头。那时候东北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从解放战争开始，接下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反霸，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战火硝烟总是不断。父亲的处境也是风口浪尖，就把母亲托付给了那位亲戚。
　　 那时候我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和二弟，其中我二弟是正吃奶的孩子。一家人只留下了父亲一个，和当年的情景差不多，又来了个千里别夫。我们是农历十月初几起的程，在姥姥家过了年，正月二十五返回东北，舅舅给买了直达车票，历经四天三夜，又回到了刘家机房。我们在关里过了四个月，回来时每人长了一岁。
　　 在家启程的时候，父亲求了一辆马车，跑了一天的路程，将我们母子送到四平火车站。这个赶车人叫刘兴堂，是给我家种地的犁犋主人刘德盛的大儿子。后来，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他不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在高潮到来之际搬到了东辽河北岸的怀德县。是我父亲以合作社负责人的身份给他开了路条，并且主持买下了他家的房子，做了生产队的队部。也算是假公报了私恩。
　　 上了火车，我一看父亲没一起来，便哭嚎着“找爹呀！找爹呀”，谁哄也不听。可苦了母亲和两个姐姐。她们轮流抱着我，没有座位，一直站到天津。后来我长大了，谈起往事，我问母亲：父亲为什么不一起回老家？母亲叹口气说：关里已经没家了，都回去，又怕把东北的家扔了。再说，你爹怕关里究起老事，也不敢回去。
　　 母亲的这次省亲也幸逢土改以后合作化之前的自由时期，用不着向谁请假经谁批准。更为幸运的是：如果再晚两年回去，我母亲与她的老爹就会阴阳两隔，我那当年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姥爷就感受不到那段特别宝贵的天伦之乐了。
　　
　　 四
　　 我母亲被“归拢”到生产队里天天出勤干活和生产队发生密切关系是大跃进的1958年。那一年真是绝对不同寻常的一年：从那年夏天我在墙壁上看到了党中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字标语之后，立刻觉得各行各业都“跃”进了大跃进的高潮。就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为大跃进“跃”了“劲”：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曾为大买大卖捡过街上的破烂；也曾为大炼钢铁偷过家里的旧锅；曾在傍晚满街敲盆子吓唬那些想要归巢的麻雀；也曾抬着小黑板在路上向过往行人教授刚刚试行的汉语拼音字母……。那一年及以后的很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生产队这个大社会说，那年夏天，在我们家的那个大院门东的公共水井上，架上了一部链条式水车，这应该是我们队迈向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第一部机械。在水井的周围，开辟了一块苗圃，种上了老大一片树苗。我母亲整个一夏天都在那里劳动，有男有女，同工同酬，打畦，松土，薅草，都得顶一个。那部水车是用四个人像推磨一样推着转的，我每天放学后，就上那里玩耍搅混。
　　 那年秋天，电话线第一次从泉眼岭乡经蒋机房作业区扯到了我们新发堡一队（即刘家机房屯），并用那条电话线连通了舌簧喇叭，在众多社员们秋翻挖地的“东大甸子”的上空，激昂嘹亮地放送着《社会主义好》的乐曲。那个热火朝天的场景，几十年后我还觉得如在眼前耳畔。因为当时我也以高年级组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战役，我们被编到“少年罗成连”。在那个秋翻大军里，也有在“穆桂英连”里冒汗挥锹的母亲。
　　 那年冬天，我们队成立了大食堂，几十人坐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吃饭，边吃边听管理员“一颗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可别把粮食糟蹋了”的训教，热闹极了。使我不能忘怀的是，粗心的母亲总是在人前说我不爱吃黏的，食堂做了几次黏糕，母亲总是给我打剩饭吃，我虽然馋那黏糕，但是我没法驳母亲的面子。
