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四季更迭，如轮换京剧脸谱，除了青黄不接的一、二月，应该说都值得期待。到欧洲的最初还认为，一年应该从三月开始，一、二月截掉，留下整齐的10个月，由此，三月万物苏醒，四月天地芳菲，特别符合人类情感和心理的需求。嗨，没想到自己的歪念竟然是古罗马的原始年历。帝国后来不得不把January作为一月，是因为January的拉丁语ianuarius，源自起源和转折之神ianus。所以，本来拖在晦暗冬季的年尾巴就变成了一年的转折和开始，可见神权时代对神的虔诚程度。于是，起源转折的January就成了难熬的一年之始，而喑哑晦暗的2月，就跟把门神一样地挡住春天的光临。在西北欧，不外出的二月，就跟发了霉似的，得竭尽所能地做自己的发光体，否则脸上就要漫布一层苔藓或镀上一层哑光漆似的，每年，我就拒怕这层老苔和哑光漆。一般地，非上班族会在太阳逐渐低俯向地平线的季节已经和候鸟一起往南飞了，呆到春天又随猴鸟飞回。我没那条件，只要能到接近太阳的地方去几天，而后居于行程必需返回，而春天似乎也随行进家一样，不多久，果树、玫瑰枝丫上就鼓胀起苞芽来，那时春天的光就要亮起来了。家里有个高压职业人员，强调度假必须到别个大陆去，“把欧洲彻底抛开”，而主题必少不了海潜，所以，度假地需有够资质的潜水配套。去年有点特殊，我回国期间，洛克已在网上搜索老久，定下印度洋的一个岛，出行时间正是二月。当然，走不了了，连同3月初回国的票，一并取消。
　　 于是，我把这个二月叫作漫布苔藓的哑光的二月，史无前例地难熬的二月。海外社交平台上的图文信息加视频，关注多了，每天显得心神不宁，好像自己的生活被那个丑陋的跳弹劫持了，想起那句话：明刀不如暗箭。那摸不着寻无踪的病毒甚至比暗箭要细微而诡秘千万倍。今回想起来，最是庆幸隔离前听了几场音乐会，可以说那是“雪崩”之前的静默时刻。
　　 2020年，贝多芬250周年纪念，教堂音乐厅AMUZ早在去年就开始筹备一场全欧的古钢琴贝多芬专场。2月1日和2日，来自全欧的10多位古钢琴大师汇集一起，举行整整两天的演出。静默中的聆听把我和喧扰的外界隔绝，和扬尘般的信息隔绝，和恐惧和焦虑隔绝。我甚至想说，2020年的隔离生活，如果我参与过，那才是我愿意认可并记忆的隔离，于我，那是非常时期里的一场弥撒，一场净化世界的洗礼。
　　 那两天，每天六点起床，7点到老巫Thilly家，一起出发，8点到场，那时，休息厅里已经满当当地坐了人了，自然又是一群老骨头和不多的中年人。于古典音乐的浸染里成长的人们，他们的心魂已然听从音乐的统辖和支配，起早摸黑的汇集，不纯粹是听音乐，而是源自一种敬慕崇拜般的情感思绪。退休之后，听音乐似乎成了主业。人人手持一沓各个音乐厅的老人卡，本城市的Amuz，伊丽莎白，theSingle，opera，甚至根特和首都布鲁塞尔的音乐厅，因为他们是各个音乐机构的常客，所以演出信息会提前到邮箱，到点就去。老巫是其中一员。
　　 那两天的演出都很早，我们到时，等候厅满了，头发花白一片。我一如既往是当中那张“异族的脸”。那是国内媒体尤其自媒体正汹涌“海外种族歧视”和“排华潮”的初期，我想亲历一下看看，却没有任何投向我的目光和举止，显示出这些迹象。票是参加两天演出的伊丽莎白给的，现定居苏黎世的伊丽莎白是老巫30多年的忘年挚友，是管风琴和古钢琴界的佼佼者了。这几年，从管风琴到古钢琴、现代钢琴，都看过听过她不少演奏，十分不凡。几年前在根特大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她驾驭的琴键和风管在穹顶形成的千军万马效应，让我对她敬佩不已，而这一次的古钢琴，同样让我刮目相看。这次她给的票，每一场都是在第一排的正中，距离演奏者只2米距离。好像是看音乐，因为听音乐是不需那么近的。
　　 英国人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因为儿子也常弹奏，旋律熟悉，听着竟眼眶发热，后来的《弥撒曲》似乎更切主题。音乐厅的前身是教堂，而我们眼下坐的位置就是曾经圣日举行弥撒的圣坛，这让我感到莫名安静。自始至终，我闭着眼睛——越来越觉得只有闭起眼睛，我独自的世界才会存在且并劳而不破，那里星河璀璨或森林茂密，我在其间独行细语。两天之后，失眠期的焦虑，恐惧，得到荡涤净化。
　　 然而，那其实不过是雪崩前的短暂祥和。
