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横渠四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说这四句的就是宋代横渠人张载。
　　 张载这横渠四句，22个字，言简意赅，读着激情澎湃，想着热血沸腾。
　　 “为天地立心”。即为天地确立仁者之心，圣人之心。其中“天地之心”，源于《周易·复卦·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易传的意思是，从《复卦》可以看出天道的用心。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就是见天地之心，就是寻找天道运行之心，也就是天地自然乃至社会的运行规律，或者准则，使人心合于天心，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为生民立命”。就是通过修身，使自己的生命个体能够安身立命。“民”，是大众，为生民立命，就是为大众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去追求至高无尚的精神家园。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者，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也；“绝学”者，孔孟先儒所弘扬之道学也。是指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担一份责任。
　　 “为万世开太平”。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是指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为国为民开创一个和平盛世。
　　 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中，震撼人心的名言警句数不胜数。但如果说哪几句能让人热血沸腾，让人忘乎所以，直面生死而不悔。这种视死如归的魄力和勇气，喊出来犹如一声炸雷，捧起来需要刨肝沥胆以明心志。而这“横渠四句”说出，就像宣誓的孝忠词，就像奔赴战场的生死状，哪怕一去不返，也只为正义的曙光，视死如归，在所不惜。
　　 张载，字子厚，公元1020年出生于长安。在张载15岁那年，担任涪州知州的父亲因病去世。张载跟着母亲，带着弟弟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开封，当一家人走到眉县横渠镇的时候，传言西北正在闹兵变，张载就在横渠把父亲安葬下来。随后，张载举家搬到横渠，他一面躬耕，一面苦心读书，希望有朝一日，博取功名。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奉诏主持科举考试，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年的科举竟被称作“千年科举龙虎榜”，这一榜举世无双。
　　 北宋最洒脱的文学家苏轼，以及他的弟弟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和他的弟弟曾布；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之一的程颐；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北宋改革家吕惠卿；忠奸难辨的大政治家章惇；还有那位为北宋时期收复两千里失地的名将王韶。哪一位不是如雷贯耳？
　　 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这一次，38岁的张载也是榜上有名，高中进士。
　　
　　 二
　　 中国古代三大思想中，佛道儒自成体系。但到了北宋时期，佛教和道教在不断发展，而儒学却止步不前，人们除了重复孔孟之言外，很少能把儒家思想再次升华。这时，有个大臣名叫张方平，他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天下英才归佛门”怎么办？由此引发长达十余年的辩论。
　　 在漫长的讨论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分为三大支，即：理，心，气。其中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影响最广。其次以王阳明，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名噪一时。除此之外，张载创立的“关学”以“气本论”作为第三分支，形成了鼎足之势。简单来说，张载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气组成，万物只存在心态的变化，但气是永恒的。
　　 这里需要说一说，宋朝中期发展出五大学说，“濓洛关闽新”。他们是，周敦颐所著“濓学”，二程开创“洛学”，张载创立“关学”，另外还有朱熹的“闽学”，王安石的“新学”。这五大学说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为再造儒学，给予儒学思想以升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载说出了那句横亘千古的名言，后来被哲学家冯友兰定为“横渠四句”。
　　 如果说儒家思想用以治天下的话，那么这张载的这四句，就是儒家思想的升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与壮志。
　　 每一个读书人一定会说出几句“之乎者也”之类的话，但每一个读书人未必会真的说出如此慷慨激昂之词，但即使说出来也未必可以身体力行，马首是瞻。单从这四句话的铿锵有力中，你就能感受得到，那血泪陈书，字字都是骨头。这是一个文人的铮铮铁骨，同时也是一个男儿壮怀激烈的斗志。
　　 我们都是今生今世，拥有如此平凡的一生。但是，在血流过的地方，在脚踩过的地方，有我们生长的痕迹，有我们奋斗的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留下一些什么，不管是目的还是壮志？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为的是这片土地，为的是身后的祖国，为的是人民，为的是江山社稷。那么，这些真的就重于泰山，而自己也就轻如鸿毛了。
　　 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都想写出一段超过这段话的文字，可惜再也没有。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不管是凡夫还是大儒，这四句话，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万世奋斗的座右铭。
　　
　　 三
　　 法国文艺评论家朱利安·班达，曾经写过一本书：《知识分子的背叛》。他认为现代读书人背叛了古代的优良传统。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读书人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其政治态度越来越具有情绪化的因素。他认为古代的读书人是这样一群人，“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主要从事的是知识与文化的创造、更新与传播，其追求是超越现实的。
　　 但朱利安·班达的话，纯粹是从西方古代的情况来定义所有的读书人。西方的古代读书人也许的确是这样，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他们崇尚纯粹的知识，他们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
　　 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不是以纯粹的学术为追求，而是甘当时代的弄潮儿，似乎有着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
　　 历史上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意思是，孔子墨子，总是席子来不及坐暖，烟囱来不及熏黑，栖栖遑遑奔走于诸侯间。因为孔子总是驾着车，载着礼，奔走于诸侯间以求仕用。在儒家看来：“不仕无义”，不做官，不合道义；“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所以，“学而优则仕”。于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作用，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高理想。
　　 墨家本质上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政治团体，他们摩顶放踵，日夜不休，兴利除弊，造福大众，甚至直接参与反侵略战争。
　　 法家更是热衷政治，精研管理，他们是热情的社会改革者，多是各国诸侯政务的实际参与者。著名的政治家如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都是法家。
　　 纵横家以政治外交为其基本活动内容，纵横捭阖，以布衣之身说诸侯，以三寸之舌退雄师，或一身而挂六国印，或片言得地六百里。
　　 唯有老庄似乎远离政治，庄子将官位比作腐鼠，楚威王曾想请庄子辅佐朝政，庄子却愿“曳尾涂中”。但实际上，老庄是因为被黑暗的政治伤透了心，他们实际是人在江湖，心存魏阙。老子《道德经》谈的多是治国用兵之道。
　　 孟子曾自信豪迈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屈原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东汉末的著名“党人”陈蕃豪气地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
　　 范滂则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唐代书生不管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才能，总有浇不灭的政治热情：书生李白，有诗才无干才，政治理想却很狂傲，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于是他“遍干诸侯”，以求仕进。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孟浩然因无缘政治而伤感：“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宋代读书人更是如此。范仲淹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元明清三代政治动荡，但并没有泯灭中国读书人的政治热情，有四句名言可以为证：一句是明末东林书院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二句是明代中晚期思想家吕坤的名言：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第三句最有名，是麦孟华改写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四句是著名画家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中国的读书人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所以其人生的基本理想便是政治理想，而不是学术理想。就是“学优则仕”，投身官场，为民请命。正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即：德高望重，功成名就。
　　
　　 四
　　 宋神宗熙宁十年，张载身患肺病，辞官回乡。在路过临潼时，大雪纷飞，张载坦然而逝。
　　 张载死了，人们怀念他。然而恍惚间，人们发现，张载似乎并未死去。他的思想还在，他的精神不熄，他所说的话还在激励着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为了天下、为了人民、为了这个国家，砥砺前行。
　　 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楚，“民胞物与”，吾生何为？让我们以“横渠四句”作为标准，把“为天地立心”变成一盏灯；把“为生民立命”打造成一口钟；把“为往圣继绝学”树立成一个使命；那么“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吾肩之责任。
　　 扛起张载的道与义，担起我们的家与国，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人民，去经历时代的淬炼。炼成铁，炼成钢，如一盏灯，照亮前进的路；如一口钟，敲响时代的钟声。以“天下为公”的信念，去履行自己的责任；以人民江山为重担，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