　　 从我们家这个小社会来说，那年春天，父亲被招到了泉眼岭乡创办砖厂，我母亲成了家里的独立支撑者。父亲在外干了四年，基本没顾家。在这四年间，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家的境况也随着国家的形势跌入了深渊谷底。
　　 那一年我十二岁，下半年上小学四年级。我的那一年应该是写《记父亲》和记述这篇文字的分界年。从我的那一年上溯的事件，都是听老人们讲述的，讲述者并不仅仅限于我的父母，当然还有外人，我将所听来的材料尽我最大的可能都做了考证；而从那一年往下的事情，则都是我自己的亲见亲临，自己亲历的事情，也做了慎重的核查。
　　 大跃进的高潮持续到1959年。但是给我的感觉第二年没有头一年那么辉煌热闹。大概是国人已经感到跑步也进入不了共产主义了吧，上年开办的那些如雨后蘑菇一般的福利机构都已撤销，保留下来的食堂也不再白吃狂吃随便吃，而是实行发卡打饭的办法，以后又变成了季节性的劳动力食堂，最后彻底停办。“我老汉活了六十年，没听说吃饭不要钱”那个小演唱随即过时。当时流行一时的什么“老黄忠连”、“穆桂英连”等突击队早已解散，所以也不用“锁头看家，烟囱放哨”人人都得出勤干活了；母亲等家庭妇女成了“不招唤就不要来”的“辅助劳力”，工分自然挣不过人家了。队里分东西，不论是按工分按人口，还是按劳力，我家都得不到大头。父亲在外，也不见挣回一个钱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已经同我们的对门刘大叔家越来越大地拉开了距离。
　　 在大跃进的进行过程中，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了。有一阶段，队里不断地开会，动员各家捐献大豆，后来直接到各家去翻，说是给苏联老大哥还账急用。农民最敏感的就是粮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队里还实行定期发粮的供给制，由于给的越来越少，人们不得不采集各种代食品，以补充不足。因而捱到苞米硬粒有心眼并且有能耐的人家就开始像老鼠一样偷偷地往家里盗粮食。而我家却没有这个能人。母亲在场院里扒苞米的时候，也偷着往裤腰里掖几穗，然后以回家看看小鸡下蛋了没有的借口送回家来。不过这点小便宜远远比不过人家。你一天能回家几趟？加在一起还不够人家晚上扛一袋子的呢！公家呢，越是没产量还越是放“高产卫星”。你把牛吹出去了，你不交爱国粮行吗？送完公粮，场院就空了。
　　 饥饿随着60年代的第一春早早地降临到了广大农家。从大地复苏，长出了小根菜，人们就得用它充饥。但是小根菜生长期很短，而且很不出数，也不抗饿。随后长出来的苣荬菜才是救命的宝贝。那肥实嫩绿的苣荬菜整个夏天都铲不败，一茬一茬地供着人们，一直到深秋，还是鲜绿的。我们每天放学以后回到家里，不是出去玩，不是做作业，而是上地里，把社员们铲下来的苣荬菜成筐成袋地运回家来，做我们的“果腹之需”。
　　 母亲整天忙着做吃的。她先将野菜择洗干净，接着用盐杀一下，去掉苦水。后来连盐也用不起了，母亲就用搓衣板搓，连搓衣板也是借刘大婶的，自家也没有。搓烂了，揉出苦汁，再用菜刀剁碎。剁碎了，铺到那用秸秆穿成的蒸屉上，拌上一点“三合面”和盐，烧火蒸熟。开饭了，一掀锅，黑糊糊一片，看不出一点粮食的颜色；一股用什么词汇也形容不准的气味直冲嗓子眼。但是我们吃起来，还都是狼吞虎咽的，因为肚里太空了。
　　 这种三合面由生产队不定期不固量地发放。每次母亲领口粮时都要问：“这是几天的？”回答：“掂量吃去吧。”再问：“怎么掂量？”管理员烦了：“我哪知道？你问上级领导去！”种完地以后，放面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大，而领回来的三合面却越来越少，再以后，干脆不供应了，家里有没有粮食没人管你。没有三合面了，母亲只好天天做“清蒸野菜”，对付着活命。这种像现在拌鸡食一样再蒸熟了的食品，被老百姓称为“粑拉”。
　　 国人都记得，那可怕的“自然灾害”是连续了三年。为了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60年的冬天中央下发了“农村工作十二条”，那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给农民自留地和口粮分配的政策。农村人口的口粮不再像城市人那样按月供给，而是秋后一次性付齐，这个办法被社员们称为“留量”。我记得那年留给下年全年的“留量”标准是每人只给了九十斤皮粮！