　　 又说2月。下旬假期那些涌向南部晒太阳的人，不仅是比国甚至起码是半个欧洲疫情的“盗火者”。火种就是他们从意大利盗回的，只不过，还在潜伏期，定时炸弹已处于千钧一发时刻。3月初，西班牙某酒店确诊一例，导致无数客人被隔离，其中就有1000个比利时人。我思绪有些烦乱，失眠，写不了字，那阵子频繁看医生。我医生是个大方的年轻美人，每次看病，总嫌时间短，闲聊不够。那天我说：病毒到欧洲了，你怕吗？她说：不怕，就和流感一样，而且我们的医疗那么先进，早在上个月就准备好应对的医院了。其实，那时几乎大多数的本国人都持同样观点，之前洛克同样这样说。不知是受了她影响，还是私下里我想逃避恐惧和焦虑，也莫名积极乐观起来。我给老巫电话：Thilly你不要到馆子吃饭去了，外面危险，好好在家里呆着哈。
　　 骄傲的公主口气一如既往：我才不怕，我不会死的。
　　 好，天真的快乐娃娃！我说。
　　 之前的几年，我几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真有天堂，那就是欧洲了。但是，如果再来一场战争，欧洲也许会束手就擒，因为太没有防御能力了。那是我的真心话。旧陆的温带欧洲，没有我视为天敌的热带的蛇，没有地震风暴，而45年后的欧洲，一片和平，更是安家乐业的福地。可是，长期的松弛舒适，使得欧洲人就跟街上穿行于游客腿脚间，甚至随时落到游人头、肩上玩乐的鸟一样，完全没了戒备。2020年的春天，正是这样的情形。人人做了自由鸟，为了自由，他们似乎更愿意漠视一场闭锁天空和大地的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瘟疫。
　　 几天后，“定时炸弹”引爆，病毒像受孵化出壳的缩微版生命，毛茸茸的刺头有序排列。它是蠕动，飞行，还是以弹跳的方式移位，总之，感染的数字开始以喷泉的直线喷发，且范围迅速扩大，蔓延。不知病毒专家是否知道确凿。但欧洲的专家那时普遍说的这句话，让我着急甚至愤怒：戴口罩没有任何用处。不知道他们的专业理论支持是什么，在一个传递神速、威力到了近乎是借空气杀人的地步，竟然说戴口罩没用，实在是匪夷所思，一排胡言，妄言。而最检验智商的是，民众竟然那么听“专家”和“政府”的话，照办，照“言论”人传人：戴口罩没用。不管如何，从疫区回来的见识了生命脆弱度的人，意识到恐怖的幽灵正在逼近，空气里的紧张度加强。然而，街上、车站，人群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公车里依然人挤人，站台黑压压的，一个也没戴口罩。
　　 我其实无法判断他们是真的不怕，还是面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袭击缺乏经验，也或者因为缺乏经验的失措迟钝，被恐惧劫持？绝望？我所在群里的一位意大利籍安特卫普大学教授，就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恐惧，一再呼吁大家要戴口罩。可是，哪里有口罩呢。说起口罩在各国大风席卷般的突然消失，迟钝的欧洲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期间我去看老巫，聊到深夜。这一次，她似乎意识到历史的循环，不再天真了。我这几天想起小时候我奶奶说的话，100年前的罗马，人们被不明的病毒袭击，涌到梵蒂冈等各地教堂去祷告，弥撒长时间地举行，结果传染得特别可怕，罗马城都空了，我奶奶说我们家也死了不少人，有5个之多……她问起洛克，他怎么样，还要上班吗？
　　 你问对了。我说，他正是我的恐惧所在。
　　 洛克完全听从于“权威专家”的告诫：戴口罩没用。另一个本国共识和现实自持是：我们有先进的医学，而且早已严阵以待。听到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无力。我从来是个权威的质疑者，特立独行，天生不是一个只听话不动脑的人。我说，不是说自由独立思考吗？为什么非得听专家和政府的，而且你明明在电视里看到武汉的严峻，这个瘟疫，除了自我防备，没有赦免者。那些天，欧美政要似乎真以为自己吃了神的赦免药，毫无顾忌，大摇大摆，握手，拥抱，亲吻。好了，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欧洲政要和明星，纷纷中奖。这让我的神经严重紧张。因为洛克的岗位，每天就是这样的人，谁知道那些因子哪天就被孵化呢？
　　 你可不可以不去上班了？我恳求。
　　 不可能，你知道由不得我安排的，除非政府颁布文件。而且秘书提前两周甚至一月就安排的会见，从来就不可更改，而从别的大陆来的客人，机票都买好了。
　　 那可不可以不握手。
　　 有欢迎国家元首不需握手的吗，洛克说。
　　 你们也不戴口罩……
　　 这确实不是欧洲的习惯，何况在那样的客人面前了。
　　 我理解。我说。
　　 商量没有结果。
　　 我的恐惧和焦虑加强。想到过去的14天甚至21天里他握过的客人的手，按照他每天平均面谈5个人算，也有70到100人，想想，心里就毛起来。
　　 想到美国一个文友说：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东西想记录下来，但我现在急于写遗作。我深有同感。一直来，作家的创作常常苦于搜索前人历史，而眼下我们所经历的宏观微观，正是往后创作所需记录的，可悖论的是，手头的创作又是过去十年二十年里四处搜索、提炼的结果，所以，放不下。今年开始，我的长篇进入完整时间上的创作，世界停顿期间，寂寞的情态应该说特别适合书写，我希望能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拿出初稿，潜意识里形成了计划，心里就总是趋向我的人物，我需要整个地放松，沉浸在我新建立的世界里。可是每天傍晚，只要楼下大门钥匙孔一响，楼上的我就浑身绷紧。他进了来，我一反往常，远远地站着。
　　 你怕我？他一如既往地提着两个手提箱。
　　 是的，我怕你。你让我紧张。我实话实说。
　　 是你弄得我紧张。
　　 除非戴口罩，不和客人握手。我说。
　　 晚上吃饭，我煞有其事地说了一句话：欧洲文化我一直热爱，但这场瘟疫，使得我重新看待。
　　 嘿，怎么说？他眉毛提得老高。一直来，他知道我爱屋及乌，对欧洲人文痴迷，甚至在过去的日子里不时说着“这个城市给了我一切”这样的话。现在怎么说起风凉话来了。其实，这些年对欧洲我没少诟病，比如我说，欧洲这些年表现不好，各国为解决经济和就业，置祖先创下的昂贵价值不顾，甚至可以说各国政要为政绩选票而短视自私，所以，建立在选票上的选举似乎也表现出消极的一面。
　　 这个你说的很对。危机以来的欧洲，确实一筹莫展。经济绑架价值，大家都看到了问题……
　　 自从老川上台，中美贸易，一餐自由人的饭，常常就如此这般地，吃成了一顿政治商戳的饭来。这其实让人讨厌。
　　 下来的几天，洛克会在休息的空隙传来他办公室的情况：进门和洗手间门口放置的消毒液和免洗酒精擦拭纸，同事们距离1.5米的座位，整洁净雅的访谈间，并和我说起刚刚接待的某国客人的趣事等，他尽可能地传递让我放心的信息。很快公司出了文件，规定：下来的接待，一律不可以握手……
　　 仅仅不可以握手拥抱，远不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只有关门停工，所有人回家隔离，才是最终解决方案。可是，欧盟还在磨叽，专家继续在说着那些匪夷所思的废话：不要恐慌，戴口罩没一点用……白天，洛克回家时，我总浑身紧绷，并尽可能远远躲开他。我们吃饭时不再面对面，2米长的餐桌，人各坐一头，像国共合作时期的会议，有时吃着吃着就面面相视笑起来。我建议餐具分开，但是长期没有的行为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就烧水消毒，每天烧开水，盘子碟子刀叉地一轮轮地煮……我已经把铺盖挪到书房，晚上失眠，干脆坐起来，心里这样的想法循环着：儿子还需要我，我不能死，我的书才开始我得写完……于是之前萌生的念头变得强烈：离家到外面住一段。南部雨果舅舅的家去，没有网络和世界隔绝的孤独是这个时期我所期盼的。过去多年的经验说明，山里雨果的家是我写作的理想居所。写作时看窗外牛羊成群，休息时可以在山里和原野四处游荡，好一派田园牧歌。可是离家太远，万一洛克被感染身边没人怎么办，还有万一我到小镇买菜感染，离我们城市大学的病毒接收医院那么远，急切时会有人及时来救我吗？行不通。就想到市郊的修道院去，我爱修道院那份清寂纯净。之前已和神父说过，神父乐意，说院里有足够的房间，任我选自己喜欢的。洛克似乎意识到自己给我带来的危险和干扰，同意我的决定，说哪天你想去，我送你去。
　　 突然觉得自己很绝情，嗨，这种时候怎么可以离开呢。想想武汉那些个家庭，那些惯常朝夕相见夜夜同眠的夫妻，在某个时刻离开，就成永别。
　　 不，行不通。不能走。于是决定，哪也不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得在一起。决定不走，就要对付日常的恐惧，那恐惧就是：他握过的近百号人的手，哪一个把定时炸弹传给了他，而一旦引爆，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