　　 刚入春，各家的小粮囤就见底了，而苣荬菜还没有露土。于是，上年秋遗留在地里的白菜叶子萝卜缨子地瓜秧，甚至是枯柴一样的蒜辫子，都被人们捡了回来，用水泡软后，做了粑拉。上一年，是多亏苣荬菜救了命，而人们却险些断了苣荬菜的命。根被挖伤了，第二年它就长不出来了。饿疯了的人们就来了个李时珍尝百草，把大地里长出来的除了青草以外的所有绿色植物都吃遍了。
　　 到了挂锄的季节，也正是青黄不接最为艰难的时候，不断从四处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们队也饿死了一个孤身老头。他住在生产队，一天他感觉有点头晕发热，就躺在炕上泡了一天，没起来干活，没料想从此就起不来了。他拼尽全力喊人把他扶起来，他绝望地朝东院大喊：老崔家，给我一个大饼子啊！但是，除了满脸的苍蝇给予他嗡嗡嗡的回声以外，没有人搭理他。没几天他就死在了炕上。队长派人像处理死畜一样把他抬了出去。还有我们二队的张双喜，是我的同龄伙伴，也是在那年，吃了用烘酥了的苞米芯子磨成粉做的粑拉，拉不出屎来，活活地憋死，
　　 我们家的餐桌上，早已经从上年的清蒸野菜变为本年的清蒸杨树叶。按今天的条件看，那锅“绿色食品”别说一点粮食都没掺，就是拌了点苞米面，用它来喂猪，怕是猪都不能吃，喂羊喂马还凑合。若干年以后，当人们回顾那段令人辛酸的往事的时候，我从众人的唠嗑中品味出来：我们队彻底断粮的只有我们一家。有一次母亲在烧炊的时候从柴火里捡到了四个苞米粒，特意放到粑拉的上面，等蒸熟了以后，给我们哥几个一人分了一粒。她望着我们一个个大脑瓜小细脖铁黑色的脸和凹进去的眼珠（我记得她的脸肿的又圆又亮，眼睛一条缝），最终下了铤而走险的决心。
　　 那时候我家住的是个大杂院，有上屋和下屋两座房子，共住着四户人家。房子是土改前刘家机房的主人盖的，上屋五间草房，土改时分给了刘大叔家和我家各一半（刘大叔并非刘家机房的家族）；下屋五间平房，座东朝西，仍归刘家机房的人居住。其中北头的两间归九先生刘熙光居住；南头三间归七先生刘熙沛居住。七先生刘熙沛去世很早，三间房实际上是七先生刘熙沛的遗孀老七太太领着两个孩子居住。她的大儿子比我大两岁，小儿子比我小两岁。
　　 老七太太住的南三间是中间开门，人住南头那间，北头那间也就是五间整房正中间的那间，是个堆放杂物的空房。与北头老九先生那两间房的分界墙是一道死墙。那年队里借用这间空房穴了一囤子高粱。我不知道队里有房子为什么却把粮食藏到个人家，或许是怕偷怕抢吧？也不知道还在别家藏了没有。这间仓库的门，设在屋内的间隔墙上，外围墙只有一扇钉死的窗户，想进去必须经过老七太太家的房门。仓库的那扇门是早年的那种室内门，上半截有镶玻璃的田字格，已经用木板钉死，门扣子上着锁。当时我母亲与老七太太的关系挺好，母亲就商量老七太太偷点粮食。老七太太一家也在饥饿当中，两人一商即妥。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以后，母亲领着我来到她家，用羊角锤起开了钉在田字格上的木板。起钉子的吱吱声怎么那么响！仿佛能震动全世界！吓得我们跑回家钻进被窝里趴了老半天，见没有动静，又返了回来。我和刘家小儿子钻了进去，两个老太太在外面撑袋子，各装了一口袋，那一口袋粮食也就是二十多斤。见下去的坑太大，刘家有高粱壳子，填了进去拌匀，之后将囤子和门板恢复了原样。
　　 第二天，我心虚地观察满院人的表情神色，没看出谁有什么异样，也没人提昨夜听到了什么动静；我又提心吊胆地等着队里开仓。终于有一天，我看见队长领着饲养员来了，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然而饲养员挑了两桶高粱和队长一起走了，看不出有什么怀疑。慢慢地，我的担心消失了。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锻炼之后，我曾反复思考那件事情，总觉得并非那么简单：第一，老七太太有两个儿子，想作案自家就够手；仓库就在她家屋内，没有必要算上外人，犯不上自己担险为别人获益。为什么母亲来找她，一说即妥呢？那很可能是她家已经作过案，那堆高粱壳子就值得怀疑。算上我家可以掩盖她家，若出事，好让我们做替罪羊，至少可以推出一半责任。第二，队长不可能是睁眼瞎子，缺了粮食看不出来。作案的二十年以后，我也给队里当了三年仓库保管员，粮食差了样，往里掺壳子，那是糊弄不了我的。或许队长与刘家已有某种默契，甚至是在每次出库的时候，直接就付给刘家一点。如果是那样的话，刘家就根本用不着偷了。母亲找老七太太也商量不妥。那么，这事到底是什么原因做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